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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周总理一样，黄镇大使对我非常信任，鼓励我在美国体制内认识多些朋友。我被任命为政治部联络处的副主任，主要对手是美国国务院中国部的人员。除此之外，黄镇大使也着我广泛结交众议员和参议员。我和大使有许多次的谈话，研究谁是有影响力的国会议员，并起草名单，以决定谁应该拜访，谁应该邀请吃晚饭。自从49年解放及美国决定支持台湾后，国民党在美国国会中已建立起强大的游说团。黄镇大使明白我们应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我们和好些政治人物会面。黄镇认为我们的一些规矩，例如不能和外国人单独会面，荒谬不当，因为这会使外国人不能畅所欲言。他运用他的权力着我们和某些人士单独会面，例如他派我接受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赖斯顿(J. Reston) 的访问。而我也乘机刺探水门事件的进展及不公开的内情。

   联络处的第二号人物韩叙，则非常注意和遵守一对一的禁条。我时常陪同他参加聚会，他永远不会离开我的身边。有时我走开同其他人握手，他也不满意。1974年，中国国内的政治气氛又再炽热起来，人人自危。联络处的左派也开始批评黄镇。而由于我的美国背景和与美国官员的良好关系，我亦难免受到怀疑。

   1974年1月，我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和来自中国的同事一起办公，他们告诉我邓小平复出和恢复政治局委员地位的消息，我高兴得在房间里跳起舞来。邓小平是好人，他是周恩来的盟友。然而，即使如此，随着毛泽东健康的恶化，中国政局愈来愈不稳定。周恩来，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最重要的人物，也似乎在褪色中。江青利用毛泽东的病情为所欲为。她力图压制周恩来，大力鼓吹「不破不立、先破后立」。一班老革命家被有计划地清算、流放，有些更被杀或自杀。彭德怀元帅，韩战我军的最高统帅，被红卫兵毒打，受尽折磨而死，时间是1974年11月。我的妻子向同也因为她和台湾的关系，(她的父亲49年去了台湾) 而迟迟不被批准来美和我相聚。

   还有一事，也是荒谬得可以。文化部派遣一个代表团访问上纽约州的康宁玻璃器皿公司，目的是商量合作生产电视。这是江青的意思，她希望透过电视把她的革命样板戏向全国传播。访问结束的时候，康宁公司致送一个纪念品给客人 -- 一个手工制作的水晶蜗牛。代表团返回北京后，外交部一个极左派给江青写了一封信，控诉代表团团长接受这个礼物是卖国行为。信中说这是对中国的一个侮辱，讥笑中国的进步像蜗牛那样缓慢。

   江青把愤怒发泄到总理身上，因为总理批准这个访问。她要求驻美联络处发出正式声明，抗议此事。然而，在这个问题上，连联络处的左派也不同意。结果我们发回一封长长的电报，解释情况，最后「蜗牛事件」不了了之。(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