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在《中国文化与精神生产》一文中写道：百年来中国声称的呼吁的自由民主几乎成了卫生巾，哪里来潮哪里垫，各党各派、各式人等都在用着自己的“师出有名”。究竟什么是自由呢？为什么每个人在呼唤这个名字呢？一般认为自由就是不受约束，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可即使在大自然中也没有完全不受约束的，越不自由的地方往往是那些法律不健全的地方，而越自由的却是一举一动无不在法律监控下的地方。而就个人感觉而言，自由感往往并非和现实际遇成正比。如何正确理解呢？概述一些对自由的认识让人或许有所启悟。
   　　在中国古诗词中屡屡出现的自由，多模糊表达那种不受束缚压制的身心逍遥感。西方文明则早就在从各个方面争议实证什么是自由。从古希腊哲学到中世纪哲学之间，虽对自由有各种思潮，但总的来说基督的自由思想有更大的影响。近现代哲学中的自由概念，一是从权利角度理解的自由，指人的某种可行使的权利。一是康德、黑格尔等谈的自由，“自由就是对必然的认识”（斯宾诺莎语）。马克思则说“自由就是对自然的改造”，这两个自由的概念间存在递进，其递进是从必然性来的。
   　　而基尔克果认为这种“必然性”是想象出来的、观念上的，“必然性变化过程中不变的力量”，意思是看得见和看不见的结合，是一种预设，而不是实体。（基尔克果的中文翻译名很混乱，有克尔凯郭尔、克尔凯戈尔、祁克果、齐克果等，刘小枫在《非此即彼》总序里写道：按丹麦文，Kierkegaard 意为“教会园地”，按音译规则再加寓义译法，当为“基尔克果”。此处用此译名。）可以说基尔克果对必然性的挪移才出现了后现代主义，之后的海德格尔和萨特都有从基尔克果出发的部分。基尔克果认为哲学思想应该是与生存息息相关的，而不是独立于生命之外的。自由不能只是预设，而是要回到生存意义来谈，上帝创造的自由和人类生存意义上的自由。

   　　基尔克果对自由的分析相当深入生命核心，由于种种原因，以前把基尔克果当做存在主义的先驱和代表人物，而对这部分理解不足。基尔克果认为在生存意义上谈自由，首先是在选择中谈自由，而不是先谈必然性。没有选择就没有自由，我们一定是先选择自认为最好的，也就是至善的。有选择就有比较，齐克罗认为别无选择的情况不会出现，后来萨特引申出没有选择也是一种选择。
   　　从这个角度，基尔克果把人的生存分为：美感生存方式；伦理生存方式；宗教生存方式，基尔克果认为每个人都会有这三种选择。中国有哲学家受此启发把生存分为生活阶段、道德阶段、宗教阶段，其实说三个阶段不太准确，应是三个状态，或三个境界。基尔克果认为美感生存方式表现为直接性，根据人的需要而来，比如我很饿，面包就是我直接的选择；当人认定什么最适合自己时，也是直接性。当随着人长大后，伦理的选择则为一种反思，有多样性才有反思。因为有来自父母、朋友、老师等的各种理念、各类系统加给我们的不同选择标准，在观念系统中出现“理想自我”，希望社会达到什么样的标准也是理想自我的一部分。这时“理想自我”就成了我们选择的依据。“理想自我”在近代多以乌托邦的形式出现。
   　　当一个人的“理想自我”被人攻击、批评时，人会自然地为自己的理想自我辩护、巩固、完善，而不会轻易放弃。当一个人选择了一种可能性，其他可能性就拒绝了，比如说我选择了这项工作，别的工作的可能性就失去了。这种伦理生存方式的生存尽头有两个结果：一是“理想自我”实现，生存意义也就终结。比如说我想成为有钱人，当真的富阔后，又觉得钱一点意思也没有了；一是总是实现不了“理想自我”，不可抗拒地绝望。两个结果的实质都是一样：趋于死亡或死亡。大多数人处在中间状态，一个理想实现后又有新的理想，但最终会绝望和死亡。
   　　每个人都是一个出发点，一个“理想自我”就容易问题，“理想自我”出了问题，生存也就出了问题。“自由的选择是不自由”，选择之后，可能性越来越远，越来越小，小到人的心灵空间退到空虚绝望的境地。为什么呢？基尔克果认为是因为把这个世界当作永恒的。但在这个世界“理想自我”不可能是完善的、永恒的。在伦理选择模式失败的基础上自然出现宗教生存方式，也就是到另一个世界去选择幸福。
   　　基尔克果把宗教生存方式又分为两种模式：A类宗教选择模式和B类宗教选择模式。宗教模式里此岸世界和彼岸世界的划分依据是此岸是不完善的，彼岸则是完善的，并以此来定义永恒幸福。A类宗教里认为凡是这个世界的都是不好的，在不断否定过程中接近彼岸世界，因此尽量减少和这个世界的联系，只有不依靠这个世界才能得到永恒幸福。当不断将不依靠的界限推进时也就一再做出逃避离开的选择，宗教选择模式也就转化为伦理选择。进入伦理选择仍是走向死亡，也就是说人在A类宗教选择模式中仍是走向绝望和死亡。
