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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禍福無門，唯人所召。——<左傳•襄公二十三年>

●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戰國策•齊策>

    在我記者生涯中，早期影響命運較深的事件，除了和蔣介石的正面衝突外，就要數和閻錫山的交往。

    本來是一次單純的訪問，後來因爲捲入了政治，所以給自己帶來了很多麻煩。

    記者爲了採訪新聞與政治人物接觸是必要的，但本身捲入政治就犯了大忌，而這應該說是自找的，咎由自取，不怪別人，也應懺侮。

    一九四八年春，國共內戰的戰火燒遍神州，國民黨的敗象，明眼人已經看到。而作爲國民黨領袖的蔣先生卻視而不見，這裡面有思想方法的問題，過高估計了自己的力量，過低估計了對方的力量；也有心態和氣度的問题，只相信自己人，相信嫡系、學生、同鄉…，不能包容所謂「雜牌部隊」，排除異己，缺乏寬厚待人之量。最荒唐的是，蔣先生直接從首都南京指揮作戰到前線軍一級，有時甚至到師一級，完全脫離戰場實際，焉得不打敗仗。至於共產黨的情報員直接打入國防部和胡宗南的心臟，另當別論。而對於利用特權侵佔國家財富、人民血汗的「皇親國戚」如孔、宋，即使案件曝光，也曲予呵護。在這種情況下，江山不丟則是怪事。

    當時，中共軍隊已向國民黨區域全線展開戰略進攻，徐向前指揮的部隊，正向山西太原進逼，閻錫山以太原綏靖公署主任、長時期「山西王」的地位，接受美國《時代》雜誌的訪問，表示他要與太原共存亡，並已準備好了氫化鉀，決定一死殉職。

    自從一九一二年中華民國成立以來，不少省份就出現了不同形式的軍閥割據。但像閻伯川（閻錫山之號）先生這樣卅七年政治地位始終不墜的，爲民國以來唯一之人。他能與中華民國同壽，正有其不同凡響之處。

    閻錫山自滿清王朝末年起，就在山西帶兵。民國成立，他是首任山西督軍。直到一九二七年蔣介石在南京成立了國民政府，閻才接受了來自南京的任命。惟仍在山西割據自雄，且有問鼎中原之意。直到民國十九年（一九三○）蔣、馮、閻中原大戰，馮玉祥的少數將領被蔣介石用金錢收買，閻、馮兩氏的部隊被蔣氏擊敗，他才到大連小息，後返山西，作長期經營之計。

    抗日戰爭發生，中共在西北崛起。閻爲了自保，在擁護中央政府抗日決策前提下，採取聯共路線，同意共產黨人薄一波在山西組織「犧牲救國大同盟」，簡稱「犧盟會」，就是以閻爲領導、以共產黨員爲核心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組織。用共產黨的辦法對付國民黨，也對付共產黨，可以說是閻的一大發明。

    抗戰勝利以後，共產黨擴大「解放區」的行動，閻首當其衝。他們開闢的「晋察冀」、「晋冀魯豫」和「晉綏解放區」的一些地盤，事實上就是從閻的手中挖去的。

    到了徐向前率領中共軍隊向閻所管轄的區域進逼，且有一舉拿下太原的意圖，閻除了加強戰備之外，注意到在輿論上尋求支持，這就是閻比一般軍頭高明的地方。他懂得筆桿子的作用，在某些情況下，並不亞於槍桿子。因此，在接受美國《時代》雜誌的訪問，先在國際上製造了輿論以後，決定邀請南京（包括上海）新聞界組織記者團訪問山西，在國內也爲山西掀起一次輿論支援的高潮。至少在精神上使國內外人士都認識到閻錫山領導下的山西有效地高舉反共的旗幟，並堅持到最後時刻。

    很多人不了解，閻錫山爲什麼在所有的軍閥被打倒以後，仍能屹立不搖？而在中共與國民黨爭天下時，太原又是唯一的共軍屢攻不下的堡壘，主要是忽略了此人是一個對政治用心極深、富於謀略的人。而從閻懂得運用輿論這一點看來，蔣介石都不如他，只有毛澤東差堪一比。毛澤東有名言：「凡是推翻一個政權，必先製造輿論，必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同樣的，要鞏固一個政權，也非製造輿論不可。

    閻邀請南京上海新聞界組織「首都記者團」訪問山西，於一九四八年三月即開始醞釀，四月，閻命其駐京辦事處處長方聞（彥光）出面聯繫，我略有所聞。當時，我因頭一年揭露孔宋貪污國家外匯案與國民黨發生裂痕，決心求去，所以並未過問此事。

    四月間突然有一天，方聞打電話給我，說有要事相商，希望到我家中一談。他來到大楊村我的住處時，說明閻先生邀請京滬新聞界人士組織「首都記者團」訪問山西事，遇到了障礙，關鍵在於團長人選難產，比較有進步傾向的報紙如《新民報》、《大剛報》聲稱，如果《中央社》的人做團長，他們就不派人前往。而如果由其他報紙的代表做團長，《中央社》也會有意見。經他與新聞界的朋友商量，有人給他出點子，只有請我出來做團長，才能把左、中、右一齊揑攏來。我告訴他，我已決定離開《中央日報》準備到香港去辦報，山西之行只有敬謝不敏了。他左勸右說，務必請我應邀前往，我不爲所動。

