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博讯报道，在日内瓦正在召开的汉藏会议上，严家其先生认为西藏问题在于没有落实自治制度，他说：“宪法具有实质性功效和构架性功效，而在中国，宪法没有实质性功效，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缺少新闻自由和结社自由，但其构架性功能规定了民族自治制度，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所作所为，正是依照中国宪法的精神，进行维权。”严家琪在第一小组的发言中认为，目前中国大陆的一批自由派知识分子纷纷撰文，将西藏问题和新疆问题归咎于中国的民族自治制度，其实问题不在于民族自治制度，而在于中国并没有真正落实自己的宪法所规定的这一民族自治制度。严家琪说：“这些自由派知识分子以左派面目出现，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受到共产党的压制。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昨天强调，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框架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精神之下，寻求自治，这正是依照中国宪法进行维权。”

   其实，否定马列主义民族自治空想的，不仅包括某些自由派左派知识分子，还包括笔者这样长期反自由主义自由派的右派。而且，我们这些右派，恰恰是论证和否定马列主义民族自治空想的主力。

   严家其先生中国宪法没有实质性功效等等说法，一定意义上是对的。实际上，中国宪法，对中共而言，不仅不赋予实质性功效，而且往往是一张废纸。但对中共专制统治有利的部分，如四个坚持，即使仅仅是序言，也被中共赋予实质性功效。

   严先生是一个政治学者，但是，他显然没有摆脱马列主义的影响，并且对于这个问题相关的国家学说国家理论缺乏必要的了解。因此，严先生认为，西藏问题在于没有落实自治制度。尤其是他赞成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精神之下，寻求自治，依照中国宪法进行维权，这实在是继续深深地陷在用马列主义民族自治空想，来解决西藏问题的误区之中。

   其实，这是延续了很长时期的一个误区，有关各方，包括中共、西藏流亡政府，各方面的学者，迄今仍然陷在这个误区中。按这种思路，西藏问题是不可能得到解决的。

   解决西藏问题，第一是有赖于国家的民主化，以及由民主化带来的地方自治，这种真实的、不是虚假的地方自治，必然带来藏族聚居区藏人自己管理自己、高度自治的结果。

   第二，解决西藏问题，有赖于在地方自治基础上，实行香港等等类似的特区政策。

   多年前，达赖喇嘛要求一国两制政策，由于中共的拒绝，这些年，西藏流亡政府不大提了。但是，实际上，达赖喇嘛提出的这个基本方向，是正确的。

   即使国家民主化，地方自治，藏人自己管理自己，高度自治的目标实现以后，由于西藏的特殊情况，为了照顾这种特殊情况，保护西藏的文化，习俗和环境，特区政策也是需要的。而在目前中共统治下，特区政策，几乎是解决西藏问题的唯一可行的办法。

   当然，在其它藏区，是否实行特区政策，今后需要在民主化实现以后，中央政府以及各地方政府，与藏族人民及其精神领袖协商以后，再来决定。

   第三，达赖喇嘛的大藏区要求，在国家治理方面，应该经过协商，找出一个妥协办法。但是在民主化和特区政策条件下，在非国家的精神和民间领域，藏族人凝聚于共同的传统宗教、文化、风俗及其精神领袖周围，将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事情。也许，国家治理领域高度的地方自治，加上特区政策，加上精神和民间领域的藏族凝聚力，正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妥协办法。

   以上三个方面的办法，是走出马列主义民族自治空想误区，进入真正解决藏族问题的实际道路的办法。但不包括实际解决藏族问题办法的全部。藏族问题的实际解决，需要达赖喇嘛，西藏流亡政府，与未来民主政府，共同努力来解决。严家其先生不同意把西藏未来制度的建立，奇托于同北京的对话之中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