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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真编辑大力发威，伪状元再遭痛扁

   方舟子的《勘误》在新语丝上公布之后，福建人民出版社将一篇题为《方舟子原稿部分错误及编辑修改情况》的文字寄给了方舟子，作为回应。方舟子说：

   “该文没有署名，不知何人所写，当出自该书编审之手。此文对我的批评没有正面答复，对造成的错误没有丝毫道歉的表示或做具体的辩解，反而反过来攻击我文史水平太差。……该编审在文后列举了原稿中的34处被他改正的‘错误’，我却从中新发现了几处由于编审的无知而导致的错误改动，只好再来勘误，后面会具体谈到。如果该编审当真是要来跟我商榷的，我可以花时间教他一点文史知识，心平气和地耐心‘告之’，虽然我不知道在编审之时为何不来跟我商量，书出版之后再来向我请教还有什么作用。而该编审其实也并非是真心要向我请教，而是把这34条错误当罪证，证明我文史功底太差、写作水平太低，训斥我……”(方舟子：《〈江山无限方舟子历史随笔〉勘误之二》。以下引文，均出自此文，不另说明。)

   那么，这篇文章到底都说了些什么呢？下面是方舟子自己透露出来的内容：

   “编辑在加工《江山无限》一稿中，看到文史知识方面的差错较多，为此，进行了大量的资料核对工作，并改正了不少错别字。下面举出原稿中差错的一部分。如果作者能找到其他版本的权威工具书或典籍，证明原稿无误，请告之。”

   “建议作者今后写稿能认真核对引文及所有史料，并且，一定要核对第一手资料，而不是第二手、第三手资料。一个喜欢写文史随笔的人，要么自己有很扎实的文史功底，要么能够下功夫做好史料工作。否则，常会贻笑大方。

   “作者虽常在海外，但只要还用中文写作，作品的读者还主要是中国人，就应遵守汉语使用规范。建议作者配备国内常用的权威工具书，以减少文字差错。

   “原稿中引文均未注明出处。引文注明出处，是对学术文章、著作的基本要求。这说明资料的来源，证明作者写作的严谨态度，也为读者查阅、进一步了解引文提供便利。不注明出处，随便引用二三手资料，甚至别人错了也跟着错，对自己的学术声誉是一大损害；尽管在别人提出质疑时，还用‘其他版本’加以搪塞。王朝纪年后括注公元纪年，是行文的惯例，这是为读者提供方便。

   “以上寥寥数语，是希望作者提高写作水平，也是希望常发表文章的人都能够不断提高自己对祖国语言文字的运用能力。”

   这短短的439字，诸位读者一定要结合傅杰的《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来读。看到两位文史专家交替用乱棒狠揍“语文状元”，我们既会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爽快，又会产生一丝隐隐约约的悲哀：“小姐”被糟蹋了，“教授 ”被糟塌了，“诗人”被糟塌了，如今连“状元”也被糟塌了。而方状元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他竟然能够以一人之力，完成了“糟塌状元”这一壮举！真壮士也！他这个“状元”应该改称“壮元”。

   5、 假状元恼羞成怒，真编辑三次挨打

   方舟子有句名言：“要让我承认失败或犯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Banly：《不打无把握之战——采访方舟子》)。按照笔者的理解，这句话的潜台词是：“即使我失败了，我也决不会承认失败。”而事实确实如此。方舟子这个“斗士”，虽然与人打斗习以为常，但是他并没有取得过几次真正的胜利。实际上，他在多数情况下，都是败方。那么，为什么有人称他为“少侠”、说他“所向无敌”呢？原因就是，在每次被别人打得鼻青脸肿、头破血流、满地找牙之后，方舟子都会顽强地、倔强地站起身，拍拍衣服上的泥土，揩干嘴角的血迹，然后冲着人家的背影继续高声叫骂，好像他刚刚打了一场大胜仗似的。这类例子当然举不胜举，但是，最典型的，就是在被傅杰痛殴之后，他一定要运用阿Q的精神胜利法，写一篇《是谁“冤枉”了余英时？》，并且要故作高明地指出人家的文字有错。同样的，在被《江山无限》的编辑连着抽了34个嘴巴之后，方舟子又不屈不挠地作了《勘误之二》，以此向自己的徒众显示自己的真身不坏、金枪不倒。

