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祸国殃民的考试成就欺世盗名的状元

   方舟子的一个极为显著的心理特点就是刻薄寡恩：无论别人帮过他多大的忙，给过他多大的恩惠，他都觉得那是他应该得到的待遇，因此不要说向对方表示衷心的谢意，即使是说一句言不由衷的客套话，他都会觉得掉自己的身价。但是，方舟子确曾破天荒地感过一次恩、戴过一次德，而有幸受此殊荣的，就是高考语文。方舟子为什么对这个饱受世人抨击的考试情有独钟呢？当然是因为它赐予了方舟子骄傲二十多年的资本。所以，面对着举国上下的愤怒声讨，方舟子义不容辞地站了出来，在“网上领军仗义执言，据理挥笔相助”：

   “提起高考语文，就像谈起旧日恋人，内心不由就涌起一股柔情。各门高考科目中，只有语文这一门考的是技能，……这么好的考试，却有许多人视之如寇仇，而且还都是胡子一大把，语文考试再坏也坏不到他们身上的人。自去年高考以来，我看过的控诉高考语文的文章就不下十篇，个个声泪俱下，‘与学生为敌’啦，‘学术霸权主义’啦，乃至上纲上线到‘祸国殃民’的高度。前文化部长也凑热闹抱怨说让他考去年的考题他考不及格。钱理群先生更是做鲁迅状，对着考卷大喝一声‘往哪里去？！’”(《不动声色的变迁》)。

   那么，方舟子的这个“旧日恋人”——1985年高考语文考试——，到底是什么模样呢？下面我们就揭开这位佳人的面纱。

   1、 “鬼见愁”

   这份卷子共分三大部分：语文知识及其运用(20分)、阅读(50分)、作文(50分)。我们且看考卷中的第一道题：

   “一、下边这段文字，有的地方思路不清晰，请把它理顺(不能改动文字和标点)。不必重抄原文，可在需要调整的语句（包括标点）底下画横线，然后勾画到恰当的位置上。(2分)

   “一切科学的研究，就其来源说是实践，就其功用说是指导实践。但是总的说来，还是要对指导实践起作用。如果科学研究离开了指导实践，它还有什么用呢？语言科学的研究最终也要归结到指导运用语言的实践上来。——当然，对于指导实践不能理解得太狭窄，有的研究课题在指导实践上不是那么直接，不是那么立竿见影。”

   如果你觉得“下边这段文字”的思路很清晰、但是这道题本身的“思路不清晰”，因而感到束手无策的话，那么恭喜你，你是一个正常人！原来，这是一道“鬼都不知道如何去破解的‘天题’”：

   “设计者为这道题规定的标准答案是：‘把“但是总的来说，还是要对指导实践起作用。”移到“不是那么立竿见影”的后面，其他改动不给分。’不知今天人们做过这道题之后是怎样一种感受，反正在20年前的考场上，我们所了解的考生一上来都被这道题给打蒙了，不少考生在这道2分的试题上用去了十多分钟，个别考生甚至用去了半个小时左右还是急得抓耳挠腮。当然也有少数聪明的考生在无奈的情况下放弃了这道题转而去做下面的题目了。记得当时有统计说这道题的得分率极低。而更大的一个笑话是，据说那年山东省高考阅卷领导小组的11个人在阅卷前共同做了试题，结果就这第一道小题，11位语言学专家、教授、文学家、特级教师全部将答案‘做错了’。这真是中外考试史上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怪世奇谈。试想，那些语言学专家，那些中文教授，那些特级教师，以沉静的心情，用审视的目光，在很宽松的环境下来做这道题，尚且都会‘做错’，可怜我们那些考生，在特定的紧张氛围之中，在难以克制的急躁心态之下，在分秒必争的紧迫时间里，是怎么来对付这样的试题的。第一道小题就搞出如此鬼都不知道如何去破解的‘天题’，真不知道我们的高考命题老爷们是怎么一个心态怎么一个指导思想？”(郭宗明、刘长河：《别再干“烹金鱼煮仙鹤”的勾当——高考语文试题20年怪状评析》，《中学语文教与学》2005年第1期56-60页)。

   那么，“高考命题老爷们”是不是只出了一道“天题”呢？我们再看第三题：

   “下边三道小题，是给12首诗歌进行科学分类的。试在横线上填写诗题前的号码，在括号里填写诗的类别。(6分)”

   给诗歌进行“科学”分类？这当然符合未来“科学斗士”方舟子的口味。不过，要在这道题上得高分，你不但要读过那12首诗歌，还要知道如何对两个完全相同的问题，“ 是（ ）”，给出合乎“老爷们”意思的不同答案，否则“不给分”。

   那么，“老爷们”是如果对诗歌“进行科学分类的”呢？根据网上搜索到的“参考答案及评分”(见《1952-1999年全国高考试卷及答案》，编者不详)，这12首诗歌可以按照三个标准来划分：

   “新诗”或“古诗，或旧诗、旧体诗、古典诗歌”；

   “文人创作的诗歌”或“民歌，或民间创作的诗歌”；

   “抒情诗”或“叙事诗”。

   在中国文学史上，“古诗”或“古体诗”这个名称用来特指“近体诗”(即律诗和绝句)形成以前的诗歌。(见《中国文学大辞典》1983页)。而所谓“新诗”，其主要特点就是使用白话，所以又称为“白话诗”。因此，如果要进行“科学分类”的话，与“新诗”相对的应该是“文言诗”或“旧体诗”，但是万万不能说是“古诗”，不仅是因为这样的分类“不科学”，而且还因为考题所举的“古诗”中，恰恰就有“近体诗”。至于用“古典诗歌”与“新诗”相对，更是不伦不类。难道今人写七律，可以说自己在作“古典诗歌”吗？

