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慈禧和赵光绪远远不如真慈禧真光绪等网文两则 /徐水良文集

   你大约是国内网评员或刚从国内出来，不了解海外。我举例说说我亲身体验：

   我在国内生活几十年，到过许多大城市，每天上街，往往能看到打架吵架。有时还经常能看到扒窃等不少犯罪活动。我自己就曾经好多次受害。火车站等附近，往往诈骗，扒窃特别猖獗。

   南京是一个治安很不错的城市，但南京人吵架多。我每次上街，几乎都能看到吵架打架的，有时一天看到几次。如果哪一天没看到吵架打架，那一天可就是很特别了。

   上海人，北京人，似乎吵架打架也不少。

   国内凶杀抢劫及其它犯罪，也很多。

   可是，国内媒体不报道这些东西。

   但西方国家，媒体就专门找这些阴暗面来报道。所以，一看报纸电视，全是负面的东西。而中国报纸电视，全是正面的东西，形势一片大好。所以，对于你这样没见过西方的网评员，自然是中国治安大大好于西方。

   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

   纽约往往被中共宣传成治安非常坏的城市。但我到纽约十多年，感觉上纽约比我到过的中国各个大城市，治安状况好多了。

   十多年中，我天天上街，总共只看到一次打架，两三次吵架。不如在南京一个星期看到的多。虽然报纸上报道盗窃等刑事犯罪，但我没亲眼看到过这些刑事犯罪。（以上数据不包括民运开会吵架，中共亲共人士冲打法轮功等等。）

   当然，美国城市坏区治安确实不好，我相信。我去过这些坏区好多次，但没见到犯罪，比中国城市某些区如广州车站，上海车站常常见到犯罪，要好多了。而且这仅仅是大城市少数坏区的事情。

   美国乡村，社会治安很好。很多小镇，几十年没有犯罪的。中国农村，中共建政以前，治安也很好，犯罪也少，也像美国乡村，不锁门。但在中共统治下，乡村治安越来越差，现在治安也是非常差，出门不锁门，晚上不锁门的日子，恐怕将一去不复返了。

   中国被称为文明古国，礼仪之邦。但到西方一看，文明和礼节，比不上西方一只角。即使到了海外，中国人也往往显得很没有文明、教养、礼节和礼貌。不仅老外看了摇头，我们中国人也感到忿怒。或者为同胞感到羞耻。

   中国人还把中国的腐败，贪污，行贿，受贿，娼妓，赌博，输出到海外。纽约的娼妓，原来很少。是中国改革开放，华人到纽约后，开始繁荣娼盛起来的。

   你如果一定要在美国找一个比中国落后的地方，那我给你介绍一个，在美国宾州，有一个Amish教派，他们那个地方不用电，点蜡烛，一切都非常原始。包括他们的制度。家庭、婚姻、社会制度都非常落后。你们网评员如果不怕全世界笑话，那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比中国绝大多数99%的地方落后，那倒是一个你们可以抓稻草，用来说明美国非常落后比中国落后的例子。

邓慈禧和赵光绪远远不如真慈禧真光绪

徐水良

2009-9-5

   邓慈禧和赵光绪远远不如真慈禧真光绪。后清政府远远不如满清政府。花瓶反对派吹捧拔高而已。

   中国人喜欢为尊者讳。喜欢吹捧权势者。64后，海外民运尤其赵紫阳智囊团，几乎以原来官位高低来排民运座次。赵紫阳被捧上天。甚至邓小平翘辫子的时候，海外民运多少人，还有国内的花瓶反对派，还在美国之音等海外电台上大赞邓小平。我当时在国内，听得气极，写了几篇评论（两篇附后）。

   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进行了政治改革，开放了党禁报禁。可是邓慈禧和赵光绪都没有搞政治改革。

