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与苏联帝国
   
   2006年12月25日
   
   王铁群

   
   
    006年是苏联帝国瓦解15周年；2006年也是苏共20大50周年祭，1956年2月24日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作报告，揭开了斯大林的“盖子”；2006年的3月2日则是戈尔巴乔夫75岁生日。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二人的命运虽各不同，但在不顾私利颠覆集权制度这一点上是相同的。是他们的改革瓦解了苏联专制帝国，使人民赢得了民主与自由。
   
   一、赫鲁晓夫的改革
   
   　　随着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的发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冷战岁月宣告结束。在科学、民主、法治、人权成为世界主流的今天，我们不能忘记为此作出巨大贡献的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赫鲁晓夫。
   　　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当局处决了秘密警察头子贝利亚，实行了一段短期的集体领导。后经权力斗争，赫鲁晓夫脱颖而出。
   　　赫鲁晓夫成为权力中枢后，便向斯大林遗留的苏联帝国发起了挑战。
   　　第一大动作，是在苏共20大上作了《关于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
   　　秘密报告清算了斯大林的个人迷信。报告列举了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劣行，指出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是“一系列极其严重地歪曲党的原理，歪曲党的民主和革命法制的根源。”
   　　秘密报告揭露了斯大林的血腥统治。报告以大量红色恐怖的事实谴责了斯大林的“独裁专制”和大清洗大屠杀的种种罪行。报告指出，“斯大林根本不允许实现集体领导和集体工作，他不仅对反对他的人要施加暴力，而且由于他的任性和专横，连被他看成与他的思想相违背的人，也要施以暴力。斯大林不是通过说服、解释和耐心地同别人合作，而是把他的思想强加于人，要别人无条件接受他的意见。凡是反对他这种做法的人，或者力图表明自己的观点，证明自己正确的人，都必然会被开除出领导机关，接着就会受到精神上的折磨和肉体上的消灭。”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被以色列特工搞到后送给了美国联邦调查局，不久世界各大报纸都刊登了出来。当时，共产主义运动在苏联和世界各地风起云涌，许多国家的人认为苏联正在引领世界走向全球共产主义。这个报告宣告了这一切的终结，引发了人们对苏联模式共产主义运动的怀疑和反思。
   　　反应最强烈的是被苏共直接控制下的东欧各国的共产党。在这个报告的影响下，先是波兰发生了“波茨南事件”。1956年3月，被打成铁托分子的哥穆尔卡及其同伴获得平反，领导层大批斯大林主义者被迫辞职，新闻界与民众也获得了公开表达自己不满的机会。6月，波兹南市大罢工，最后波兰党同莫斯科达成妥协，以保留苏驻军为条件，选举苏共不喜欢的哥穆尔卡为党的领袖。10月又发生了震撼世界的“匈牙利事件”。匈牙利人民发动起义，受民众拥护的纳吉政府宣布放弃一党制度，实行自由选举；要求苏联自匈牙利撤军。由于苏共用坦克车镇压了匈牙利人民起义，西欧和北美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员纷纷宣布退党，最有名的是当时美国共产党总书记法斯特公开谴责苏共对匈牙利人民的暴力行为，并宣布退出共产党。
   　　这个报告对中共的冲击也很大。先是矢口否认“秘密报告”的存在，说是“美帝国主义的反苏反共的造谣”。在同年召开的中共八大上，刘少奇的政治报告中提出了“反对个人崇拜”并取消了“毛泽东思想”的提法。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则给了毛泽东一种反作用力，使他更加向左转，把中国推向了另一个集个人权力与领袖意志于一体、甚至超越斯大林时代的道路。陈伯达在《最后口述回忆》中分析1957年由整风转变为反右的看法：“中央当时作出反右斗争，与那个时期的国际形势也是有关联的。1956年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给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的印象是深刻的，担心中国有可能出现同类事件。同时，由于在各地的整风中还出现了一些反对苏联的言论，苏联方面提出质问。这些情况对毛主席和党中央是有影响的。所以，党的决策发生错误，也是有历史背景的。”此后，中苏论战也开始公开化，随着十年论战和“九评”的发表，一个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左”的理论纲领也逐渐成熟。
