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教研究会供稿：
   

   1949年8月，新政治协商会议（9月开会时改称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秘书处从当年北平市高中毕业生中抽调20名党团员参加工作，我是其中的党员之一。我们一进入中南海，就到了秘书处的议事科，在科长孙传禄、副科长迟先达、李鸿礼领导下做会议的各种事务工作。
   毛泽东报到
   政协开会之前秘书处要组织好六百多名代表的报到，这项工作由丁洁如副处长总负责。具体分工时，让我管中国共产党代表的报到。代表报到的签名纸是八开的白色宣纸，上端印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会徽，中间是黄色长方形框，内分五行。迟先达同志交待说：代表签名一律用毛笔，第一行由各单位首席代表写单位名称，第二行是首席代表签名，自第三行起是各单位其他代表签名，每行上下签写两个代表的名字。

   各政党代表的报到处设在中南海的勤政殿和怀仁堂等处。中国共产党的正式代表16人，候补代表2人。陈云同志是第一个来报到的，我请他在签名纸的第三行上端签了名。随后，刘少奇、周恩来等先后报到签名。首席代表毛泽东是最后一位报到的。
   9月17日上午，我得到通知：晚7时毛主席来报到，有摄影记者拍照，可能还要拍电影。于是我忙着挑选最好的毛笔、最好的砚台、最好的墨……。突然，我想到一个问题：毛主席在前两行写字，而后面三行已写满了名字，这样拍摄出来肯定不大好看。我请示先达同志怎么办？他想了一下，要我给他一张未用过的签到纸，他沿着第三行的竖道把纸折叠起来，盖住已签满了名字的后三行，这样，乍一看，就像一张空白的签到纸了。但我又想到：如果毛主席大笔一挥，把名字写到盖在上面的白纸上，岂不糟糕啦！先达同志嘱咐我：“那你必须把具体的写法向毛主席讲清楚。”
   晚上，毛主席准时来到勤政殿，一进门就被一些代表围住了，他一边同大家握手问好，一边走到报到桌旁。郭沫若、李济深、马寅初、乌兰夫等人簇拥过来，说要看毛主席写字。这时四周灯光齐亮，好几个照相机镜头对准了毛主席。待他一坐下来，我就大声地说：“毛主席，请你在第一行写中国共产党，在第二行签名。”他诧异地问：“什么，要我怎么写？”我又说了一遍，并且干脆说明：“就是只能在这两行之内写。”他笑着说：“好吧，我照你说的写。”他像是看穿了我们所作的手脚，在第一行写了“中国共产党”，在第二行内写了“毛泽东”。显然，他写字受到了限制，未能挥洒自如。
   后来，我数次在有关的展览会上看到了毛主席的这一签到照片，有的解说词中说中共代表毛泽东第一个签到。作为当事人，我一眼就能看出那折叠了盖在上面的空白签到纸，然而别人哪能知道这个实际过程的底细呢。
   

   宋庆龄报到
   第一届中国人民政协会议有“特别邀请人士”75人，第一名就是举世闻名的宋庆龄女士。领导决定由荆惕华和我两位女同志来负责宋庆龄的报到。在准备过程中，先达同志对我们说：“宋庆龄不习惯用毛笔写字，我们应该尊重她的习惯，为她的签到准备一支钢笔。”为此，我们在签到的宣纸上试用了好多支笔，好不容易才挑选出一支比较合适的钢笔。
   宋庆龄的报到处安排在中南海怀仁堂门前。记得是在大会开幕前两天，约9月19日上午，宋庆龄由管易文陪同着来报到了，她拿起钢笔非常工整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9月22日，也就是政协开会的第二天，人民日报有一整版关于会议的照片，其中一张是宋庆龄签到，荆惕华和我站立在报到桌旁。办公室的同志们说：“哟！你们两人竟然被拍进了这个历史的镜头！”
   （作者为北京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