   智囊团等“精英”，大大高估了邓慈禧和赵光绪。


   附：

中国人，多一点骨气！

徐水良

   陈小雅女士日前在美国之音高度赞扬邓小平，说邓小平是在毛泽东之后，上帝能够给中国的最好领导人。这使我感到非常震惊和肉麻。尤其是这些话出自美国之音特邀专家，因写《八九民运史》而被当局解职，被看作民运人士或民运同情者，前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之口，更使人惊讶。这种说法，与过去大张旗鼓风行一时的同类说法相类似。这类说法说，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天才，最好的领导人，说林彪是毛主席最好的接班人，等等等等。历史已经证明，这类说法是武断而没有根据的无稽之谈。陈女士的说法，不过是这类说法及其习惯和思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最新继续。如果说，当时风行的说法完全可以理解，那么，到现在，陈女士的这一类说法，坚持这一类传统思维，就显得颇为滑稽，不可理解。许多年来，连中共也在宣传反对个人迷信，而现在却出来一个"上帝"给的"最好领导人"，对此真使人难以评论。

   过去有不少的文章一再批评中国一些知识分子缺少独立人格，缺少骨气。本人作为知识分子，也颇有切肤之感。看来，我们中国知识分子，包括民运人士，包括本人，应该认真反思自身弱点，多一点独立人格，多一点骨气。

   中国有一种很坏的传统，这就是一个人，不管他怎样差劲，一旦大权在握，尤其一旦成为最高领导人，就不乏众多的吹捧者。毛泽东生前，被捧为中国最伟大、最好的领导人，林彪被捧为最好的接班人，江青被捧为文化革命的旗手。毛泽东死后，又捧华国锋，把华称为毛指定的接班人，英明领袖(尽管他与"英明"相差十万八千里)。华之后，又有人捧邓。参加对林彪及以后各人吹捧的，有毛以下各级大官(我还清楚地记得八届十中全会后一个著名的报告说毛能活到一百五十岁，林是毛的最好接班人等等)，还有不少知识分子，其中尤以制造理论，搞社会科学研究的部分"理论家"和学者为最甚。

   毛泽东生前及毛泽东刚死去时，很多人把毛泽东之死当作天塌下来的大事，吓得不得了，结果呢？天没有塌下来，情况也没有更坏，相反，却变得更好。记得斯大林死的时候，也有同样的情况。大致说来，凡"最好的领导人"一去世，情况不仅不会变坏，相反却是变好，是飞跃，"最好的领导人"的神话，也很快破产。

   时至今日，我想，凡正直的知识分子，以离奇的语言大赞权贵们的时候，至少应该自问一下，是否肉麻？是不是应该感到脸红？

   亚里士多德在说到后来被马克思称为东方专制主义的制度时说："蛮族王制是潜主性质的王制......因为野蛮民族比希腊民族为富于奴性；亚洲蛮族又比欧洲蛮族更富于奴性，所以他们常常受专制统治而不起来叛乱"。作为东方人，我们很难接受亚里士多德的说法，他的说法，很可能是把结果当作了原因。但是，即使这样，难道我们不值得认真反思，认真深思一下吗？难道不正是我们身上的奴性，使专制主义得以延续吗？尤其是知识分子，难道不应该对此感到耻辱吗？更何况，这里的问题不仅仅是奴性的问题，而是牵涉到是否主动阿谀奉承，毫不脸红的放肆吹捧的问题。

   满清未年，有一个慈禧太后，曾撑握满清朝政数十年。她当政期间，曾支持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等洋务派搞洋务运动，并把洋务派的首领一一提拔为封疆大吏及至军机大臣、宰相职位(这里的宰相是按人们习惯称呼讲的)。开矿山、办工业、筑铁路、搞中体西用(今天的改革开放，仍类似于中体西用)。用今天的话说，这个太后成为满清末年"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后来，一八九九年，她镇压了戊戌变法，但随后，她又在一定程度上执行了戊戌变法的纲领，废科举，兴学堂，开放党禁，开放报禁，制订宪法，准备搞君主立宪等等，这已超出中体西用范畴，而开始的实行部分"西体"，等等。研究晚清改革开放的一些人认为，当时这些"改革开放"的步伐，比今天大，比今天走得远，其中有的改革，近百年前已经实现的改革，中共却迟迟不愿实行。尤其是当时处在君主专制传统环境下，社会改革处于刚起动时期，阻力大、堕性大，改革开放的参与者主要是洋务派，其后有改良派上层人物，一般老百姓并不关心参与，某种程度上习惯于旧状况。不像现在，老百姓都支持和盼望改革，这次最早的改革是农民自发搞起来，包产到户，大包干，邓小平开始也并不支持，限定只能占10％之类。慈禧太后，这个清未"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生前也曾被大捧特捧，处在一片万寿无疆的祝颂声中（很有趣，当时除万寿无疆之外，也有"最好"、"最伟大"之类的颂词，有的出自改革派之口)。但她死后，立刻为满清朝野所一致痛恨，并作为镇压戊戌变法的刽子手及满清末年腐败的总头子而为中国历史所否定。随后不久，满清皇朝也在辛亥革命的枪炮声中灭亡了。