    過了沒有兩天，方聞未經事先約定直接衝到南京新街口中央日報社我的辦公室來，拿出了閻錫山給我的電報，除了獎飾有加外，最重要的一句爲：「務請命駕來并一行。」當時《中央日報》總編輯李荊蓀以及和我同任副總編輯的朱沛人，都鼓勵我走一趟。我還是猶豫不決。考慮的是，既然已經決定脫離《中央日報》，又何必再用《中央日報》副總編輯的名義出訪呢？而李、朱卻提出另一種說法：「不妨來個臨去秋波，最後爲《中央日報》做件好事。《中央日報》也是因爲你的關係，才能成爲首都記者團的領隊。」面對他們這個既有敦促意味又能滿足我虚榮心的說法，我被說服了。人人都有喜戴高帽子的心理趨向，陸大聲又何能免俗。

    記者團同行者共十三人，包括首都所有的報紙和中央社的代表。我請李蔚榮老弟爲總幹事，負責處理一切事務。五月廿五、六日，我們一行由方聞陪同，先自南京赴上海，然後乘陳納德航空公司（CAT）的包機直飛太原。在太原機場受到了閻錫山的秘書長梁敦厚（號化之）爲首的山西文武官員的熱烈歡迎。

    當我們一群車隊浩浩蕩蕩入城時，我發現太原城門口赫然貼著兩幅標語，左面是「歡迎首都記者團！」右面是「陸領隊萬歲！」當時覺得太滑稽了，生平第一次感受到冷汗直冒的滋味，自然聯想到祖母教導我們孫輩時多次提及的「折福」。一個未滿二十九歲的青年人竟玩起「萬歲」來了。這除了「折福」，還能預示生命中的什麼？後來，在監牢裡想到這件事，回顧三十歲前走南闖北的歲月，最後落得坐監，與這一「折福」之旅多少有些因果關係。

    當時，我告訴梁化之，歡迎標語這樣寫太不成話了。梁解釋說，主要是下面錯誤地體會了閻主任（當時太原的官員和老百姓都這樣稱呼閻，閻的正式官銜是「太原綏靖主任」）要熱烈地歡迎首都記者團的指示。一定馬上通知換一幅，請我不要在意。

    閻錫山歡迎記者團的宴會也是夠隆重的，他的致辭，不但事先印好，而且上有簽名。而我即席答辭，居然得心應「口」，閻帶頭鼓掌，也可以說我一生中遇到的最長的鼓掌。

    通過五天的實地參觀訪問和閻本人兩次每次連續五小時的夜談，記者團的同仁對於閻所倡導的「兵農合一」留下深刻的印象。

    中國是以農立國，又是一個沒有民主卻有大量封建遺毒的國家，不但政治不上軌道，經濟也非常落後，雖然孫中山先生早就提出「平均地權，節制資本」，但在中國始終沒有呈現，很多老百姓長期處於食不果腹、衣不蔽體的狀態。

    尤其是中國打了十多年的內戰和外仗，賴以決勝負的兵役問題，始終未能妥善解決。徵徵募募，此逃彼捕，你拉我頂，使《抓壯丁》成爲最大的諷刺劇。在重慶，只因蔣緯國偶然在一個破廟中看到被抓的準備送到前線抗日的壯丁，連叫化子都不如，飢病交迫地躺在地上等死。向他父親談了親眼目睹的慘況，引起了老先生的關切，叫緯國領路前往視察，一見之下，勃然大怒，當場傳呼兵役署長程澤潤中將到來，訓斥之後，並下令將這位全國兵役最高負責人槍斃。這裡還有一插曲，程迷信命相之學，請人批了八字，斷言過了當年生日即將大發；不料正在大擺宴席慶壽，時正十二點，忽報委員長急召前往，結果一命嗚呼。當時在重慶傳爲趣聞。反映了兵役乃執政者之大難題。

    而這一難題，閻錫山用兵農合一的政策予以解決。將土地問題和國防問題合併處理，取得了相當大的成效。記者團的同仁看到了顯示相當威武氣概的閻的正規部隊和民兵，特別是面色紅潤英姿挺發的女兵，都大讚「閻老西確實有一套」！加上夜談中，閻不知疲倦地侃侃而談他將民族革命與社會革命熔於一爐的理論與實踐，不得不說出一個「服」字！

   「兵農合一」的政策，是自一九三五年紅軍由陝侵晉時就開始實行，事實證明取得了成效。美國記者曾經發出一個問題，國民黨在中國北方控制的城市，爲什麼太原是最後輸給共產黨的？而且，在全中國大大小小的軍閥通通被迫退出歷史舞台以後，獨有閻錫山一直撑到最後，尚以閣揆之身，將國民黨帶到台灣，成爲國民黨在中國大陸的最後一位行政院長，創造了奇蹟。也說明了閻錫山夠資格是一位歷史人物。

    不過，在訪問山西過程中，我們記者同仁也遇到不愉快的事。反映了閻錫山用共產黨的一套來抵禦共產黨，在某些方面也落入共產黨弄虛作假、掩蓋眞相的窠臼。

    那是在參觀太原附近榆次縣所遭遇的。當我們乘車到達榆次時，整個縣城竟看不到一個人。記者團總幹事李蔚榮因爲是甘肅人，講話跟山西相差不多，在一間草房裡找到了一位老大爺。經探問才知道原來是縣長怕老百姓說錯了話，下令老百姓通通出城，不要和記者見面，這也是眞夠荒唐的了。

    回到太原，我就代表全團向省府秘書長、負責接待我們的梁化之先生提出了抗議說：「既然請我們來訪問，爲什麼又用『空室清野』的辦法對待記者團？」梁先生當然是表示歉意，這個問題眞正得到解答，還是在和閻先生對話的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