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人近期的愿景是善治而不会是其它？——和惊蛰网友切磋中国社会的善治问题
   
   进退失据的中国人会走向何方？(续6）
   
   我在小文《说不尽贪官与清官的永恒话题》的结语中，对大陆中国社会的未来走向，曾给出了自己的一种预测。我的观点是，如果民主化确实是当代中国的主政者认真追求的一个远大目标，那么，中国的政治制度变革，一定是“从善治通向民主”。自然，我没有说出口而隐含在文中的意思是，中国人若想实现民主，若不是在善治的基础上达致，则无异于缘木求鱼。

   
   在文中，我曾这样写道“如果我们不讳言历史演进的必然路径，中国社会若想一步登天在短期内从官主社会进入民主社会，如果不是痴人说梦话，也绝对是我们这个官僚制度的故乡不经历艰难曲折的社会转型而难以企及的遥远目标。”
   
   对此，我还以对岸的台湾社会从日据时代初步尝试殖民统治下的民主，直至蒋经国义无反顾顺势而为开放党禁报禁，历经56年才将台湾这片土地从权威体制转型为民主体制作为参照，而得出结论：“关于大陆中国社会制度的现代化转型问题，即：所谓民主制度的确立和施行问题，尽管大陆的村级民主搞了数十年，但其实在中国的熟人社会之外，（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尚未破题。”
   
   正是基于以上的认知，我才退而求其次，寄希望于中国的官僚阶层对中国社会实行善治，并从善治的方向出发，朝民主社会的远大目标开进，而不要听任正在持续演进的官民冲突朝越演越烈的趋势发展。
   
   为此，我给那些治理中国社会的统治者们提出了四条无关痛痒的建议：
   
   一是要靠有说服力和吸引力的信仰、道德、理想等组成的意识形态，来引领社会成员，促使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生活能够获得一种有极终价值追求的人生目标和人生意义；
   
   二是要靠国家的强制力和公正的法律制度来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以确保每个社会成员在法律制度的框架内都有大致相同的自由言论和自由行动的空间，而绝对不能听任地方政府将公权山寨化和碎片化；
   
   三是要有众多而不是单一的可供追逐的利益目标乃至人生目标，来驱使或诱使所有社会成员，把自己的才华和精力投向自己的利益偏好领域，以最大限度地使得所有的社会成员在追逐自己的利益目标时，不以损害别人的利益为基本前提，从而避免剧烈的族群冲突进而导致社会动乱；
   
   四是要建立一种有效的社会保障机制和社会救济机制，来安顿和收容在社会各个领域的竞争中被淘汰的弱势人群，而不能放任在社会各个领域的竞争中失败的人群自生自灭，听任社会走向断裂或者被人为地撕裂。
   
   非常荣幸的是，我的这些隔靴搔痒式的议论，居然引发了网络高人惊蛰先生的注目，而获得了他的如下评论：
   
   ■我之所以不同意楼主的善制方案，是因为我认为楼主还是透露着大一统思想，仍未摆脱中国封建传统中法家和帝王仁政的思想局限，还是把希望寄托在统治者身上，甚至还把自己归于统治阶级。
   
   ■什么是“有说服力和吸引力的信仰、道德、理想等组成的意识形态”？是还原以前的共产主义还是产生一个新的共产主义？我拒绝这主义那主义，更反对官家主流意识形态，无论什么主义，一旦处于权威和统治地位，最终都要陷入教条主义（就连对世界影响最广最大的基督教的历史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还会掺杂进少数甚至极少数人的个人主义、个人意识，而世界和人类却从未停止思想和心灵的进化进程，由此才不断有科学和先进的产物，并导致民族、国家、社会的先进、文明、发达不断更替。
   
   ■所以思想文化和宗教信仰（西方社会认为宗教和信仰密切相关，甚至就是一回事）上要切忌大一统模式，我最赞成的是一种对多元思想文化的包容（中国春秋战国时期不就这样？）。在此基础上，个人自由（尤其是平等自有的政治权利）就显得最重要，这关系到社会体制（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社会权利结构和社会组织结构）如何逐步改善和平稳过渡。至于采用国际通行的三级行政管理体制（其实中国强盛时的汉唐也是三级制，减少行政区域级次有利于政令畅通，减少“肠梗阻”），并广建社区，从城市和农村社区开始加强自治（以此提高国人的自由度、思想素质、民主意识和自我管理能力），以及完善用人体制的科学性，实现权力运行机制的公开透明和相互制衡，这三个方面，西方已经有太多的、现成的理论依据和实践经验，只是国内用不用、怎么用，能否发现并使用其精髓和实质的问题，而使用过程当中最可怕的就是从制度开始就变成形式主义的“规范化”，当形式主义“规范化”了，形式和实质产生背离，在形式大于内容或实质的环境和条件下，就将产生大量形式掩盖内容或实质的事件和现象，最终必然是形式扼杀内容或实质的结果。
   
