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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孙丰《“革命”的争论不休，是因意志与认识是两个立场》
与孙丰兄商榷
评孙丰《“革命”的争论不休，是因意志与认识是两个立场》
徐水良
2009-8-26
“革命”的争论不休，是因为中共地下势力搞谎言重复一万遍就是真理，否则哪会争论不休？这是中国特色，中共地下势力搞自由主义告别革命派。这是其它国家没有的。
老孙头的文章理由不成立。
哪个国家有人写《告别革命》的书？全世界其他国家，革命都是褒义词，没有人攻击革命概念。
人家也有认识，也有意志，但哪里有“争论不休”？哪有什么认识和意志的对立？
我们没有必要把明明白白中共情报机构中共地下势力的特产，说成全世界普遍性的认识和意志的普遍性产物。
我们没有必要把这种简简单单的事情复杂化，更没有必要把任何实际问题都扯到抽象的哲学高度，当然更加完全没有必要扯到风马牛不相及的问题上。老孙只有明白这些道理，才能使自己的文章有可读性。王希哲劝你不要学王军涛故意把简单问题玄虚化，伪“学术化”，是对的。但他说胡平也是这样，不符事实。胡平的东西还是尽量通俗化的，他的缺点倒是相反，有点啰嗦，深度过浅。如果胡平的文章有时混乱，那不是因为他的语言混乱或故意玄虚化，而是因为他自己的思想在这些问题上混乱。当然，胡平其实是政治评论家，不是理论家。浅显的政治评论文章，当然比深奥的理论文章容易懂。但是，即使理论家的专业文章，也必须在保证理论准确性的前提下，保证文章的通俗、明白和易懂，否则，你的文章七拐八弯，高来高去，云里雾里，不知所云，人家读不懂，不能承担信息传递的责任，那就没有意义。
我早已对孙丰兄说过，把任何问题都扯到哲学高度，一般是人生高中末期，大学时期的特点。这是人的一个认识阶段。对于人的成长并走向成熟，这个阶段很重要。但人一成熟，就会告别这个阶段。大学毕业走上工作岗位，实践需要自然会逼迫人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什么问题都扯上哲学，从哲学出发。如果人不能越过这个阶段，那就很难算成熟。像孙丰兄这样一直停留在这个阶段的，很罕见。刘国凯根据他自己读文章的体会，讲了孙丰和刘自立先生文章的难懂。他们在这个阶段逗留很久，其优点是时时从哲学高度论证，没有太实用主义机会主义的东西。其缺点是文章太过抽象，缺乏可读性。
实际上，哲学和实际之间，有很多中间和中介，什么问题都从哲学或尽可能抽象来直接论证，表面上是玄虚化。但实际上，最后未免简单化武断化甚至错误化。
争论不休的问题，同认识与意志的矛盾，几乎风马牛不相及。全世界，包括心理学家和其他理论家，真正搞清楚认识和意志等问题的，没有几个。谈论这个问题，一般读者当然更不懂。因此，把这个几乎完全无关的问题引进来，结果只是把问题搞得玄而又玄，完全玄虚化。所以下面我对这个问题简单讲几句。
人的意识，由感性过程开始，感性过程包括感觉、知觉、表象，记忆表象等等。感性过程后同时展开两个过程，就是认识思维过程和情感过程，这两个过程的结果，形成人的意识中认识系统和情感系统的并存和交织。这种两种系统并存的人的意识，对后来人们处理问题的意志过程，即决策和行动过程中起指导作用。因此，一般情况下，在指导作用下产生的结果，与指导意识是一致的，意志和认识是一致的。认识和意志不一致，产生矛盾的情况，是在感情系统和认识系统相矛盾的情况下，并且在意志过程中，感情战胜理智，感情用事的情况下发生。而争论不休的情况，几乎与感情用事没有关系。因此，争论不休的问题，与认识与意志“两个立场”的问题，几乎风马牛不相及。
附：
孙丰：“革命”的争论不休，是因意志与认识是两个立场
告别革命是一个立场，使用的是意志
“革命即良性质变”是判断，使用的是认识
在这个问题的争论中一忽儿意志一忽儿认识
就不可避免地屡屡逻辑偷换
逻辑一偷换就越论证距离越远
——响应张三兄倡议，但对议题做出修正
张的呼吁是：用简易口語启动和倡导“革命的定义是良性质变＂理论。但这呼吁已内含矛盾。
几天前阿哲对我的《“民主就是‘共产’”，这判断没有必须的过渡》跟贴：《孙兄不要学王军涛胡平把简单的东西尽量弄复杂化以表示“学者”》，阿良则附合：《希哲这个意见请老孙考虑。写文章宜通俗明白，不要什么都往哲学拉》，后来洪兄又跟了：《写文章通俗一点当然好，但是仍然需要安保过渡合法》。此正可以拿来说清张兄呼吁里的矛盾。
先说对革命久辩却不能达共识的原因：只要人在了是非实践不可的。所以在生命存在里天然包含着实践必然性。但实际的实践却以理性的形成为条件。这就发生了“行先还是知先”这个鸡生蛋还是蛋变鸡的孰先孰后的争论，从古争到今。中国举办的华语学生曙期论辩还常常以此为题。其实实践与认知在实际上的先后（时间上的）与逻辑上的先后不是一囬事，解决的也不是同类问题，不应混在一块。教育机关在设定课目上就应严格区分：是为求知呢，还是为培养应变能力？在目的上得分别对待。可教育部自已就没达到这一自觉，又怎能不在实际课目上造成含混？二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已有此发现，他说：“要求数学家（求真理的人）接受非定论（日常交流）的说法，与要求演说家（只为鼓动，为求功）做真理性证明是一样荒唐可笑”。提出“告别革命拥抱改良”是基于实际，说“革命是历史的必然，谁都废止不了”却是据于规律，前者是意志后者是证明，一鸡一鸭，何来统一？