   对比一下两个"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是很有趣的。论功劳，第一个是开创性的，且步子大、功劳大；论错误，镇压和腐败的错误，后一个更大。今后的历史将会怎样评价，我们拭目以待。反正，本人是二十年前开始就决不相信"上帝给的"及"最好的领导人"、"最好的接班人"之类的神话，我想魏京生先生大约也是不相信中一个。(我们都从七九年开始批判邓小平的许多做法。)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八九民运，中华民族的英灵，八九民运的英烈们永垂不朽！他们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为中华民族的历史增光添彩，他们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我们每个活着的人，都不应该作对不起这些英烈们而为后人所不齿的事以及没有骨头、不知羞耻阿谀奉承的人。

   中国人，多一点骨气！


   一九九六年六月十日写于南京
   六月二十八日修改

   注：从本文中，读者可以看出，本人根本不同意"总设计师"的说法。因为两次改革开放，两个"总设计师"并没有"设计"什么，而是时势所迫，本次改革则还有民众要求及民众自行改革包括不管"总设计师"反对而自行改革。

   1996-6-28

邓小平的历史地位问题

徐水良

   邓小平的去世，搬掉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阻碍中国进一步前进的一块大石头。他的历史地位，大约将排在慈禧太后之后，毛泽东之前。他是新时代的慈禧太后。不过，他改革开放的步伐，没有慈禧太后大；镇压民运，及作为中国腐败的总头子，罪行又比慈禧大。慈禧太后执政后不久，从洋务运动开始及到她去世，搞了四十年"改革开放"，她把洋务运动的大员一一提到封疆大吏至宰相(军机大臣)职位。当时的"改革开放"，是开创性的，阻力大，不像现在，这一次，民众自发开始改革(甚至不顾"总设计师"反对)。这一次的"改革开放"，至多类似于"中体西用"。慈禧太后，在一八九八年镇压戊戌变法后，却在很大程度上执行变法纲领，废科举，兴学堂，开放党禁，报禁，开始制订宪法，准备搞君主宪等等，则对"中体"本身也开始动手术。不过这二个"总设计师"其实并没有设计什么。前一次，是由下面官员搞起来的，这一次，则是由民众自发搞起来的。而邓自己的主张，如"让包字进城"等等，我当时一开头就指出，这是很幼稚可笑的，邓根本不懂工业。事实是"包"字解决不了城市问题，尤其是国营企业的问题。因为国营企业的基础是国家，而国家，又建筑在民主制度或专制制度之上。不解决民主问题，国营企业是决然不好的(除非变成私营)。事实上，即使西欧的民主制度，也尚未达到使国营企业能超过私营企业的水平。要把国营企业真正搞好，必须有高度发达的民主，这与把经济说成是基础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是完全不同的，相反的。这些看法，我也对公安局的人也讲了。他们说到邓小平理论，我说邓小平没有理论，除了一点实用主义，没有理论。把少许实用主义吹到天上，是思想极端贫乏的表现。此外还有"摸石头过河"，还有南巡中"速度再快一点"等错误，对改革或经济建设造成的破坏，是很大的。尤其是基本路线"以经济为中心"等等战略方针的全盘错误，造成改革中战略的根本错误，其危害，难以估计，这是中华民族的灾难之一。至于其在反对改革中的作用，如四个坚持、六四镇压等等，超过其支持改革的作用。我本人在八一、八二年在狱中批判四个坚持的文章中，就指出四个坚持是中华民族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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