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回孔二爷句式：文革十年，一言以蔽之，曰：斯无谐！
    文革死了，文革思想却苟延残喘，我权且把有这思想的人叫做文革人。当初，造反派对当权派动了些粗拳蛮腿、喊了些“横扫”“打倒”，便以为得了主人的感觉、以为杀了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者的气焰，每每念及此，文革人都沾沾自喜、乐不可支，认定毛泽东善解人意、下放权力、平民当家作主了。时至世界大同的今日，他们冥顽不化的心里还如银行存款般盘存着那一堆千载难逢的诸如打耳光、挂吊牌和戴高帽子游街的美好时光。对今日之现状不满时，即刻回到记忆深处啃这存款的利息，一边啃、一边乐、一边对文革实行二分法。
    打当权派，是毛泽东一手挑起的，这是他政治生涯系列阴谋之一，毛泽东一辈子没别的本事，发动群众是他最大的专长，文革也不例外。文革的疯狂说穿了其实就是群众的疯狂，文革的群众行为自始至终体现了两个特点：一是无知，二是无风险担忧。说无知是因为众人皆醉，唯毛独醒；说无风险担忧，是因为有毛泽东撑腰，平民绝无恐怵。
    先讲“无知”：
    “炮打司令部”！难得的special！现在你遇着这事儿还上么？也许你会拍着胸脯道：“上！”你问我，我的回答是：“坚决不上。”为什么？ 就为这口号多了个“部”字，如若去掉这“部”字，换成“炮打司令”，我毫不含糊抄起家伙就上。“炮打司令部”，其本质是挑起群众斗司令的对手，这不能算是群众自觉革命，而是群众无意识沦为别人打手。我对毛泽东的文革有个私下了断，叫：“党内打架，莫喊群众帮忙。”你自己的事自己去解决，搞得赢，算你有本事；搞不赢，算你活该。群众平时远离权力圈子，没吮一滴甘露，凭啥你在党内被逼急了就要群众帮你的忙？这也太不拿别人劳力当回事了。当然，这个想法是我个人心得，没有广泛征求意见。

    毛泽东自上井岗山始，把玩群众几十年，可谓得心应手、一呼百应，事实上，一九六六年的群众真是乐坏了，他们扎扎实实做了一回精神主人，说是“精神主人”，是因为其中蕴含了不少阿Q自慰法、阿Q胜利法、阿Q吹牛法、阿Q画圈法。有人说，毛泽东发动文革是搞刘少奇，下头的干部遭了误伤。我认为这说法不对。毛泽东起大杀心应追至七千人大会，那时毛极为失势，刘极为得势。刘少奇发言常常被热烈的掌声击断。刘自以为得了真理，头脑发烫就在会上公开呛抵毛，毛说：“自然灾害是七分天灾，三分人祸。”刘却打断道：“不对，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会场上的掌声杀了刘少奇，会场上的各县县委书记也以自己的掌声为自己惹下大祸。“刘邓路线”倒霉，这算前因。这让我想起苏联那位十分清醒的马列主义理论家布哈林，他每次下基层演讲时，都能激起全场雷鸣般的掌声（当其时，高层布尔什维克的基层得分率最高的就数布哈林，他几乎就是真理的化身），每当掌声达到高潮时，布哈林并不激动，他会忧郁地环顾四周，心里暗暗道：这是把我朝死亡线上推啊。他的感觉后来有幸被斯大林证实。中共的刘少奇，枉自混迹白区多年，到底还是不如布哈林懂社会，说句大白话：“没有社会经验！”啥子是党？党就是难缠的人集中扎堆的地方。刘少奇想在里头拨拉“真理”，非倒霉不可。毛泽东自出道始，至到后来的辉煌，全是使的社会上的烂手法。文革期间毛恩准平民暴打各地当权派，纯是毛的一出棋，是为了吐七千人大会那一片巴巴掌的恶气。毛整刘少奇是布的马后炮，要刘上下左右动弹不得，然后憋死；整那七千个拍巴巴掌的代表则是拱排头卒，逼一逼，不取命。基层当权派原本就是毛的基础力量，都是跟随毛枪林弹雨过来的，毛只想教训他们一下，警告他们不要站错队，并不想把他们赶尽杀绝。早在林彪事件之前搭接“三结合”领导班子时，毛就解放了部分干部，而在林彪事件之后，毛更是加紧把自己年轻稚嫩的马仔们毫不手软地打成“五一六”份子，以金蝉脱壳之计再次滑身，让当权派从九死一生的“走资派”恶名中再获解放，从而感激涕零、三呼万岁。至此，真相大白：文革自始至终都是毛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玩弄于股掌之中。
