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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往华盛顿设立驻美联络处的先头部队，由外交部联络处的副主任韩叙率领。韩的仕途这几年拾级而上，从一个礼宾部的官员开始，现在已经是大使级人员了。我们先头部队的任务是，为驻美联络处的工作人员和家眷寻找合适的工作地点和住所。一切妥当后，黄镇大使便和其余的人员和家属来美。

   1973年4月，在我们出发前几天，周总理邀请代表团各成员到他家吃饺子。他就我们在美国的工作作出训示。完了之后，他突然说出了惊人的说话：「这是我最后一次见你们了，也是最后一次跟你们吃饭了。」这有如晴天霹雳。我听到有人在饮泣，有人在用纸巾抹泪。我则心潮汹涌澎湃，并混着恐惧。总理近来变得消瘦憔悴，他是不是病了呢？还是他在江青那一帮人的围攻下，将被清算呢？他的宣布对我和对中国有什么意义呢？

   总理最近宴请了一些在华工作的西方人士。这些人都是共产党人，不少更在中共政府工作，主要是翻译和编辑宣传文件。1960年初，当我翻译毛泽东的著作时，我曾和他们合作过，其中包括美国人爱德乐 (Sol Ader) 和柯弗兰 (Frank Coe)。柯是马克思经济学家，曾在美国财政部工作。他在麦卡锡时代逃往中国。爱德乐则是在英国出生的美籍人士，也是经济学家，曾与柯弗兰共事。

   周总理热情地和这些外国朋友拥抱，并对他们在中国所受到的不公待遇表示歉意。那时，我觉得周的表现意味中国往好的方面转变。现在，我结合周的说话看起来，这无疑是一个人在利用他余下的时间，解决他心中尚存的问题。

   总理没有向我们解释他为什么说这样的话，我们也不好意思去追问。而正正因为总理说得这样简短，意味可能将有大事发生。我们同事间经常谈到总理这些话，但没有人知道它具体的意义。我们知道和看到的是，周总理老得很快。他不抽烟，但他看起来非常疲倦，就像一棵老树将要枯萎一样。

   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早上的时候，中国代表团起程前往美国。途中我们在日本东京过了一个晚上。翌天下午，我们换乘一架波音747客机。这是我首次乘搭这种庞然巨物在空中飞行。我们虽然是下级干部，却被带到客机上层的头等舱里，这无疑是航空公司给我们的特殊款待，像皇室成员一样。我们的成员中包括了大使的司机。他也跟我们先头出发以熟悉美国的交通法例及考取驾驶执照。他并会协助购买一部房车，以供大使之用。这位司机属中年年纪，个性随和，略肥。由于是高干的侍从，他看起来颇有尊严。客机的机舱服务员见到他这个派头，以为他便是中国大使了。她称呼他为「大使先生」，殷勤款待。这位司机不懂英语，只是微笑，许多时候庄严地点点头。所以，每次服务员来的时候，我们都好容易才不笑出来。

   我们的目的地是洛杉矶。我最后见它的时候，是二十三年前了，当时我正乘坐轮船来美国。现在再来的时候，我已经是饱经忧患的中年汉了。在机上用过晚餐后不久，播音器突然传来了机长的声音：「各位乘客，我是机长。你们有些人可能已留意到，飞机的一个引擎正发生火警。请不要过份惊恐。747客机的设计，是只有两国引擎也可以正常飞行。同时这种飞机的设计，可以在空中把引擎除掉。我现在正准备这样做。当我把引擎抛掉的时候，你们会感觉到飞机有轻微的震动和摇摆。请不要担心。并请留在座位上，扣紧安全带。客机将会在夏威夷紧急降落，乘客可转乘另一班机继续前往目的地。」

   几分钟后，飞机果然摇了一下。从我的座位，我看不到什么景象，但我可以想象到一个着火的引擎，从机翼脱离出来，跌向下面的茫茫大海。我见到我的同僚有些满头冷汗，眼睛睁得有如铜铃大。至于头等机舱那位服务员，她是震颤得这样厉害，竟把一杯橙汁倒在我新造的西服上。(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