   (1) 原来如此

   那么，方舟子是如何朝编辑的背影叫骂的呢？他首先作了一个这样的声明：

   “这本书如书名所表明的，是随笔集，而不是学术著作；收的基本上都是随笔，而不是学术文章。其中只有《木兰诗种种》是做为学术文章发表在《文史知识》上的，我也按学术文章的要求一一注明资料来源。但是对于随笔，按惯例并不要求一一注明资料来源（同一套书的其他书，例如《盛世网闻——牧惠历史随笔》，也多未注明资料出处）。编审如果看不出它们是随笔，连书名也视而不见，是眼光有问题。如果明知其为随笔，却偏要以学术文章的标准苛求之，则是居心不良。”

   读者应该还记得，方舟子在“反击”傅杰之时，就曾接二连三地指责人家对他的要求“极其苛刻”。也就是说，按照方状元的逻辑，中国的文史学界对于他这个“从事自然科学研究出身”(看看人家这语汇：什么叫“从事……出身”？)的全才、奇才，应该把标准放得低低的，否则就是“居心不良”，因此要被方舟子拐弯抹角地“咒骂”：

   “我曾见到戈革老先生在其文集中夹了一张字条，咒骂其编辑下地狱。对他的这种愤怒心情，我完全能够理解。碰到低能而又傲慢得不可理喻的编辑以屠杀知识产儿为乐，也算是一大不幸吧。”

   看看人家状元的这个宾语从句：“低能而又傲慢得不可理喻的编辑以屠杀知识产儿为乐”。什么叫“知识产儿”？谁是“知识产儿”？如果这是你方舟子的自比，是不是应该称为“知识产妇”？

   不过，方状元的这段颠三倒四的话，却解开了笔者心头的一个疑团。原来，在《方舟子诗文集》中，方舟子把自己的“文”分成七个类别：散文、随笔、文史小品、科普作品、宗教批判、杂文、网络评论。把文章同时按照两个标准来分类，就象副食店把货物分成肉食、面食、包装食品、散装食品一样，让人摸不着头脑。而实际上，就算我们对这位状元法外施恩，把学术标准降低到零下，我们还有更加摸不着头脑的疑问。且看他按照文学体裁给自己的作品分类：散文、随笔、小品、杂文。本来，散文是相对于韵文、尤其是骈体文而言的文体。在古代，凡是无韵散行之文，皆为散文；在现代，散文则是指除了诗歌、小说、戏剧以外的所有文学形式。也就是说，散文本来就包括“随笔、小品、杂文”。根据《中国文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版)：

   随笔：“散文的一种。指信笔写成，不拘一格的文字。……篇幅短小，形式活泼。”

   小品：“内容活泼，风格不拘的短文之通称。”

   杂文：“散文的一种。指随感式的杂体文章……一般篇幅较短。”

   因此，方舟子把自己的文章分为“散文、随笔、小品、杂文”，就象是副食店把肉类分成“猪肉、猪里脊、猪头肉、猪肘子”一样，显得十分好笑。方舟子也许会辩解说：我所说的散文乃是狭义上的散文，是专指“表现对生活情思的叙事、抒情作品”。如果是这样的话，“方舟子散文”中有一篇《一份新型杂志的诞生》，其中根本就没有什么“生活情思”；而“方舟子随笔”中的《江山无限苦情伤》、《不老的白马》，“方舟子历史小品”中的《浪子李白和情圣杜甫》等篇什却颇有抒情的意味，让人根本就搞不清楚它们究竟为什么有的是随笔，有的是小品，而有的又是散文。