   ■所以我继续建议大有空闲的楼主系统、广泛而深入地研究一下西学，其思维之严密、逻辑之严谨、分析之深入、分类之细致、推理之慎重、判断之准确，尤其是其思想文化之多元和包容、广泛而灿烂，再加上始终一直围绕着人性、心灵与世界、自然的联系，实在令人流连忘返。
   
   老实讲，惊蛰先生是位非常善于思考的网络高人，其所发的大量议论的确经常令人耳目一新，获益匪浅。不过，我这次对他质疑我的善治构想，却不以为然。
   
   首先，我以为他望文生义而给敝人贴上一张“把自己归于统治阶级”的标签，并认为我是个追求“大一统”思想境界的人，显然是一种非常不严谨的说辞。也许，在惊蛰先生的眼里，所有中国的公务员们都可以归类为中国统治阶级的这个大类。如是，则他说所说的，我“把自己归于统治阶级”亦不无道理，那是因为，我本身确实不仅就是一个在职的公务员（只是处于准退休状态尚未办理正式手续而已），而且还是所谓达到了县处级的中等阶层的统治阶级一员。但是，恐怕惊蛰先生有所不知的是，我却是这个“统治阶级”中为数不多的抛弃了大一统思想模式的人之一。我最近三年来乐此不彼地在虚拟世界胡说一气，一个最明显的事实是，我的所说所想，恰恰对大一统思想是一种解构和颠覆。我相信，惊蛰先生如果有兴趣，其实不必去四处搜寻我的胡言乱语，而只要在和讯网站我的这个博客数十万文字中，就能得出这个结论。虽然我不敢说自己的言论已经严谨到了逻辑严密无懈可击和句句都是真理的地步，但我在虚拟世界向来不说假话的涂鸦习惯，应该不是自吹自擂。
   
   其次，惊蛰先生质疑我所说的“有说服力和吸引力的信仰、道德、理想等组成的意识形态”， 其批评的锋芒所指，我以为有点无的放矢的意味。因为，我在使用“意识形态”这个词时，根本就没有提及那些已经被时代证明根本就行不通的乌托邦思想及其所架构的意识形态。所以，惊蛰先生所不屑的“还原以前的共产主义还是产生一个新的共产主义”，我虽然作为一名有着近30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不适合展开深入讨论，但我其实并不隐瞒自己理想的失落感和荒谬感，早已经不是什么深藏于内心的情感，已经有诸多文字可以佐证。我相信，任何一个对我稍有了解的网友其实都不难想到，我所期许的一种能够引领中国人走向善治的意识形态，无论是在诸如中国古代的思想家老子、墨子和庄子的思想中，还是近代中国人严复、顾准和吴思的思想中，都有着极为丰富的可供挖掘的资源，遑论那些最近30年来因为西风东渐而舶来的西洋开放社会中大行其道的诸多意识形态的理论。
   
   第三，我其实在思想观念上和惊蛰先生有着很多共同的价值取向。诸如厌恶思想上的整齐划一，和用大一统思想所主导的暴力手段以消灭异端思想；诸如陷入了教条化的官家主流意识形态，和以暴力手段弭平不同思想之争的野蛮扼杀国人思维能力的钳制公民思考的意识形态管理方式，都是我不能接受并经常想加以质疑和挑战的思想秩序。
   
   总而言之，我自从深入到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开始探索导致中国社会治乱循环的根由之后，已经在认识上确实坚信，中国社会只有完成了由官主社会向民主社会转型之后，中国人走向美好的大同社会才有可能。否则，这个不长记性的三流弱智民族，除了折腾复折腾，苦难叠苦难，不会有什么更美妙的出路。对此，毛泽东其实在进城接管国家政权之前，已经在延安的窑洞里早就深刻地认识到这了一点。只不过是令人深感历史荒唐的是，因为此人的政治道德操守实在不堪说道，屡屡说一套做一套，且频频弃自己的真知灼见不用，而用那种荒谬的斗争哲学，一次又一次地陷自己的子民于自我折腾的动荡之中，才导致可怜的中国人在黑暗的历史隧道中几十年找不到北，历经近100年的踯躅和爬行，今日似乎又回到了他们祖辈当初朝现代社会出发时的原点而已。
   
   一言以蔽之，我的观点是：民主，当然是一种值得所有中国人自觉追求的远大目标，但是，如果诸位确实观摩过中国最基层的村级“民主”游戏，大概也会像我一样认为，没有善治做基础的民主，中国更高层次的民主化进程，如果不是一场无厘头的闹剧，那就一定会是一场真正的人间灾难。
   
   （未完，待续。2009-8-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