   　　基尔克果认为A类宗教的信徒其实仍是在按伦理意义选择，B类宗教则是和神保持密切的关系，和可能性保持密切的关系而总有新的选择出现。基尔克果强调上帝是恩典的上帝，不是观念的上帝，不是高高的偶像，而不停歇地给我们恩惠，给我们新的选择——选择的自由度再大也是很有限的，基督让我们扔掉的可能性不断回来，让我们重新选择。有人说基督也是宗教，无非做了跟从基督而没有信佛或其他的选择，但凡尝到过福音的甜蜜的人无不感到基督从来不是一个选项，人是跳入真信仰的。在这样的信靠中无论何时都能感到死里复活，新的选择、新的盼望和新的力量时时涌现。这时基尔克果关于自由的定义就出来了，“自由就是紧紧抓住可能性”。即真理的后面是生命，真理给人以生命，生命就是自由。人只有重新回到造物主的源头，去寻找自由的根源，才能脱离罪的捆绑，得到真正的自由。自由和奴役的悖论，也在神圣的超越中得以解开。在心灵向无限敞开的刹那，光明便来临了，真正的基督的生活是不断回到希望的未来的生活。
   　　上述对自由理解的梳理中，可窥一斑而知全豹地看到西方文明的张力来自希腊文化和西伯来文化，西方文化有一直想摆脱张力，摆脱这两种文化间的相互推进又相当紧张的关系，以致到登峰造极的共产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是基督教的一种变态形式，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也是神的旨意。因为自己对生命下判断容易出问题，这恐怕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误区。百年前已在亡国边缘急需要拯救的中国，自身文化系统没有来自“自我之外”的指引和力量，马克思主义既有外在的吸引，又有和中国古代对小康大同的理想追求的暗里契合。
   　　为什么这么说呢？“三教并流”构成的中国文化整体，从不同角度回答了中国人在社会生活中所遇到并提出来的各种问题，如社会秩序，人生意义，死后去向，生存依据等等。这些问题不是其中任何一方所能独立地回答的。一般来说，儒家主管人生的现世生活，如温饱问题，人际关系，社会秩序，道德伦理等。佛道两家出专注人生的来世生活，涉及人生意义，生存依据，死后去向等问题。一个在中国文化中生活的人，如果他心中追求目标是入世的，他将以儒为据，努力跻身于士大夫阶层；如果他茫然于出世就多与和尚道士为伍。“三教并流”发展起来的宋明理学，多站在儒家立场上对道教和佛教的批判吸收。从张载的气本体论，二程和朱熹的理学，到王阳明的心学，实质上是在为儒家伦理道德寻找终极根据。这导致中国文化对宇宙论问题的处理无法深入。　　
   　　中国人的人格，就是在这样一种并流的文化系统中培养出来的。儒、释、道三家都非常重视人格培养。孔子的名言是“克己复礼”，认为立己是立国之本。佛教注重个人对自己灵魂的积德。道教则追求对自己身体的修炼。尽管三家都认为完善“自我”乃人之生存的根本之道，然而各家对于“自我”的理解是对立的，呈现了不同的“自我”。这种状况造成了中国人在人格上“分裂的自我”。这种分裂虽然让中国人在生存上有很强的缓解能力，但因之产生出的分裂恶果日趋明显。在重建和复兴中国文化的进程中，如何整合被“分裂的自我”，已经成为一个急待解答的课题摆在每个人面前，摆在我们民族面前。
   　　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性质逐渐显露后，人们必然更深地回到生命本质来思考自由。从基督的角度谈论人生和自由，很重要的一点是此生此世的生活意义，如果不和彼生彼世的意义连在一起，就没有长久的吸引力和生命力。故《传道书》中说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始，认识耶和华也就是信仰耶和华，这是世界文化的各种人生智慧中基督教所独有的。其次，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通过认罪、开放、接受、复活体验到人与神的关系，进而体会到世界是有秩序而美好的。因为世界是被有智慧的创造者所创造的，因而被造者必然会显示出智慧的痕迹。人借着观察这个世界而发现其中的秩序，形成完整而不绝望的“理想自我”和生命智慧。这样的思考是否会给迷茫的我们新的路径呢？
   来源: 基督徒作家网 海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