“简易口語”就是日常语汇，即不求专门性，不讲学术性的随意交流。要加以证明的“良性质变‘理论’”既是理论，就是学问。凡学问就是对规律的探求，各领域有各领域的专门性，要不怎么会有分类学？专门的领域当然要用有专门的语汇，专门语汇不就是学术吗？日常话不分领域，混杂一起，因情、因境而发，它有效于日用扫洒，怎么能有专门知识的有效性？“良性质变理论”却是专门的，因而学术的，混杂的“简易口語”怎么会有效于理论的专门性？
单说“理”就已是关于理的可靠性学问，能不专门吗？不要以为只有在“理论”前再加限制成分，如：数理、物理、生理，医学理论、政治理论、逻辑理论……才是专门学问。只讲理、理论，与随境交流相比，已很专门，叙述必须规范，一规范就是学术。所以既要用简易口语又要保证理论界定的有效，这永远不可能。理伦和具体理论都是规范的，只是具体理论更为狭窄，但学术性上却一样专门，一样严密。学问一经规范就是学术。希哲这个跟贴，还多了形词“尽量”，动词“弄”，去掉这三个字读读看，更顺口更有效，知识论上这叫这种句为拖泥带水。
人只要不是白丁，就不至于有强拉硬套的嗜好。哲学是关于人生的系统学问，就是说哲学是解决人的境界问题的学向。咱们是在议伦社会、政治，社会、政治虽涉及实际，但在起始上却是人生，政治求至善，所以政治本就属人生境界，是哲学的内容。所以不是我硬往哲学上拉，而是政治就是哲学的课目。要不苏格拉底、柏拉图、奧古斯丁、托马斯、但丁、休漠、康德、黑格尔、胡塞尔、萨特……岂不毫无意义？既无意义又怎么能成为人类导师？不是他们故意的说些常人听不懂的话，而是有效性证明非专门化、学术化不可，一学术化、专门化就非日常语汇所能理解。从人类有史到十八世纪，未澄清的理性混淆一经《三批判》的洗涤，就横看成行竖看成岭了。这就叫学术的有效性，也只有学术才有穷尽的有效性。
没有德国康德建立的，谢林继承的，黑格尔光大的古典学派，就没有有效的理性澄清。在吃喝阿尿睡，柴米油盐醋上，相信马克思不会说出让人听不懂的话。可到了专门领域，是非学术不可的。
七九到八一年，我被贬称民间理论家。八六年春节在上海还被李存荣、胡可师嘲笑一通。李存荣诚恳地说《存在与虚无》、《存在与时间》不是维邦兄所能读，有十几人在场（有林牧晨），幸亏我天生红脸，别人看不到我那尴尬。那时让我学术也学术不了。八九年入狱，因一些根本性问题的讨论陷于障碍，我才一头扎进萨特，后是康德，再后是亚里士多德，也就被学术的透彻性所吸引，迷醉在哲学中不再思蜀。因为学，才体验到什么是不足，也因为学，才理解到所有有效解释都非学术化不可。十年冷凳下来，你刀架脖子上我也囬不到《海浪花》的通俗。我要说：要想有效或穷尽地解决问题，非学术化不可。而海外民运的主流也应该将自身提高到穷尽有效性论证的成熟度----因我们不只要破坏共产主义旧世界，更要建立一个民主的新世界，没有有效理论是建不出新世界的。
你不妨考察对“革命”的讨论，十几年不得终果，不就因用的是日常语汇（即简易口语）吗？可要囬答的却是规律问题。提出告别革命的动力是：“共产党怎么还不倒？我们付出了这么多努力了呀”！这是心灵对成功的渴望，是意志，可这个问题的本质却是社会前进程式背后的根据，那是不变规律。这问题的囬答只有依靠对社会与天律的关系的考察，即对规律的揭示。可实际讨论的展开却往往一忽儿从实际出发，一忽儿又求有效性，前者用的是求成立场，后者却是遵守规律。且不说讨论者之间，就是同一个人也往往在反驳李四时一个立场，到碰上赵五，基于赵五别有立论，就不自觉地偷移为另一立场。后个自己已在反对前个自己，却还木知觉也，又怎么会有共识呢？你提出的这个既要简易口语（也就是不分学类），又要在理论上（就是专门上）有效，就是一个不能克服的矛盾：前半截＝要马儿不吃草，后半截＝要马儿快快跑。你能提出问题，却没有对问题的提出也须无矛盾的自觉，怎么保证讨论中不发生逻辑转移？一发生逻辑移位问题就永无解决，永无共识。
更有明显的自身矛盾的是施化的阐述，他的后文常常反对前文，却又不自知，这种讨论怎么会有结果？
你提出的问题很重要，但只有参入争论的人能分清议论是从实际出发，还是从治学出发，所反驳的问题是求实际功效，还是学术上求解。要有让自己不走题的自觉，处处防止偷移概念。在用学术立场来回答实际问题时也要让人看到必要的还原、过渡，得约束自己不生搬滥造。从行文上看施化先生还在书面语汇范围内，算说得过去。他却生造了一个“革政”，两个要素无从衔接，不通。你的批评没有指出，而是跟在其后强为论证，这种论证无伦是批还是跟，都不会有令人信服的结果，因先于论证的论域已经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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