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我对面的是一位67岁的普通老年妇女，语速缓慢、面容安详，而我们见面的地方也没有任何特别之处，为了和她聊天，我借用了另一个家庭的客厅，客厅布置得整洁温馨，富于生活情趣，因此，当她告诉我在过去的两年时间中曾二十次赴京上访历经折磨时，我似乎觉得有些不真实，但她的同伴证实了她的话，她的讲述更是很快便打消了我的怀疑：府右街派出所、马家楼收容站乃至温家宝总理的家门，这些十分敏感的地点，在她口中都只是再平常不过的去处，而随着讲述的进行，几行泪水从她的眼中滑落，使我意识到在她平静的外表背后隐藏着的巨大痛苦。

   如果是在北京街头遇上她，我不会感到奇怪，我知道每年有几百万人次的上访者来到北京又被接回老家，而他们反映的问题大多都不会得到解决。在北京，他们是另类人群，是众多访民中的枯燥数字，孤独而卑微，他们的身影闪过人们的视野，最多只会换来路人匆匆几秒钟的同情，但在我此刻所处的地方，她是拥有这个城市户籍的原住民，是母亲，是祖母，是曾经有着体面生活的正常社会成员，我不能象面对一个抽象数字那样面对她。

   和普通中国人一样，她见识过不同政治时期的社会变迁，反右、大跃进、大饥荒、文革、改革开放、六四••••••这些都在她脑海里留下深浅不一的痕迹，总的来说，她既无法逃避政治，也不热心政治，况且，对一个普通工人来说，政治除了作为文件和口号之外，对她并无实际意义，尽管对官员没有好的印象，政府这个概念，在她的心目中，基本还是正面和积极的，但在她65岁的时候，一切都发生了改变

   她向我出示的材料足以证实她遭遇的是一场非法拆迁，而且补偿条件难以令人接受，从旧房面积的测定、拆迁程序的荒唐、到补偿标准的低廉和拆迁过程的野蛮，都使我不得不承认她几乎遭遇了抢劫，然而，由于这是以政府为主体的抢劫行为，事情就变得复杂起来。自1994年起，当70%以上的税收被集中到中央政府，土地财政便成了近年来地方政府普遍的生财之道，没有这种“抢劫”便无法填满地方财政的钱袋子，“抢劫”几乎成了城市生活的常态，她不过是几千万被拆迁人中的一个。

   但与一般人的忍气吞声不同，她选择了抗争，按照她的说法，之所以能够走出这一步，是因为她没有在党政、事业单位工作的亲属，否则，无须动用暴力，一个株连政策就会让她乖乖地就范；另外，在这次涉及上千个家庭的拆迁运动中，她结识了几十个拒绝签字的钉子户，相互依偎着取暖的过程增加了她的勇气，也使她第一次对法律条文产生了兴趣和了解。

   由于事关地方财政收入和官员政绩，一般而言，稍微大一点的拆迁项目都由党政一把手亲自介入，于是，在这个快速扩展的城市里，拆迁便基本等同于政治，而在专制社会中，政治是高于法律的，她们做过很多尝试，但白纸黑字的法律条文并不能保护她们的合法财产，就连身为律师或法官的邻居也不敢相信法律的权威，这时候，除了寄希望于上访以引起上级领导的重视个干预，她还能做些什么呢？

   开始上访的时候，她相信官场里总有青天老爷的存在。她虽然恨透了基层官员的野蛮和贪婪，却对电视上的“亲民明星”怀有极大的信心。可惜，十多次赴省、二十次赴京的上访经历最终让她绝望了，“它慢慢地教育了咱，咱是访到哪一级知道哪一级的黑暗，哪儿都没有咱说话的地方。”

   但她仍然在坚持上访，上访本身甚至成了她的精神寄托，几十次上访下来，手段成了目的，等待变成了对抗。年三十的晚上，她和几十名访民一起到温家宝家门前给总理“拜年”；在派出所里，一群老弱病残的上访者与警察扭打在一起，竟以优势兵力“打败”警察，成功脱逃；吃过马家楼的“牢饭”后，她甚至赖在那里不走，想把“官饭”一直吃到问题得到解决的那一天。

   “不管走到哪里，咱都有理，没什么好怕的。”她和她的同伴有着相同的心理体验：过去，看到其它社区被拆迁，她们相信政府的话，认为那些钉子户是无理取闹；当自己面对强制拆迁时，本能的反应是害怕和自卑，看到有人与拆迁人员讲理或对峙，觉得他们有会讲话、有胆量；可是，两年下来，“那有啥呀，现在咱比他们强多了，谁也没想到咱就敢跟政府顶到最后，还一趟趟去北京。”