   一般来说，随笔、小品、杂文这三类文章，其共同特点就是篇幅短小。可是，在“方舟子文史小品”中，有洋洋万言的《郭沫若抄袭钱穆了吗》，有八九千字的《功到雄奇即罪名》，有五六千字的《海瑞二三事》、《严嵩的末日》，有四五千字的《〈木兰诗〉种种》、《汉语拼音化的先驱》——这样长篇大论的文章，为什么要冠以“小品”之名呢？换个方式来问：什么样的文章，才能被方舟子算作“大品”？更为可笑的是，这些“文史小品”，后来都被方舟子收进《江山无限——方舟子历史随笔》之中了。也就是说，对方舟子来说，小品和随笔又变成相同的东西。既然如此，为什么最初要把它们分到不同的类别中呢？

   现在，我们当然明白了，方舟子之所以要给自己的作品胡乱贴标签，无知当然是原因之一，但是他还有自己的另外考虑。因为那些文字都是“东抄西凑”来的，稍经推敲，就要露馅。所以，方舟子把它们说成是“小品”或着是“随笔”，就可以把傅杰的批评说成是“极其苛刻的要求”，还可以含沙射影地咒骂出版社的编辑说，“如果明知其为随笔，却偏要以学术文章的标准苛求之，则是居心不良。”

   俗话说，别人的肉，长不到自己的身上。看到方舟子提心吊胆地偷人家的文章，然后再费尽心机地给它们贴上各式各样的标签，但其最终结果还是自取其辱。后来的不肖之徒，一定要以此为戒！

   (2) 谁该“齿冷”？

   按照方舟子的分析归纳，这34处错误之中，“笔误”18处；“引文有误”8处，“史实有误”3处，“编审把同义词误当成错词改正”2处，剩下的3处“属于把对的改成错的”。也就是说，“真编辑”指出的错误之中，90%以上是方舟子也不得不承认的错误。既然如此，方状元还有什么脸来打人家的假呢？状元果然是奇才——脸皮奇厚之才。他是这样给自己的“笔误”开脱的：

   “这34处‘错误’中，最多的是明显的笔误，有18处，多是同音错别字，例如把‘锦州’写成‘锦洲’、‘至死不悟’写成‘至死不误’、‘开棺鞭尸’写成‘开棺鞭死’之类。这类错误多出现在我早期的文章中，因为我当时用的中文软件没有联想功能，只能一个字一个字用拼音输入，稍有不慎，就会输入了同音错别字，校对时也不一定都能发现。在一本18 万字的书稿中，有二十来处笔误，并不稀奇，并不能用以说明作者水平差。校正这种笔误，本来就是编审的职责，把它当成天大的功劳，是可笑的；拿它来攻击作者，更是令人齿冷。”

   “用拼音输入……同音错别字”的情况当然是存在的，但那通常是因为两个字紧紧挨在一起出现在字框的时候才可能发生。可有哪个中文输入软件的“州洲”、“悟误”、“尸死”都是连在一起出现的吗？尸和死是同音字吗？再说，你方舟子把“穷通”输入成“窃通”，是按照哪家的中文软件输入的？

   我当然不是说，这18个“明显的笔误”都是因为方舟子不识字造成的。我要说的是，既然犯了错误，就坦白承认，岂不比百般诡辩为自己的错误找借口来得省事？更“令人齿冷”的是，在方舟子看来，编辑给他揩屁股，那是对方应该应分的职责；屁股揩干净了，他本人提上裤子就走人，连声谢谢都不屑于说一声；而如果揩不干净，他则要对人家报以老拳，打人家的假。假如这个编辑反击说，你的屁股原来就太脏，应该自己先洗一洗再让我揩，方舟子就会说编辑是在“攻击作者”，“令人齿冷”。在这个世界上，可有比方舟子还要无赖的“作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