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4c22900100e7ez.html

   三、伪状元没有真学问

   其实，一个人如果肚子里真有墨水，头脑中真有才华，他根本就不需要去抢一顶本来就不属于自己的帽子来支撑门面。一个人在社会上受到尊重，大多是因为他行高才大，而不是因为他有什么响亮的头衔或者能夸夸其谈。反之，一个人腹内空空如也，但却把自己打扮得好像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似的，待到真相暴露之后，就会更让人看不起。这个意思，中国古代的蒙学课本《弟子规》中说得十分清楚：

   行高者，名自高，人所重，非貌高。

   才大者，望自大，人所服，非言大。

   可笑方舟子冒充状元二十多年，竟然连蒙童熟习的这么一点儿规矩都搞不懂。

   那么，方舟子到底是行高还是貌高、到底是才大还是言大呢？换句话说就是，他的光鲜的语文成绩，和他的真实语文水平，是否相称？下面的文字就来回答这个问题。

   前面提到，中国传统的学问，分为“小学”和“大学”。小学乃是文字之学，大学乃是义理之学。读书人想要知道经典文献中的义理，首先就必须能够识字断句，然后才能“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戴震：《与是仲明论学书》，见《戴东原集》卷九)。虽然现代汉语教学很少涉及真正的“小学”，但是，方状元是奇才、全才，所以能够无师自通，并且在网上“显摆”。这恰好为我们研究方状元提供了一条捷径。

   1994年3月前后，也就是在《大明小史》不了了之之际，方舟子突然间对汉字的简化问题发生了兴趣，一连写了好几篇文章，为汉字简化的合理性辩护。这些文章均见于《方舟子诗文集•文史小品》，其题目是：

   《汉字简化和字源》(作于1994年3月)

   《说音解字》(作于1994年3-10月)

   《汉字简化常识》(没有注明写作时间)

   《简体字引起混乱吗？》(没有注明写作时间)

   《再谈简化字》(没有注明写作时间)

   《漏网的繁体字？》(没有注明写作时间)

   (见：http://www.xys.org/fang/history.html)。

   方舟子为汉字简化辩护，到底是因为他“为辩而辩的偏执狂”症状发作，还是为了“炫耀才学”，或者是有什么更深层次的原因，我们都不必理会。我们在此只分析方舟子在辩护之时，曝露出来的“小学”根底。

   1、 令人舌举目张的“纲举目张”

   在《汉字简化和字源》中，方舟子为了证明“简体字比繁体字更符合造字规则”，于是举了两个例子。第一个是“众”字：

   “简体的写法是三个人叠一块，这是‘众’字的最原始的写法，甲骨文就已经这么写了，就是《周语》所谓：‘人三为众。’非常地好认好解释。可是繁体字的‘众’字，有多少人知道它为什么那么写？原来它的下部，实际上也是三个‘人’，只不过变了样了，不说还不容易看出来；而上部呢，根本就是写错了，本来的写法应该是一个横着的‘目’，《说文》解释说：‘目，众意。’我琢磨它的意思，大概这个‘目’应该是‘纲举目张’的‘目’，也就是网孔。网孔密密麻麻的，确实是‘众意’。既然‘三人，众意’，‘目’也是‘众意’，未免重复累赘，去掉这个含义不明显而且写错的上半部，剩下原本的三人，不是很好吗？”(见：http://www.xys.org/fang/doc/history/yeming/ziyuan.txt)。

   事实是，在甲骨文中，有两个字表示“众”义：一个是三人并列，这就是方舟子所谓的“简体的写法”；另一个是三人头上有一“日”字，象征奴隶在烈日下劳作。而繁体字“众”就是从后一个甲骨文演变来的。只不过是，这个“日”在金文中演变作“目”；在小篆中，“目”是躺下的，象个“四”字。再到后来，这个躺着的“目”演变成了“血”字。《说文解字》解释这两个“众”字，前者是“众立也”，后者是“多也。从乑目，衆意。”因此，在古代，这是两个不同的字，后者很可能带有阶级意识：众人头上的“目”字，另有含意，并不是什么“重复累赘”。可笑方舟子先发明出一个“最原始的写法”，然后再把“从乑目，衆意”——意为 “从乑从目，衆意”——读成“目，众意”，最后又自作聪明地“琢磨”出了个“纲举目张”，其无知的程度，真真让人“舌挢而不能下”。

   2、 莫名其妙的“莫名其妙”

   方舟子举出的第二个例子是“从”字：

   “简体的写法是两个‘人’字并在一起，这也是‘从’的最古老写法，也见于甲骨文，取‘两人相从’之意。繁体的‘从’可就不太好解释了，它的右上角，是两个‘人’，保留了‘从’的最初写法，可是其他部分呢？我们对照小篆，才发现这个字也是写错了，它的双人旁和右下角应该合在一块，成为一个表示行走的偏旁，这大概是在小篆的时候才添上去的，楷书再把它割成两半，可就有点莫名其妙了。”(链接同上)。

   实际上，这两个“从”字，最初也是两个字，不同音，不同义。简体“从”乃“相听也”，即“听从”之意；繁体“从”乃“随行也”，即方舟子所说的“两人相从”之意。繁体“从”固然来自简体“从”，但根本就不是什么“写错了”。金文在“从”字旁加一“彳”，表示道路；在其下加一“止”，表示用“脚”行走。这两个偏旁在金文和篆文中是“辵”字，但在甲骨文中，“辵”字的两个部分并不是上下书写，而是并排书写的，共有三种写法：一种是将“止”字插在“行”字中间；一种是左彳右止；一种是左止右彳。(见中科院考古所编：《甲骨文编》，中华书局1965年版63、80页；又见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四川辭書出版社1990年版149页，180-181页。)可笑方状元“对照小篆，才发现这个字也是写错了”，并且还嘲笑古人说，“可就有点莫名其妙了”。正所谓“老毛子看京戏”，你自己一窍不通，除了莫名其妙地犯傻，还有其他的选择吗？