   听着她和她的同伴平静的叙述，我不得不承认，苦难已使她们成为无所畏惧的人，对于这种无所畏惧的人，要想解决问题，只剩下两个办法：一，还她们公道；二，肉体消灭。在这个“人权入宪”的时代，虽然没有被杜绝，但肉体消灭不再是政府对付抗争者的一般手段，而侵权的普遍性和官僚体制自身的共同利益又决定了她们很难轻易讨回公道，于是，最终的结果便是从人数和人次上，上访者的群体滚雪球一样的扩大。

   当然，政府有足够强大的能力将他们一次次地清理出北京，中央政府担心的是他们的扎堆会形成规模效应，最终在北京掀起抗议的浪潮，从而影响首都北京的“社会稳定”，一般来说，只要成功地将他们赶出北京，地方政府派出人员的任务就完成了，中央也不会再多说什么，没有人在意这些访民内心的情感，也没人在意他们想些什么。

   可信访局官员眼中的一个个枯燥数字，现实中是有着思考能力的人，他们的文化程度未必很高，却也不会愚蠢到对“青天老爷们”永远地一往情深，随着进出北京次数的增加，在他们心中，“青天老爷”的位置被另外一些东西取代，说起这些新东西的时候，我看到她和她的同伴眼中有激动的火花闪现，它们是：民主、胡佳、郭泉——很显然，她是动态网的阅读者，胡佳和郭泉唐•吉诃德式的频频发声使他们成了访民心中的明星。

   为了在现实世界的铜墙铁壁上凿开一个光亮的小洞，67岁的她学会了上网，并且把网络世界当成了希望所在。

   我问，你认识胡佳或郭泉吗？

   “不认识，他们都是大英雄。”

   她们清楚胡佳或郭泉的境遇，他们其实也没有什么现实能量，只是善于在互联网上频繁发言罢了，因此，与她们相比，胡佳和郭泉离监狱的大门也更近些——果然，在我对她们的访问过程中，郭泉就被抓了。但这又有什么关系！不要以为她还是一个普通的老年妇女，她不指望胡佳或郭泉能替他们解决问题，她在绝望和愤怒之后，开始思考民主的含义，她明确告诉我，“咱就要和他们一块干。”

   让她觉得遗憾的是文化程度不高，对民主问题说不出个一二三，汪兆君的公开信是她的民主启蒙读物，她承认，网上很多关于民主的文章还读不懂，但年轻一些的访民同伴能读懂一些。

   当我说起自己是一个六四受害者的时候，被访问的三个调查对象不约而同地对我表示敬意（几年前，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看到的会是顾虑和警觉的眼神），在她们看来，我几乎成了一个民主先知，这让我感到惭愧，事实上，她们表现出的抗争勇气，是我根本无法企及的。

   随着谈话的进行，我用自己有限的知识和她们交流对民主的理解，她们听得非常专心，这种专心绝不是假装出来的，我可以断言，如果民主观念是一种商品，那么，她们就是最有购买欲望的潜在消费者，你甚至不用向他们进行推销，只要商品一摆上柜台，立刻就会被她们一抢而空。在一个多数产品供过于求的时代，这无疑是个奇迹！如果有谁仍怀疑民主的普适性，请做这样的一次试验，到普通的被侵权者当中进行验证吧。

   某种意义上说，政府侵权是最好的思想启蒙，脱离利益空谈启蒙是乏力的，可它一旦与民众的维权意志结合，就会象海底的潜流，一点点凝聚，最终掀起巨浪，而这正是我感到困惑的地方：官员们一方面恐惧民主，另一方面又用自己的强力，以侵权的方式，对民众进行着民主思想的启蒙。

   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乱象背后确实在发生着一些深刻的变化，对这种变化，无论政府官员、知识分子和社会活动者都应该有及时准确的把握，大规模和高强度的侵权必然造成一个越来越广泛也越来越坚定的维权群体，相对于整体社会，他们的数量不占多数，但谁又能说，他们不是在替沉默的大多数在抗争呢？当他们从自怨自艾的倾诉迈向讨公道之路时，谁也不能低估他们的能量，因为他们很可能代表了一种被掩盖的集体心理，否则，30名被拆迁户的上访之举绝不会在短时间点燃甘肃陇南市政府门前的愤怒之火。

   我不想暴露被调查者的身份，但我要清楚地提醒当权者：不要装作看不见地下的暗流，对一个大量侵权的政府来讲，这种暗流具有强大的破坏力；我也想提醒民主悲观主义者：民主的前途不在于一个67岁的老太太有多大能量，而在于被侵权者愿意并且很容易理解民主的含义，而且，你无法阻止侵权事件的大量发生。如果在一个政府管制下，不发生这样的侵权事件，它几乎就是一个民主政府了。反过来说，如果你认为我们拥有的不是一个民主政府，那么，你就不要怀疑它会大量侵权，并最终制造出越来越多的民主追求者，因为，一个将坦克开上广场屠杀大学生的政权，注定会用挖掘机强拆居民房产，注定会放纵警察和城管打人，注定会任由权贵通过房市、股市掠夺民财，也注定不会让普通民众分享经济发展的主要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