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盲流”“农民工”──我父母的故事
来源：《民间历史》网刊
今年，要是父母都还在世的话，父亲是一百岁，母亲是九十五岁。当然，我们没那么幸运，十多年前他们就都过世了。下面是他们的平凡故事。
先说“盲流”
一九四九年中国共产党执政後，人人有户口，一个户口定终身。一九五六年国务院曾发出《关于防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凡未经政府许可离开户籍地的，一概叫“盲目外流”——“盲流”。从此中国人的语汇里出现了“盲流”这个新词。一九五七年国务院再次发出《关于防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通知》，指示各地“加强对农民的社会主义教育，将农民稳定在农村。”
什么叫“盲目流入城市”？为什么在农村就是社会主义，进城就是资本主义？现代化本是农民流向城市的过程，中国人早就在流动了。其实，中国的城市居民几乎全是“盲流”的後代。试问当今城里人，有几个敢说自己不是“盲流”的後代？我就是“盲流”的後代。
他们是工人，不是“农民工”
我父母的故事平凡极了。
江苏长江北岸有个姜堰（今泰县），原本很少人知道它。只因当今国家主席胡锦涛也出自这里，知道它的国人才多了一些。这是我母亲袁金凤的家乡。妈妈是个乡下人。一九二七年，十三岁的她与姐姐、妹妹三个，从姜堰乡下到上海讨生活。据妈妈说，原来她们家境也还不坏，有两块田地，一块打下的粮食供自己吃，另一块打的粮食用来酿酒，家里有一个酿酒的作坊。不幸我外公外婆双亡，家境破落，生计无着，除大哥留在乡下外，三个姐妹一起到了上海。
像别的乡下人一样，她们到上海去并不是“盲目外流”。她们的目标很明确：做工。那时候不兴叫“打工”。我一九八Ｏ年到美国时，才头一回听到“打工”这个名词。想来这是港台旅美同胞的发明。我至今也不明白这个“打”字从何而来。当然，“打”字是万金油，连饭都可以“打”，工当然也可以“打”的。打工就是做工，一回事，都是为了谋生，图一只碗饭。
就如现在的美国人称晚到者为“外国人”一样，早到上海的人称晚到者为“乡下人”。那时，上海的苦力活差不多都让“乡下人”，特别是“江北人”和安徽人包了。过了八十年，现在也还是如此。现在他们不再被称为“盲流”，因为政府已经允许农民流入城市了。但还有一个“户口”卡着他们，政府称他们为“农民工”。为什么叫“农民工”？因为他们没有上海的户口。他们在上海做工，就是上海的工人，和其他上海的工人一样，差别只在一个“户口”而已。叫他们“农民工”是歧视，至少是“户口”歧视。
当时的上海，最东北角叫“杨树浦”。这是沿黄浦江与浦东隔江相望的一带。“浦”是江边、水边，从小在“杨树浦”长大的我，只知道江和水，不记得哪里有什么杨树。大概上海开埠时这地方是有杨树的。杨树浦有一间属于日本钟渊纺织株式会社的纱厂，叫公大纱厂。这厂子如今若还在的话，当被尊称为“外企”的。
妈妈她们三姐妹运气还好，在公大纱厂找到了能够糊口的工作。是“童工”吗？也许是。受剥削吗？不知道。反正她从此就有工作、有饭吃了。妈妈没念过书，是个文盲。一个才十三岁的乡下姑娘，能够在上海这个大地方谋到一个饭碗，即便受剥削，也高兴。
差不多也在那个时候，厂里又来了一个苏北农民的儿子，也属“盲流”一类。他姓丁，那年十八岁，家在东台县安丰乡下灶村。母亲去世早，遗下三个儿子。他是老大，独自来到上海，看能不能挣钱谋生并接济乡下种田的父亲与两个弟弟。自然，他就是日後我的父亲。
史载公元一三九九年朱元璋第四子朱棣起兵夺取侄子朱允炆的帝位，历时三年攻破南京城，登基为明成祖。按我们丁氏家谱所记，朱棣攻打南京方面的明军时挖开了苏北高家堰大坝。就像明末李自成为了攻打开封城开挖黄河淹死了数十万开封平民一样，大水淹没里下河地区，人口锐减。随後大批移民从人口稠密的苏州一带迁到里下河地区，其中丁旺龙、丁旺虎兄弟二人，来自苏州阊门。他们到了东台县境，务农兼烧盐经商。後代繁衍五百年，丁氏已成一大家族。今东台一带，丁姓有近万人。
按照家谱所记，丁氏兄弟两支：大业堂、执玉堂。我们执玉堂这支最近十代的宗派次序是宏、居、玉、有、馀；万、昌、宝、正、国。我的曾祖父叫丁万华，祖父丁昌桥，父亲丁宝宽。我自然属“正”字辈。父母选择了“正大光明”四个字给头三个儿子命名。（据我所知，以“正大光明”给三个儿子命名的还有前国民党北伐军将领、中共的新四军军长叶挺。）我们的下一代应该是“国”字辈。但我们兄弟四人皆脱了轨，只有在乡下的堂弟正银按宗派规定给儿子取名国华，在上海中国纺织机器厂当工人的堂兄正来给儿子取名国强、国庆。
他们成了“上海人”
後来父亲告诉我，他是这样找到头一份工作的：一天大清早，他和别的人一起在“东洋人”开的纱厂大门外面等工。他幸运地领到一个牌子：可以做一个星期工的牌子。他读过两年私塾，写得一手不错的毛笔字。这一个星期的工作是为机器编号，用毛笔沾上油漆，在纺织机器上一个个编写上号码。一个星期结束时，那位懂中文的日本工头（上海人叫“拿摩温”，是英语Number one的音译）翘起大拇指用上海话对父亲说：“好来西！好来西！”当即决定父亲留用，作长工。