   　　毛泽东虽然对斯大林企图将中国变成苏联卫星国的做法不满并加抵制，但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却触动了他过敏的神经，中、苏两党的分歧也由此开始。为了防止“噩梦”在中国再演，毛泽东意识到“斯大林这把刀子不可丢”，开始走上了一条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相反的道路，从1959年的“反右倾机会主义”到1964至1965的“四清运动”和其后的“文化大革命”，从根本上说，都是毛泽东为防止赫鲁晓夫道路在中国出现、为防止“苏联今天变成中国明天”的“噩梦成真”而作出的巨大努力。
   　　赫鲁晓夫的报告揭开了斯大林的盖子，暴露了苏共极权统治阴暗、残酷、灭绝人性的狰狞面目，为苏联政治改革和苏联专制的终结奠定了第一块基石；
   　　赫鲁晓夫的报告也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水岭，从此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由顶峰迅速滑落。
   　　总之，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是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重要演说之一，是20世纪仅次于1917年十月革命和1939年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大事件，是改变了苏联，也改变了世界的重大事件。
   　　第二大动作，是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赫鲁晓夫亲自下达指示，成立了近百个特别委员会。每个委员会包括一名检察院代表、一名中央委员会代表和一个早一些获得释放和平反的党员。这些拥有充分权力的委员会，从莫斯科直达所有的集中营。到1956年8月，有近2000万大恐怖时期的受害者被恢复了名誉。全苏有数百万政治犯获得了自由。
   　　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暴政的否定，改变了以后历届苏共政府的政治行为。自赫鲁晓夫之后一直到戈尔巴乔夫执政，苏联虽然经过漫长的勃烈日涅夫政治倒退时期，但是苏共再也没有犯过屠杀不同信仰群体，屠杀反对派的恶行。
   　　大规模平反之后，“人们才开始过另一种生活，才开始呼吸得比较自由一些了。”大量冤、假、错案的平反昭雪，不亚于对斯大林的公开批判。政治上的拨乱反正，成为全面改革的前奏。
   　　第三大动作，是提出“三和两全”政策。即“全民国家”、“全民党”，“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根本精神是摒弃“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思维，对内以求全民团结平等，结束十月革命以来的“内斗”（实际上国内已不存在阶级，只存在官僚特权阶层和劳动人民阶层）；对外以求与各国和平友好，结束长期“冷战局面”（“和平过渡”：即让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中共曾将赫氏的“三和、两全”政策说成是修正主义，并在62-64年的中、苏大论战中进行了批判。
   　　赫鲁晓夫的宽松政策导致不小的“文艺复兴”。民主、自由之风，打破了精神牢笼，使俄罗斯深厚的人文传统在艺术家身上迅速复苏。以爱伦堡的小说《解冻》（1954）命名的“解冻文学”百花齐放，它们冲破了多年来的意识形态钳制，突出人道主义，具有强烈的批判性、艺术性、思想性。其代表作品和人物有：1957年帕斯捷尔纳克在国外发表的《日瓦戈医生》，1962年索尔仁尼琴在苏联发表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以及青年诗人叶甫图申科等。帕斯捷尔那克和索尔仁尼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除了文学领域，在音乐、绘画、雕塑甚至哲学、历史等各个文化领域，都看得见解冻的滚滚春潮。
   　　赫鲁晓夫的宽松政策也促进了经济发展。在他当政的1950-60年代，苏联不仅以首先发射人造卫星和宇宙飞船震惊西方，而且1955年粮食产量10370万吨，首次超过1913年。1958年升到13470万吨。
   改革是没有先例的大事，赫鲁晓夫也曾彷徨过。他在《回忆录》里谈到当年的情况时说：“爱伦堡使用了‘解冻’一词。他认为斯大林逝世后人们生活中出现了解冻。我对那个时期的这种说法并不完全赞成。”他还说，当时苏联领导和他自己在走向解冻的同时，又有担心，生怕解冻引起洪水泛滥，局面难以控制，“因此我们似乎曾经阻止过解冻”。赫鲁晓夫也曾反对过只讲暴露，对“给现实抹黑”的一些作品提出过严厉的批评，对《日瓦戈医生》在国外出版并获得诺贝尔奖金一事还作出了强烈的反应。赫鲁晓夫后来对自己当年的犹豫多所懊悔。历史是十分复杂的，很多时候个人是无能为力的。尽管“进两步，退一步”，但毕竟为后来苏联制度变迁埋下了火种，并使“社会主义阵营”朝着科学、民主、法治、人权的普世目标迈出了一大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