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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良的路被堵死，革命不可避免
——三致施化先生
李大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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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 海按:一个非“动手术”不可的人却拒绝“开刀”,宁愿长时间地忍受巨大的痛苦和煎熬,而企图用点“草草药”来吊命，并抱着一种可怜的侥幸心来焦躁地等待健康奇迹的出现，其结果将是什么？可想而知！“动手术”、“开刀”就是革命，而那“草草药”就是所谓的“改良”。当今中国的政治局势，是非“动手术”不可了。因此，热爱中国的人们，想改变中国、拯救中国的人们，赶快进行“术前准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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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摘要: 以前笔者也有类似施先生的改良思想，认为暴力革命一定产生新的专制，后来慢慢认识到改良主义在中国行不通，而只要革命的领袖和政党具有民主思想(如美国的华盛顿和中国的孙中山)，革命由群众运动主导不出现一党独大的武装力量(如苏联和东欧的颜色革命)，革命的结果就有可能导致民主，中国民主化很可能由颜色革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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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來筆者寫過兩篇與施化先生討論孫中山先生的文章，筆者不同意施先生將中國人爭民主一百年迄未成功怪罪於孫中山的暴力革命(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因為若果中國不是出了一個怪物共產黨和引來了馬列主義異端邪說，在孫中山和國民黨領導下早就實現民主化了(若不是共產黨二三十年代搞土地革命武裝叛亂，二十年代國民政府統一中國時，就有可能實現民主憲政；若不是共產黨四十年代挑起國內戰爭，也可能實現民主憲政了。台灣在國民政府領導下，推遲到九十年代才實現民主化，是因為長期面對中共武力威脅，雖然來遲了，但終究是事實，台灣民主化最終證明了孫中山先生的革命理想)。因此，筆者認為與其批判孫中山，不如批判共產黨，是後者讓中國民主道路繞了一個世紀大彎。
施化先生一系列文章認為暴力革命是萬惡之源，其結果必然產生新的專制；而在中共明言拒絕任何政治改革的情況下，仍然堅持主張改良，反對革命，代表了當今改良派思潮，本文想和施化先生討論這個問題，請廣大讀者發表意見。
施化先生在「百年中國的選擇途徑」一文中說「 一百年來，中國人的選擇途徑，歸納到最后不外乎兩個：一個是革命，一個是改革。從辛亥開始到文革結束是革命；從文革結束到現在為止是改革。前者用 了近七十年，後者用了整三十年。」，這樣認識和理解中國百年近代史，筆者不敢苟同。
眾所周知，革命是指社會(特別是社會制度)的急劇改變，往往是自下而上發動的，相對於革命後新制度穩定運作，革命本身所佔的時段有限。百年來中國發生的革命隻有兩次：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滿清封建王朝，建立民主共和的中華民國；1949年的共產革命，推翻了中華民國建立了獨裁專制的共產中國。怎麼能說「從辛亥開始到文革結束是革命，用了七十年」？至於說後三十年的所謂「改革」，用余傑先生在新作「“緩慢改革”就能拯救蘇聯嗎？」一文中所說：「所謂的“緩慢改革”，隻是在經濟領域作有限的調整，而固守僵化的政治體制。」中共三十年的「改革開放」同一性質，根本不是政治改革，沒有資格和革命相提並論。
施先生說「革命和改革是中國人百年來僅有的兩條選擇途徑…….。革命衹不過是用暴力推翻舊政權，建立新政權；改革衹不過是用高速增長來維持現政權，彌補政權的執政合法性。一百年過去，中國人 主要所做的不過這兩件事，也衹有這兩件事做成了。」
中國人為什麼要「選擇途徑」？就是因為人民大眾認為社會制度不合理，需要去改變它，才存在「選擇途徑」的問題。若果中國像西方國家一樣，民主自由社會制度被人民群眾普遍接受，還需要選擇什麼「途徑」？一百年來，中國人所做的不是革命和改革，而是追求民主，期間所發生的共產革命和三十年「改革」，都不是中國人民所想做所要做的，不過是共產黨假借人民的名義做罷了。
施先生說：「自古以來中國的朝代輪換，都是同一幕場景，造反革命。從湯武革命，陳勝揭竿到武昌起義，幾乎都是一樣的。幾千年下來，碰到黑暗政治，中國人形成的唯一條件反射就是革命。除了革命，似乎無路可走。老祖宗是這樣制定的，誰還有什麼別的妙法？」代表了很多改良派的觀點，筆者也有不同看法。