什么手续都没办，什么表都没填，父亲从此就成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一员，而且从此奠定了他的子女成为“上海人”的基础。直到退休为止，他一直没有中断其在纺织行业的生涯。“我这一辈子没失过一天业。”这是他晚年最得意的一句话。
工作稳定了，一个月工资是八块大洋。当时他住在一个老师傅家里。师娘管做饭。他将工资的一部分交给师傅。这就有点馀钱可以支持苏北的两个弟弟了。想想一九一八年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打工，工资也就是一个月八块。东洋人对中国劳工实在不算刻薄，起码不比中国资方给中国劳工的待遇差。直到现在也是如此。
父亲人极聪明，而且好学，工余还进过夜校。
一九五九年我进控江中学读高中，学校每个年级有一个班是侨生班。归国侨生都学英语。另外还有一个英语班、四个俄语班。我被安排到英语班，时常在家里念几个英文单词。他在一旁居然也能与我唱和几下。我惊讶地问：“你怎么也会英文？”他微笑着说：在工厂做工时，大学生办工人夜校，他去上过课。年轻时记性好，三十年了，竟一直没忘。
那些义务教员应当是美国教会办的沪江大学（University of Shanghai，中共执政後改名上海机械学院，今称上海理工大学）的学生，因为该校和父亲的工厂在同一条军工路上，相距也就两公里。史载“在华各基督教大学中，沪江大学是最早开展社会工作的学校。一九一三年在杨树浦眉州路创设沪东公社……（一九二八年）刘湛恩就任校长后，沪东公社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除了为工人区儿童创办幼儿园和中小学，还开办了医院和诊所，免费为周围工人及附近农民施医送药，受到社会的欢迎。”应该说，父亲是在沪江大学的工人夜校学习的。
父亲一直没有离开那家日资纱厂。後来，在同厂做工的父母结了婚。母亲是挡车工，整日在纺纱机旁穿行、接头，早已成为一名技术娴熟的工人。父亲是保全工，即从事机器维护修理的工作。仅凭两年私塾的文化底子，他竟然就掌握了拆卸、修理、安装的整套技术，成了技术骨幹。
到一九三四年左右，父亲的工资已经长到十八块一个月。加上母亲的工资，小俩口的日子过得可以了。可是“人啊，欲壑难填”，这是他曾经对我说过的一句话，他也难免。有一天，一位朋友找到父亲说，河南郑州的“豫丰纱厂”到上海招人。说像他那样的技术工人，到郑州一个月可以挣三十六元，是上海的一倍。他问父亲去不去？父亲马上说“去”。那时候，人们没有户口观念，不存在“放弃上海户口”一说。
他们离开了上海
史载，後被毛泽东称为“新兴商人派”的上海浦东人穆藕初一九一四年从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毕业後归国，在上海开办德大纱厂，一九一九年又集资在河南郑州开办了豫丰纱厂，其规模和设备在当时的中国首屈一指。一九二五年，中共领导人王荷波、王若飞等曾领导该厂五千工人大罢工。郑州地处中原，内战时不管哪路军阀占领了郑州，都要住进豫丰纱厂吃大户。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後，长期亏损的工厂更难以维持，资产抵押给了美资洋行。一九三三年，资方拟宣告停产遣散工人。共产党遂领导工潮，工人罢工半年。国民政府派要员调解後於一九三四年初复工。
父母就是在这个时候到的郑州。挖角者说话兑现，豫丰纱厂付的工资真的是三十六块。
当时河南的省会是开封，郑州还很不开发。父母留下来的那个时期的惟一的照片上有父亲的题字“一九三五年在开封”，大概是特意从郑州去开封照的。
一九三七年，大哥出生。听父亲说，当时在郑州一元钱可以买到四只老母鸡，或者一百一十只鸡蛋。
不久，日本大举侵华。一九三八年二月，日机首次轰炸郑州，火车站、商业区死伤居民五百多人。这时豫丰纱厂已经因资金困难抵押给了中国银行，成为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属下的国营工厂。政府决定将工厂搬到陪都重庆。工厂的机器都要火速拆卸。已成技术骨幹的父亲是拆迁的主力。工厂的机器设备运到武汉後，父母在武汉暂时分手。母亲抱着大哥先行去重庆，父亲则负责押运机器乘木船溯江而上。木船在纤夫的川江号子声中缓缓而行。“纤夫唱得很好听”，他後来告诉我。船队化了八个月才从武汉到达重庆。我真後悔当时没向父亲问明白，是一拨一拨的纤夫轮换走了八个月，还是同一批纤夫拉了八个月。
“豫丰纱厂”迁到重庆市郊小龙坎土湾，称豫丰纺织公司重庆纱厂，一九三九年一月开始复工生产。史称该厂“对抗战时期大後方的穿衣问题贡献甚巨。”但是重庆常遭日机轰炸，一九四Ｏ年五月二十七日，日机九十九架分三批对重庆实施轰炸。其中第三批三十六架在小龙坎投弹。我家虽无恙，豫丰纱厂及附近街道、码头被炸，伤亡一百多人。为确保大後方的穿衣问题，在重庆北边的小城合川东津沱又建了合川支厂，于一九四一年五月开工生产。我们一家迁到了合川。
顾名思义，合川是江流汇合之处。嘉陵江和渠江在这里迂折会合，形成一个半岛。半岛上为面积不足三平方公里的钓鱼山。山顶有块巨石俯瞰嘉陵江，传说有一巨神在此钓鱼，解救因天灾而遭受饥馑的合州百姓，因此被称作钓鱼山。山上有城名“钓鱼城”。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