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六章 新蒙昧主义 （ 二）
   
   
   
   但夜色中的香山就决然不同，而是一种站立在北京的边缘，显得卓尔不群。

   成哲的房门虚掩着。正想着何思快到了。
   呼听到一声高喊道，“我看到了魔鬼的影子在晃动”，何思一边提着送给成哲的茶袋，一边进门就高声喊道。
   “那个魔鬼不是具体的个人，而是深藏在个体精神中背离宇宙天道的思维形式。”成哲哈哈一笑的答道。
   握手落座。紧邻着香山公主坟方向的落窗，二人对面而坐。
   “如果说，李鸿章曾感叹的，中华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变局，那么今天，整个人类文明也遭遇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啊”。成哲说完就啜一口茶，然后点燃了一根香烟。
   “就是啊。可是我们缺乏卓越的思考能力来进行梳理，也许各个主流文明文化传统中，应该有对治的思想价值资源。而只是我们已经将之扭曲了，表面尊崇实则扬弃，形成了一种空洞的东西，无法和现实各个领域有力的结合融洽。是一种事实上的边缘化。”何思眼盯着成哲坚定地说。
   
   “你说的对啊。比如中华文化的现代化问题就是这样的。具体表现在中华文化的精髓天道思想如何与现代事物确立逻辑关系的问题。比如西方文化的价值精髓基督之博爱精神，如何融入到具体的生活当中去，而不仅仅停留在口号，甚至束之高阁。”说完，成哲右手撑着头部，望着窗外的婆娑的树影沉思着。
   
   “我认为，天道、博爱、无我、大爱这些古圣人遗留下来的文化成果，其背后应该有一种共同的普世的宇宙逻辑在支撑。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逻辑呢？它应该是简单的，符合宇宙真理的形式，是大众都能彻身领悟掌握的，在宇宙中，遑论人类社会各个领域中都坚实存在的规律，而不应该是一种高深莫测的玄术。”成哲出神的望着夜空有点自言自语道。
   “你怎么看待法轮功？现在李洪志及李洪志的信众控制了海外的很多资源，组织了一个什么主张采取以怨抱怨、清算、瓦解对方的过渡政府；在对待法轮功问题上，凡是对之持有异议的声音，都在海外遭受了有效的屏蔽，乃至要遭受法轮功分子的人身攻击；他们大搞个人崇拜，其邪恶已昭昭啊。这种品质远离了关于民主与自由价值的基本内涵。值得世人警醒啊！”何思感叹道。
    “是啊。违背宇宙天道与博爱之理的转法轮，必然是冒充的伪转法轮。我现在回想我自己家庭的悲剧，父亲就这样走掉了，真是噩梦一场。原本我还报以理解，认为父亲有自己的信仰追求也不错。可现在看来不仅没有任何正面价值，反而必将受到历史的唾弃。那些千千万万个父亲母亲呢？都是怎样受到这种舆论环境的影响而加入伪法轮功组织，接受他们的精神奴役。李洪志不许任何人对他的话语质疑，否则就是大不敬。”成哲感慨道。
   何思对于伪法轮功组织邪教化也是不久前才改变原来认同支持伪法轮功观点的。但对李洪志集团内部如何奴役人精神的细节还是不很清楚。
   
   “虽然他们遭受了超出人类道德底线的悲惨命运，但如果任由其发展下去，不仅是中国和中华民族，而是整个人类社会都将逐渐陷入伪法轮功集团制造的远远超于中共对之的手段镇压，而试图回复到暗无天地的中世纪秩序去。因为伪法轮功祸乱的不是一个民族和宗教，而是整个人类文明和既有的核心价值。他能蒙混人的字眼就是真善忍，但这是欺世骗人的东西。他的整个思维体系文本最终目标是建立自己个人崇拜与控制世界精神领域乃至世俗的政治领域的权威，所以他必须贬低佛陀基督老子等古圣人。认识不到这一点，我们就会陷入同情法轮功遭遇的话语圈子里面而无法跳出来冷静地看问题。”成哲端着杯子看着何思说。
   
   “你的意思是，当局取缔法轮功的方向是对的，但方式方法需要商榷？”何思幽幽地眼神看着成哲道。
   “是的，我们要坚定维护宗教信仰自由，这是现代宪政保障人权的基本内容与特征之一，它有着天然不可让渡的权利。然而，一个历史事实就是，即使在民主美国历史上，也绝不允许任何宗教势力的过分庞大，以致对民主制度构成威胁一样。任何事务组织的过分庞大，必然导致失去平衡的畸形状态出现，从而给这个国家民族甚至全人类带来难以预计的灾难。更甚，法轮功贬低基督、佛陀、藐视老子、淡化默罕默德这些古圣人之后，从而树立自己高不可攀的新宗教领袖位置。这明显是个违背宇宙天道，而遵循形式逻辑片面思维的伪善宗教集团，其发展殆害无穷。”成哲异常坚定地补充说道。
   
   他的内心最为复杂和难受。因为他的父母直接间接都因伪法轮功而亡。当初在成哲的心理，这种死亡应该还有某种现代价值，应当获得人们的尊敬。然而，从伪法轮功文本与组织演绎不断越来越离谱的过程看来，这种死亡毫无对推动历史进步的正面意义。
   