中國歷史幾千年來不斷發生暴力革命，不是「老祖宗制定」的，更不是中國人「唯一條件反射」，而是因為社會矛盾發展到無法調和的時候，亦即人民群眾對社會的腐敗黑暗忍無可忍，而統治者又不願意自上而下地改良，他們唯一能做的就剩下自下而上的革命了。其實，社會發展有其客觀的規律，中國和外國沒有什麼本質的不同，西方國家也曾經歷過從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到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過程，也曾經發生過很多暴力革命，但他們暴力革命的頻率和規模遠遜於中國，而妥恊改良又遠勝於中國。這是因為中國封建社會特別長久特別頑固，包括現時中共無恥地極力宣揚那些太平盛世。數千年封建歷史造就了一朝一朝一代一代視天下社稷為私產的帝王，包括共產黨毛澤東，他們毫無民主文明的概念，毫無西方政治那種智慧，那種妥恊的風度，寧願玉石俱焚，也死抱權力不放，這才是造成數千年暴力革命不斷的根本原因。這其中，共產革命無疑是全民族的大悲劇，共產黨統治六十年來，數千萬人被殺死、餓死、鬥死、整死。它之所以發生，除了這個黨及其領袖地痞流氓的素質之外，過半數的中國人誤信了馬列主義異端邪說也有很大的關係。經過六十年中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社會試驗，包括三十年所謂「改革開放」，從一個普遍貧窮，特權專制和法西斯的社會演變成權貴資本主義，社會財富高度集中在一小撮特權階級手裏，廣大人民大眾則苦苦掙扎在新三座大山之下，整個社會貪污腐化，道德淪喪，民族衝突，民怨沸騰，社會矛盾再次到了總爆發邊緣。
在這個漫長的歷史時代中，並非如施先生所說「所有心懷不滿的人，第一個念頭就是“革命”。這是一種 宿命，沒有幾個人能夠跳出來。」中國歷朝歷代都不乏改良主義者(政治改革家)，比如商鞅變法、王安石變法直至一百年前的戊戌變法…….但是他們的出發點和目的都是為了維護和改善封建專制，而不是民主。包括數千年來不斷的農民起義(暴力革命)，推翻了舊王朝建立了新王朝，可是封建社會制度沒有改變。一定時間以後，制度性的缺陷造成的社會矛盾發展到無法調和，就會再次引發革命。所以無論是改良還是革命，如果不改變不合理的社會制度，就等於前功盡棄。近代史中極力主張改良的有清末康梁，民國時期胡適，更有現在的劉波「零八憲章」。可是因為慈禧太后根本就不想君主立憲，所以戊戌變法失敗了。而胡適先生數十年來苦口婆心規勸國共兩黨放下武器，走民主議會的道路，都因上面所述政黨及其領袖質素，對民主的認識和互相敵對的政治現實而無法實現。不過，客觀地說國民黨蔣介石對胡適先生的勸告，還是在某種程度上接受了。抗戰勝利後1946年國民政府曾邀請各黨各派包括共產黨召開政治協商制憲會議，表現了實現民主憲政的誠意，唯遭到共產黨破壞失敗告終。1950年10月，敗退台灣後面臨嚴峻的戰爭形勢，國民政府仍然大力推行地方自治，其突出代表作就是由花蓮縣帶頭全台灣縣政府民主選舉(留美學生楊仲鯨當選為第一任花蓮縣長)，相比之下，毛澤東卻將胡適宣判成「最危險的階級敵人」，在全國開展聲勢浩大的「清算胡適思想」的運動，等於公開宣布共產黨反對民主自由。而現今中共吳幫國公然宣布「絕不搞西方那一套、絕不搞三權分立、絕不搞多黨制……」，逮捕監禁了劉波，向全世界表明他們堅持獨裁專制，頑固拒絕民主自由。如果施先生說革命是中國人的一種「宿命」，這種宿命就是統治階級迫出來。
施文說：「每一種政治力量的存在，都有其社會歷史根源，沒有完全消滅的必要。即便 讓它們存在下去，自生自滅，也比人為消滅的好。相反，消滅一種自然存在的政治力量，破壞了政治生態平衡和和力量間的相互制約，才是真正災難的開始。孫中山 先企圖消滅滿清的政治力量，后企圖消滅北洋的政治力量；毛澤東先消滅了蔣介石的政治力量，后消滅了劉少奇為代表的黨內不同政見的政治力量。雖然勝利了，但 即刻產生極權專制。因為對立著的勢力消失，平衡也跟著消失，重心一邊倒。過一段時間，局勢一變，再倒過來。於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國人把此當作 常態。」
這裏施先生搞錯了兩個概念：一，(民主)革命的目的不是要消滅「自然存在的政治力量」，而是要「消滅」舊的不合理的社會制度。拙文「孫中山才是中國民主之父」一文中解釋過孫中山為什麼要發動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推翻滿清和北洋軍閥的統治，但這並不等於說孫中山要搞獨裁專制。該文引用朱家雄先生「假如孫中山先生多活十年」一文推測「受美國文化影響最深的孫中山，一定是會按美國的模式來締造他心目中的新中國的。孫中山之所以決定聯合共產黨，大約是想在統一全國之后實行多黨制，而主要的選舉戰大約就發生在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與此同時，也巧妙地把國民黨所親近的美國和共產黨所親近的蘇 聯這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兩個國家拉攏到了中國未來政府的背后。」可資參考。而毛共的共產革命才是以消滅其他所有政治力量，實現一黨獨裁為目的。嚴格地說這不是革命而是反革命，因為他把社會拉向倒退，正如儲安平先生所說「我們現在向國民黨爭民主，還是一個多少的問題，將來共產黨掌權了，就是有無的問題了。」二，人類社會發展不是什麼「政治生態平衡」，舊的腐朽的政治力量必然隨著舊的不合理的政治制度消亡而退出歷史舞台，比如代表奴隸社會的奴隸主、代表封建社會帝王都必然要消失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之所以出現「人為消滅」，是因為這些舊勢力死抱舊制度不放，寧可一起進棺材，也不願意改過自新。這不能怪革命者，一旦確立了民主憲政，各種不同的政治力量就可以和平共處自由競爭(「自生自滅」)，根本不可能發生施先生所說的「過一段時間，局勢一變，再倒過來。於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祇要像西方國家一樣確立了民主制度，就永遠都不會再發生暴力革命。施先生不可以將為了建立民主制度而發生的革命掃除專制勢力，看作民主制度建立後會發生的事情。毛澤東用不正當的手法去除政敵劉少奇，是因為他不但要搞一黨專制，還要搞一人專制，根本與革命和民主毫不相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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