   3、 茴香豆的“茴”字有几种写法？

   在《汉字简化和字源》的后半部分，方舟子为了反驳“有反对汉字简化的台湾人声称简体字是郭沫若等人胡写出来的，比如‘国’字”，于是又给读者演示了“‘国’字写法的演变”：

   “商金文上的‘国’字写作‘口戈’，左边的‘口’四四方方表示土地，右边的‘戈’是武器，也就是说，‘国’字的意思是用武器保卫下的土地。甲骨文的写法颠倒过来，成‘戈口’。到了周金文，在‘口’下面加了一横，成为‘或’字了。这一横是什么意思呢？许慎说是‘以守一，一地也’，与‘口’重复，不太可能，所以有的学者认为这一横表示住在土地上的人。后来在“或”的左边加了波状的一竖，表示“戈”的柄，到后来这一竖向两边扩展，成了‘匚’，‘或’的最后被完全包围，成为繁体的‘国’〔□或〕已是很晚的事了，大概是在李斯制造小篆的时候。

   “但是这不等于说繁体的‘国’是正宗，因为‘国’字还有另外一条演变路线。非常早的时候，商金文的‘口戈’写法，右边的‘戈’就被省略，光用‘□’代表‘国’了，所以作废的第二批简化字把‘国’写作‘□’，也是古已有之。但‘□’的写法毕竟不容易辨认，所以就往里面填，这就有了‘□八土’‘□王’‘□玉’。如果我们到历史博物馆去，看到太平天国的旗帜，就会发现他们把‘太平天国’的‘国’写成‘□王’，那可绝不是郭沫若之流伪造的文物。武则天造字，也在‘国’字上作文章，先是‘□武’，后来觉得有自己给困在里面的意思，不吉，改成‘□八方’〔上八下方〕。”(链接同上)。

   比起那个只会写四个“茴”字的孔乙己，方状元考证出“国”字的这么多个写法，真是不简单。但问题是，“方乙己”说的对吗？我们且看他的这句话：“到了周金文，在‘口’下面加了一横，成为‘或’字了。”事实是，“国”字来自“或”字不假，但“或”字在金文中并不是“在‘口’下面加了一横”，而是“在‘口’上下各加了一横”(见容庚：《金文编》，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825页）。而上面加的那一横，在篆文中已经与“戈”字的一横融为一体了，所以许慎才将“或”字解为“从囗从戈，以守一。一，地也。”(许慎作《说文解字》，只是“取篆文，合以古籀”，他并没有得见甲骨文和金文，所以一些字义的解释有些错误。而他解“或”字，恰恰就是错误的。)可笑方舟子不看金文不说，而且在分析《说文》时连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都不读。段氏在解释许慎的“一地也”时明说：“一，逗。地也。解从一之意。”意即这三个字应该读成“一，地也。”可方状元却偏偏要读成“一地也”，并且说什么“与‘口’重复，不太可能”。真是无知得连天高地厚都不知道！实际上，一般认为，“口”表示城堡，“横”表示土地疆界，哪儿来的什么“重复”！

   那么，现在简体“国”字，到底是不是“郭沫若之流伪造的文物”呢？查刘复、李家瑞的《宋元以来俗字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0年单刊）、张涌泉的《敦煌俗字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黄征的《敦煌俗字典》(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其中根本就没有这个“国”字。再查张涌泉的《汉语俗字丛考》(中华书局2000年版)，他在“国”字条下力证在古代根本就没有这个俗字：

   “‘国’字从囗从王，盖会意俗字，其字六朝已见。唐五代的敦煌写本中偶有加点写作‘国’的，但为数极少，不可据以为典要。”(333页)。

   确实，俗字不同于错别字。难道能够因为少数人写了个错别字，就被当成“古已有之”的证据？假如几百年后有人根据方状元曾经把“穷通”误写作“窃通”，就说“‘穷’与‘窃’通”，你方状元是感到自豪呢，还是感到无地自容？实际上，关于简化字“国”的来历，文字改革的健将叶籁士曾透露过这样一个细节：

   “委员会开会讨论时有过一段‘佳话’。修正草案把‘国’简化作[囗王]，即方框里一个王字(太平天国就是用的这个字)，就有委员提出异议，现在是人民当家，不兴用‘王’字。郭老作解释：此乃张王李赵之王，非国王之王。……但是有的委员还是不同意。最后通过：‘王’字加一点成为‘玉’字，这就是今天的简化字中的‘国’字的有来。这个‘国’字，跟日本对国字的简化碰巧完全一样。”(叶籁士：《简化汉字一夕谈》，上海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10-11页)。

   叶籁士没有说“王’字加一点”是不是郭沫若建议的。但是，现在的“国”字“跟日本对国字的简化完全一样”，却绝对不可能是什么“碰巧”。郭沫若是个日本通，他曾为国字简化辩护，因此他与现在的“国”字有没有干系，不论那个“一点”到底是怎么来的，都绝不可能洗脱干净。

   4、 伪状元说“伪变”

   《说音解字》由作于1994年3-10月间的四篇短文拼凑而成。其中的第一篇的内容就是要纠正一些错误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