    吾辈再次见证历史：历来只有官杀民，何曾见着民整官？ 而所谓文革中打当权派的“积极意义”，全被解放回来的当权派的表现抵死无存：当权派们根本记不得文革那场所谓的教训，相反，一旦大权重握，更变本加厉脱离群众、报复群众、压迫群众、盘剥群众……文革人今天以昨日“理想”重祭文革大旗、怀念“北斗星”毛泽东，觉得当权派们好了伤疤忘了痛，极有回火之必要，须以触及皮肉的手段触及其灵魂。如此思维定势，正如唐朝和尚寒山子所云：“人生在尘蒙，恰似盆中虫。终日行绕绕，不离其盆中。”今天这“尘”正是毛泽东思想，今天这“盆”正是社会主义制度。文革人执意以毛的文革手段解决当下的官民矛盾和社会矛盾，显然是以竹篮取水，必得望空篮而兴叹。我今打个批发：给你十场文革玩，尽情玩，玩到底，最终也只是第一场文革的再版循环。这情形足以证明文革绝不是解决社会问题的良法，它的所谓“积极意义”十分脆弱且随着一党制的操控必是荡然无存（我这样说仅仅是指结果，还没盘算一路下来的毁灭性成本）。
    现在讲“无风险担忧”：
    一哄而上是我国群众的基本特征，比如：共产革命起，有一人参加革命，立时有一村、一乡、一县、一省、一国的群众参加革命；某穷人说毛泽东是大救星，全体穷人旋即说毛泽东是大救星；及至后来的开国大典、大炼钢铁、文革、造诗、造小说、下海、出国、80后留学等等，都是一哄而上。这其间，个体的人鲜少思量自己究竟属于哪块材料，当置于何处求存。文革打当权派正是这样一哄而上的心理，民间是谓：“塞冷锤”！即：街上群人围殴一人，路人不问其故，定要奋力挤进去塞几个冷锤方才心里安妥。路人们之所以如此做，就是因为无风险，无风险就是无人捉拿，安全。文革打当权派是这德行的放大，做的人基本靠政治热情而非政治头脑；基本靠性格力量而非道德力量。待到毛泽东不罩群众，改而护官，群众们顷刻间作鸟兽散，照样如从前般的“主任！”“局长！”“书记！”喊得山响；照样如从前般的逢年过节拎几瓶酒去巴结勾兑。
    说到这里，一个矛盾出来了，即：文革的武斗有风险，为何不怕死的人也多？列位，这个不属于我所指的风险担忧意识范畴，我所指的风险担忧意识属于政治范畴，即：同一个人之恐怵或豪迈皆由政治风向引发。比如，为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他可以赴汤蹈火，是谓：“为有牺牲多壮志”。而同样一个人，他一夜之间成了“五一六”份子，他会极度恐怵。为什么？因为，他站在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对立面，捉拿他的是无产阶级队伍，他接受不了这个结局。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的人尤其看重这个东西。他们对事件的是非评估和风险评估全然以无产阶级政治为准绳。
    当初被冷锤塞得鼻青脸肿的当权派又回来了，那个象征权力的红圆戳又握在他们手里了，群众中自然有不服气的，他们还想继续战斗，还想一哄而上塞冷锤，于是就在心里盼望下一场文革快快到来。我曾听人说过：“下回文革来了，老子要把某某斗死，要他一辈子翻不了身。”其实，今天存着这想法的人原本随时可以下手，之所以下不得手，是因为大背景不同昨日。过去下手叫继续革命，现在下手叫违犯党纪国法。时髦的“造反”，一夜间成了高风险作业。
    说到这里，我得把薄熙来拖进来唠嗑几句：薄熙来重庆打黑威震华夏，一时成盛谈。然而，他一边着力打黑、一边扯开喉咙唱红，浑然不知红与黑的关系是因果关系。打黑与唱红并举，全然一场混乱逻辑大演绎。如此搅局，中国如何不迷糊混乱？英国人培根说：“司法的腐败是源头的腐败。”他老兄要能活到今天，以他当年做法部长官及检察长的眼光看中国，定会修改这说法，叫：“制度的腐败才是源头的腐败。”薄熙来卖力导演红戏台子就是没看清这个道道，所以，他的打黑纯然是割韭菜，割掉一茬，红色土地还要给他催生新的一茬，他这一辈子就得累死在韭菜地里。同理，盼着以共产党的一场或数场运动来打当权派，以为可以清扫污浊、以为可以变换世道，同样是如薄熙来一样的混乱逻辑大演绎。所以，对现实不满的人都应该在心里灭了文革梦，找准红与黑的因果关系，推翻或化解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制度。这可比对着当权派打耳光、挂吊牌和戴高帽子游街强多了。这个，才叫有出息。
   （2009、10、18老乐于澳洲）
   

此文于2009年10月19日做了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