   其次，让“文人创作的诗歌”与“民歌或民间创作的诗歌”相对，也极为可笑。如果这样的“科学分类”能够成立的话，那岂不是说“民间诗人”都是文盲了吗？众所周知，民歌属于“民间文学”，而民间文学的两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口头性和集体性。而被“老爷们”判为“民歌”的《伐檀》和《木兰诗》恰恰没有这样的特点——有口语倾向的诗歌不等于是口头文学。根据试题答案来判断，“老爷们”这样划分的唯一理由就是，前者的作者是已知的(如《王贵与李香香》是“文人创作的诗歌”)，而后者的作者是未知的。既然是未知的，这些“老爷们”又是如何知道那些“民间诗人”不是“文人”呢？可见，这个分类不仅不“科学”，而且是地地道道的“伪科学”。

   【本来，民间文学一般是指集体创作的口头文学。但这个概念在五四运动之后被滥用了。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将“平民文学”、“白话文学”、“民间文学”这些概念互相混淆，随便乱用，结果几乎所有作者未知的诗歌作品(乐府诗歌)都成了“民间文学”。至今，正统的观点仍旧认为《孔雀东南飞》和《木兰诗》是“民歌”，但一定要加上“经过文人润饰”之类的字眼，(如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说，“长篇叙事诗《木兰诗》，是北朝民歌中最为杰出的作品。关于此诗的作者及产生的时代问题，自北宋以来即众说纷纭。目前学术界一般认为，……此诗最初当为北朝民间传唱之诗，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可能经过隋唐文人的润色加工。”)任何没有偏见的人在读过这这两首诗之后，都不会相信它们的作者不是“文人”。

   【现行“民间文学”概念之荒谬，还可以从下面这个事实看出来：著名的“古诗十九首”的作者未知，语言明白如话，显然产生于“民间”，但却被归入“文人诗”。(袁氏《中国文学史》：“《古诗十九首》作为一个整体……它代表了汉代文人五言诗的最高成就。《古诗十九首》不是一时一地所作，它的作者也不是一人，而是多人。”)明清小说如《水浒传》，毫无疑问源自集体创作的口头文学，现存众多的不同版本就是确证。其最后“润色加工”之人，即使真的是罗贯中或施耐庵，他们的作用也不过就象是“隋唐文人”对《木兰诗》进行“润色加工”一样。但没有人把《水浒传》算作“民间文学”。】

   再看第四题：

   “下边(1)(2)(3)，是从三篇文学作品里节选出来的片断(字母代表作品中的人物)。试根据所提供的材料回答问题。(6分)”

   假如你没有读过曹禺的《雷雨》、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台》、柳青的《创业史》，或者读过这三本书而没有记住其中的某些“片断”——第二个片断只有55个字——你都不能得分。所以，要想得高分，你就得死记硬背。

   2、 直言不“会”

   阅读部分有三道大题，第一个大题是阅读白话文，占25分；另外两道大题是阅读古文。白话文阅读材料，来自朱自清《经典常谈》中的《〈史记〉〈汉书〉》一文。“高考命题老爷们”从这篇长文中摘选了七个段落，共两千多字。考生在阅读后要回答11个问题。其中问题5、6根据的是这样一段话：

   “《史记》体例有五：十二本纪，记帝王政迹，是编年的。十表，以分年略记世代为主。八书，记典章制度的沿革。三十世家，记侯国世代存亡。七十列传，类记各方面人物。史家称为“纪传体”，因为‘纪传’是最重要的部分。古史不是断片的杂记，便是顺按年月的纂录；自出机杼，创立规模，以驾驭去取各种史料的，从《史记》起始。司马迁的确能够贯穿经传，整齐百家杂语，成一家言。他明白‘整齐’的必要，并知道怎样去‘整齐’：这实在是创作，是以述为作。他这样将自有文化以来三千年间君臣士庶的行事，‘合一炉而治之’，却反映着秦汉大一统的局势。《春秋左氏传》虽也可算通史，但是规模完具的通史，还得推《史记》为第一部书。班固根据他父亲班彪的意见，说司马迁‘善叙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直’是‘简省’的意思；简省而能明确，便见本领。《史记》共一百三十篇，列传占了全书的过半数；司马迁的史观是以人物为中心的。他最长于描写；靠了他的笔，古代许多重要人物的面形，至今还活现在纸上。”

   试卷要求考生解释“文中‘整齐’的意思”(问题5)及“解释‘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意思。”(问题6)。由于问题5的问题比较复杂，我们先看问题6。它的标准答案是：

   “它文字简洁、叙事翔实，不夸饰善事，不隐瞒坏事（大意相同即可）。”

   任何对中国史学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所谓“文直”，乃是来自典故“秉笔直书”，也就是直书其事，据实记录，不文过饰非，如此而已，与“文字简洁”根本就没有什么关系。实际上，“其文直”这三个字是如此的明白易解，史上《汉书》注家，如隋人颜师古的《汉书注》、如清人王先谦的《汉书补注》、如今人施丁的《汉书新注》，都不对之加以注释。查《汉语大字典》，“直”的意思有23个，但恰恰就没有“简洁”这一条。《二十四史全译•汉书》将“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这十二个字译为“他的文章秉笔直书，他所记述的史事真实不做虚假的赞美，不掩饰丑恶的东西。”应该说，这个翻译是准确的。实际上，即使是根据上下文，任何人也会发现朱自清说“‘直’是‘简省’的意思”是误解古文：“文字简洁”和“故谓之实录”有因果关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