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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老人：“权”说 东海老人：“权”说
一在理想主义的群体中，有两种倾向特别值得警惕。一是为了目的不择手段，二是只讲原则不知变通。在儒家看来，都是不懂“经权”所致。有这两种倾向的人，有必要学习一下儒家经权论（详见旧作《经权略论》）。请看孔子一段话：
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论语-子罕》）
孔子说的是四种类型的朋友，或是人的四种境界，进学的四种阶段。笫一种，可以共同学习，但未必可以共同追求道德理想，如有的人志在富贵、志在干禄，就“未可与适道”；笫二种，有理想追求，但未必能够坚定不移，有可能中途变卦；笫三种能够坚持原则、坚持到底，但僵化固执、不通权变。第四种没明写，无疑是“可与权”者。
四种人中，笫一种较差，笫二种较好，笫三种很好，第四种最好，道德境界最高，作为朋友最难得。
朱熹在《论语集注》中引杨氏言：“杨氏曰：知为己，则可与共学矣。学足以明善，然后可与适道。信道笃，然后可与立。知时措之宜，然后可与权。洪氏曰：易九卦，终于巽以行权。权者，圣人之大用。未能立而言权，犹人未能立而欲行，鲜不仆矣。”（《论语集注》）
“知为己，则可与共学矣”的“为己”，是提高、完善自我之意，所谓“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儒学，从根本上说是一种为己之学。对于当今知识分子来说，“知为己”也是不易达到的境界。“可与共学”者也不易找到呢。
二《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权，黄华木，一曰反常。一些学者认为这个注解奇怪，不可解。实属少见多怪。权的本意是黄华木，初民常以之做秤锤，取其坚实质重之用，久而久之，权字便引申出称量、审度、权衡、权变等意义。段玉裁在“反常”一条下他罗列了三条经文，分别出自《论语》、《孟子》、《公羊传》。“反常”之义便出自公羊传。
公羊学以“反经合道”说“权”。公羊传曰：“权者何？权者反于经然后有善者也。”
在这里，“经”与“道”的意思差不多，都是指大经大法、常道，这是任何情况下都不许改移和违背的基本原则。儒家的“权”，表面上看，似有违背之嫌，实质上仍然是合乎原则的，是从另一个侧面维护原则、弘扬仁道。这叫“反经合道”，这才是儒家的“权”道。用一位前辈的话说：
“运动是个长时期的工作，条件随时变动，要最好的完成每个时期的工作，显然要针对特殊“时”刻的要求、而非“终极目标”之要求。这个要求显然会和后者的要求不同，甚至看起来有与之违背的样子，但是，它是要达成终极目标的此“时”刻的最优做法。”（这段话符合儒家时中之义，详见下文）
“反经”不是真的“反”，否则就不合道了。法家就是“反经”不“合道”的典型。儒家的“权”，是建立在“立”的基础上的。可与立，始可与权，在原则上脚跟站稳了，才可以论权变之术。钱穆解释得好：
“权：称物之锤名权。权然后知轻重。孟子曰：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权也。《论语》曰：立于礼，然处非常变局，则待权其事之轻重，而后始得道义之正。但非义精仁熟者，亦不能权。借口适时达变，自谓能权，而或近于小人之无忌惮，故必能立乃始能权。”（《论语新解》）
未能“立”者不能“权”，否则很容易把“经”丢了，把“权”变成“权术”，变成护身符、敲门砖、登龙术甚至“害人经”。为了目的不择手段者就往往会把原则、“目的”弄丢了。
另外，权是非常情况下的非常措施，不能以权为经，当作家常饭吃。朱子提醒：“经是万世常行之道，权是不得已而用之，须是合义也。如汤放桀，武王伐纣，伊尹放太甲，此是权也。若日日时时用之，则成甚世界了！”（《朱子语类》）
三在儒家，“权”与“时”、“义”、“中”、“智”的概念相通。“义”有正义与适宜二意，兼经权而言。坚持正义与通权达变、坚持原则与因地制宜统合在一起，经权合一，是儒家的“义”，是儒家的中道。通经达权，是大智慧。
其中“时”的概念尤为重要。孔子被称为“圣之时者”。《孟子-万章》下篇：“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孔子是圣人里面最时中的，是圣人之集大成。我在《通权达变与时偕行的“圣之时者”---东海草堂读经札记》中曾指出，“圣之时者”主要特点有二：
一是通权达变。把原则性与灵活性圆融地统一起来的经权思想，是儒家一大智慧。守经是对理想、原则的担当和坚持，达权则是在不违反原则的前提下的灵活权变。朝闻道夕死可、杀身以成仁、君子穷而不滥、君子务本、非礼勿视勿听勿言勿动等，均是守经；“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此“四毋”即是达权。 二是与时偕行。《礼运篇》曰：“变而从时”；《礼器篇》曰：“礼时为大。尧授舜、舜授禹、汤放桀、武王伐纣，时也。”可见儒家之礼，以“时”为大，要随时之宜、合乎时宜。《大易》有《随卦》与《鼎革》二卦。《随卦》曰：“随时之义大矣哉”；《杂卦》曰：“革，去故也，鼎，取新也”，说的都是与时偕行、革故鼎新之义。 2009-9-12东海老人东海老人首发《民主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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