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六十五岁，在我生活过五十年的那块土地上，近几个月来，当局一直在紧张地筹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周年大庆。作为一个曾在红旗下长大的海外华人，重洋外浏览着媒体上相关的报道，不由得想起了从前在那里欢庆红十月国庆节的某些经历，抚今追昔，几乎想不起一个令人亲切怀念的日子。
   1959年10月1日，我在故城西安参加了十周年国庆大典。那时我正读初中，我们天未亮即从学校整队出发，在辅导员的督促下，赶在拂晓时分走入首长们检阅游行队伍的新城广场。我们少先队员当时被称作“祖国的花朵”，男孩白衬衣扎入蓝裤子，女孩白衬衣腰束蓝布裙，一个个戴上红领巾，天真烂漫，花朵般列队站在主席台对面的空地上。
   主席台上的党政领导人来得较晚，当他们在麦克风上讲完话，向全市宣布升国旗、唱国歌、鸣礼炮的时候，我们少先队员已木桩一样在原地站立了好久好久。这期间谁也不准喧哗，谁也不许离队，有几个向辅导员喊报告要上厕所的孩子，均遭到拒绝，被厉声呵止。我当时也想小便，但迫于眼前那森严的阵势，只好硬憋下去，随大家齐呼起“中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把我小肚子下面那一股想撒尿的冲动升华到高昂的口号声中。
   我在心里发急，只盼这集会快点结束。站在我身旁的一位女生也在不安地左顾右盼。她梳一头齐耳根的剪发，平日里，每当我们班的学生在一起整队集合，她的出现常引起我想和她并排站在一起的愿望。那一天我俩正好站了个并排，她也在挥手，也在呼喊，但不知为什么双目溢出了忍不住滚落的泪水。我起初还以为她是在爱党爱国的氛围中激动得流出热泪，仔细一注视，却发现她别扭地站在那里，不时把裙子向下一拉，像是要遮盖什么的样子。我因此往下瞥了一眼，这才看出了她的窘迫：原来她没能憋住，尿湿了裙子。我立即明白了她泪眼中的委屈。因此我二话没说，随即从脖子上解下在当时唯一可供擦拭的红领巾塞到她手中，由她拿下去在腿上擦了几把。
   辅导员对我们讲过，五星红旗是烈士鲜血染红的，红领巾就是国旗的一角。后来，当我把那条弄得抹布般潮湿的红领巾背过人扔掉的时候，心里头悚然飘过了一丝模糊的恐惧。走笔至此，顺便把这件陈年小事披露出来，权当给我那本“反动自述”补进一条漏写的“余罪”。若有人认为我亵渎了红旗，那就让他们那样认为去吧。我至今仍坚持认为，一个学生上厕所的自由和权利，要比那被迫参与的仪式更值得尊重。后来我渐渐长大，随着共和国很多不可告人的事情从那面五星红旗的掩蔽下被陆续揭露出来，我对国庆节也渐渐失去欢庆的心情。

   因为这一欢庆的仪式自始便由党一手操控，党叫你怎样做，你就得怎样做。要做到紧跟形势，最好的做法就是别说真话。党与国家的欢庆始终建立在人民保持沉默的基础上。我们一直被告知解放军赶走了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但却很少知道是国民政府如何领导全国军民打胜了抗日战争。我们还被告知，是共产党建立了新中国，终止了百年来的战乱，但却很少知道共产党在挑起战乱和分裂国家上都做了哪些不可告人的勾当。就在这国庆十周年的日子里，我们对十年来中共在这块土地上的罪行都一无所知。没有人知道在土改运动中有多少地主富农被暴民打死，没有人知道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有多少抗日将士受到残酷镇压，没有人知道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有多少工商业主被剥夺财产，戴上了资本家的帽子，没有人知道反右运动中有多少爱国的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投进劳教农场……
   1963年我考入大学，9月1日开学后，我们全体新生熬过了整整一个月紧张的列队训练，在10月1日早晨，正步走过主席台，接受了首长们的检阅。仍然是红旗和欢呼，是喊得人喉咙眼冒火的口号，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取得伟大成就的大幅标语，是庆贺丰收的彩车游行。然而我们学校的土高炉并没炼出合格的钢铁，吃食堂热闹了一阵后也都纷纷解散了，听说国家元帅彭德怀批评了虚报产量的浮夸风，结果被毛主席打成反党分子。尽管人人都知道吃不饱肚子，但从中央文件到广播和报纸，仍然在宣扬形势一片大好。因此，没有任何人知道，就在过去的三年中，有三千多万农民在他们连年丰收的土地上死于饥饿。他们生产的粮食和肉类被超额征购，被一列列火车送到苏联，去偿还买武器打韩战欠下的旧账。而粮食生产者自身，却被饿到了人相食的地步。国家主席刘少奇知情后去找毛泽东问责饿死人的事件，就因他说出了毛不愿面对的真相，后来在文革中招致了杀身之祸。