   当局虽然是个权威政府，在这一点上不得民心，但这是一个递进改革转型的过程。客观的说，从邓小平到胡耀邦赵紫阳李鹏，接继到江泽民朱镕基，到现在的胡锦涛温家宝，改革的方向是从来没有动摇过，只是在改革的快慢与时间表上存在朝野的广泛争议。
   
   从邓的经济改革到江提出的政治文明，发出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这一具有历史使命感的号召，到胡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根本上否定了阶级斗争的社会关系，这是一种递进续承的进步关系。
   此外，从江公鼓励社会哲学创新研究到胡公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创新鼓励，这是一种逐渐明朗的递进关系。所谓和谐一词，实则来自道家的“负阴抱阳，充气以为和”的天道思想。这也是可持续发展的内涵。道以阴阳化生天地万物，阴阳相交为和谐，故万物要想可持续发展非得和谐不可。
   
   在西方文化源头，赫拉克利特同样提出相同的思想“相反的力量构成和谐，就像弓和琴一样”（苗力田主编：《古希腊哲学》，第41页）因此，胡锦涛的伟大在于提出了这一个实质上抛开了旧有意识形态的根本思想而选择了复兴中华天道文化，同时又拥抱世界融合西方文化的全球性的新路径。
   抛除邓小平早期明确提出了对自由民主的追求理想之外，邓小平在经济领域的改革，事实上就是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物质支撑点，即对计划经济的否定。这一运作，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政治改革。可中国是大国。老子早云：治大国若烹小鲜。前苏联的激进休克疗法的改革毫无疑问只会给中华民族和国家带来巨大的灾难。
   
   而递进改革也有一个临界点。不可能永远递进。在一定成成熟的时候，就会直接启动民主化改革。
   
   但什么才是成熟的时机呢？这也是朝野各方争议真正的本质问题，换一个角度说就是如何改革，才能起到多元平衡实现共赢，不影响民族国家元气，只会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的到来。
   从这个意义上说，1989年的中国拥有政治改革的成熟时机？从海外一些学运领袖自身的民主素养和公民人格来看，他们的思维大多陷入了传统权术政治的格局而无法超越。乃至形成了一盘散沙，互相争斗内耗。如果连学运民运领袖都处于这样一种状态，那么建立在这种社会基础上的民主制度是不会获得成功的。
   
   相反很可能导致中国的分裂混乱和中华民族历史的倒退。这个逻辑判断点在于，我们现在已成熟的认识到，任何一个民主宪政国家赖以长治久安的基础在于这个国家公民社会的培育形成作为扎实的支撑。离开了这个基础支撑，企图一步到位急遽过渡到民主宪政，这是一种世界历史早已证明了的对民主宪政的破坏，它的后果将会导致人们普遍反省认为在中国无法建立真正的民主宪政秩序。
   
   遵循形式逻辑思维的人们一定会说，这不是否定1989年的政治改革领袖们乃至学生市民的牺牲成就的中国民主运动么？
   当然不是的。没有矛盾两方之间的相推相荡这一历史辨证关系，历史就是异常缓慢甚至是趋于静止的状态。这个过程本身就是阴阳辩证的过程。
   因而，1989年发生的天安门事件，是中国现代史上最为伟大的民主爱国运动。
   现在我们冷静理性的来分析这场运动形成的宇宙逻辑关系。我们都知道84学潮与89民运的直接导火索。如果没有毛泽东文革制造的极左灾难，邓小平哪来的让胡耀邦主持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以及胡耀邦由此走向伤害一部分既得权势利益者的激进改革道路？而如果没有没有毛泽东，哪来的民族独立与1949年的新中国?而如果没有孙中山的早逝与蒋介石的中华民国的败退，哪来中共与毛泽东领导的民族独立与新中国？如果没有满清的落后腐朽与闭关锁国，列强又怎么赶来侵略瓜分？如果不是清廷维护保守派既得利益与昏庸局面，怎么会有孙中山的起义革命？由此上溯分析，这个人类历史就是一个天然互相因果关联的运动整体。每个历史事件的发生，必然是整个宇宙运动的结果，它包含有全部宇宙的信息。这一点，成哲已经在天道与逻辑、数学、经济学的关系中已经论证了。
   那么，我们能够全部否定任何一方么？
   不能！
   只有那些逃避客观，采取片面形式逻辑进行线性思维的人们，才会整日里满怀着不平之心去仇恨一方，爱护另一方，拒绝这一方，偏袒那一方。事实上，对立双方都必须爱护。关键是当下心灵猛醒过来，转化思维方式，宽恕一切，求得整体意义上化解这种由来数千年之久的恶性循环，从而使得人类转向恪守博爱价值的，不断互利双赢或多元共赢的，良性循环的历史演进过程。
   中国绿色发展联合会的甘泉先生1998年就曾明确提出“在一个统一体内， 有利于对方的，便有利于整体的和谐统一，也就反过来有利于自身；凡是有损于对方的，便有损于整体的和谐统一，也就反过来有损于自身”。
   
   1989年，这些追求民族国家进步、心怀崇高的人们，通过牺牲自我，直接推动了在专制政体下民权意识与公民意识的伟大觉醒。这是其不朽的历史价值。
   那么，如果遵循宇宙天道辨证思维，我们又将如何看待1989年阻止这场民主运动的中共主要领导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