   革命的红轮继续在中国大地上横冲直闯，从千百万无辜者身上隆隆轧过，碾出了一条倒退的血路。不幸在1968年国庆前夕，我也撞上了这个巨大的红论。我突然被捕了，经审讯才得知，是因为我给苏联莫斯科大学图书馆写信借阅《日瓦戈医生》。想读“反革命小说”的欲望当然比暗地里把红领巾当抹布用的行为要罪不容赦多了。就因这封被公安中途截获的借书信，我获刑三年，被送到劳教农场改造，在那里度过了1969和1970两年的十月国庆。在我三年沉重的劳教生涯中，这两次国庆节可谓最轻松的日子。犯人在国庆节不必下地干活，因为管理干部要放假，我们跟着沾了光。全体劳教犯被锁进劳教大院，享受了一年中最不受管教的一天。游行、口号、烟火和盛大的欢庆远在天边，如梦似幻，在那举国狂欢的时分，我们可以歇息疲劳的筋肉，睡一个难得的好觉。在一年到头的恶劣饭菜中，我们最向往十月一日，因为只有到了那一天，我们的伙食才会有所改善，每人的饭碗中可分到几块难得一见的猪肉。
   我于1971年9月获释，回到西安正是国庆前夕。刚刚发生过林彪坠机事件，毛主席的亲密战友一夜之间变成了反党反毛的罪人。这样一个中共的二号人物突然从国事活动和媒体上消失，该如何向公众作出解释？当局唯一可以遮羞的做法就是突然下令，取消例行的游行活动，把林彪的缺席暂时隐瞒下去。红十月黯然失色了，毛主席躺在中南海的大床上休起他漫长的病假，再也没心情登上天安门城楼向革命群众挥手。从此以后，国庆节不游行不检阅成为另一惯例，几十年来，老百姓乐得在家中享受国庆长假的清闲。
   即使如今中国人多少已了解到毛泽东时代的灾难，但也只是知道在心里，因为相关的书籍和电影一律不准发行，封口的效力至今仍很强悍。当年的地主富农和资本家如今存世者已寥寥无几，幸存的老右派也都进入了风烛残年。中共当局深信，死亡最终会消除一切，所以就打定主意，绝不许谈论那不可告人的“过去”。
   1989年适逢四十周年大庆，不幸在六月发生了天安门事件，人民共和国悍然露出了与人民为敌的狰狞。天安门广场从此成了中南海致命的脚踵，任何游行和聚会，任何标语和口号，都不许进入那块脆弱的禁区。这二十年来，成千上万的喊冤者和抗议者都因闯入凶险的广场而受到被打、被抓、被关押的惩罚。
   今年的国庆前夕，天安门广场上防范更加森严。八十万杂牌安保全面担负起维护安全的任务，早在一个月之前，滞留在京的访民都被全部驱逐出城。这就是号称盛世的今日中国，既未实现所许诺的和谐，也从未保持住所力求的稳定。维权抗议的活动每日每时都爆发在全国各地，藏族在藏区的骚乱尚未平息，维族又在新疆制造了惊人的暴力事件。据《新京报》最新报道，为保证今年六十大庆的游行和检阅绝对安全，北京市七万辆出租车已装上微型监听器，司机和乘客被逼得只敢用目光交换彼此的不满。此外，各商场还接到上级奇怪的指令，纷纷被迫地撤下了陈列在货架上的日用刀具，暂时停止出售这些可能会被用来刺伤行人的“武器”。
   不可否认，比起前四十年，今日中国社会的情况已有了很多明显的改善，经济在发展，国力在增强，不少中国人都说他们的日子过得比从前好了。之所以取得了这些可喜的成就，就是因为当局为挽救自己而被迫采取了改革和开放，他们不得不革除毛泽东反现代化的政策，从而也解开了束缚人民手脚的绳索。三十年来，是勤劳能干的普通民众发挥了他们发家致富的潜能，是突破了政治框框的生产力发挥了能动的作用，从而挽救了文革后濒于崩溃的经济。最可恨胡温政府至今还硬要背起中共尚未得到清算的罪责而死不认账，还要将那面血腥的红旗高高举起，把普通民众所创造的经济奇迹硬说成中共集团的功劳。
   中共的革命历史基本上是一个不断求取幸存的历史，他们胜利得太侥幸，得意得也很可耻。当他们一贯把“活下去”当作唯一的目的，“怎样活”的问题于他们也就没有什么原则可讲了。对他们来说，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好比一个富婆，与富婆联姻，所看中的只是财富，其中根本无所谓真爱。共产党即使同资本家生了胖娃娃，按照党的纪律，也只能当私生子去养。毛泽东依然是这个政权和体系的党父，尽管他已死去，胡锦涛还得假惺惺供起他的牌位。这实在是一幕政治乱伦的闹剧：江泽民、胡锦涛这俩儿皇帝已和资本家二奶生了一大堆宝贝孩子，可叹他们却不敢公开认亲，也没有合适的法律依据能给他们的所有权做出公证。因此，他们只好与自己的私生子一起给老朽的党父当儿子，把那个“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挂靠在父皇帝毛泽东的名下，一个劲儿空喊着要当“三个代表”。
   周年是生日也是死期，可庆贺也潜藏着危机。昨天我在康州家中的电视节目中看到了天安门广场上的游行盛况：内心中深怀恐惧的中共当局试图用耀武扬威的阅兵和六十辆花车的铺张为他们极度的不安冲喜，据说，为保证广场上绝对安全，连空中的一只鸽子都不许从那块禁区飞过。巨大的毛泽东画像依然高挂在城门之上，对这幅守护紫禁城的门神像来说，木然地面对如此狂欢地挥霍着改革成果的奢华大秀，很可能也就是这最后一次了。
   为国家民族的前途计，胡温政府还是趁早把毛尸毛像付之一炬，烧成青烟，任其随风散去好了。只有祓除了旧鬼，确认了现在的身份，中共才有可能从造伪工程的苦役中解脱出来。只有到了那时候，他们才有条件真心实意地，甜甜蜜蜜地去爱自己的富婆，不止爱她的钱财，更要爱她求钱得钱——一如求仁得仁——的德行和价值，特别是自由和民主。
   
   2009年10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