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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暴君毛贼洞
千古暴君毛贼洞
戴传熹
作者小照
人们对容观事物对政治人物的认识都有一个过程。比如笔者，就曾经是一个非常虔诚的毛贼洞的崇拜者，热情、虔诚、幼稚而盲目。但刻骨铭心的苦难经历并非似烟的住事，教育了愚者。只有事实，才是认知真理的依据。任何妖魔荒诞绝伦的欺骗，都只能得逞于一时，绝不可能长久更不可能永恒！
对毛贼洞认识的转变，我并非完全出由个人或55万同类人的恩怨，我更多思虑的，依然是基于对祖国和整个民族前途和他们命运的担忧：毛贼洞罪恶昭彰，不是不报，而是时间未到，我不信上帝，但我坚信人民。
我把这段回忆录留给子孙，留给历史，不是为了过去，而是为了现在和将来。“勿以言轻不呐喊，勿以位卑不忧国。”我此诗句自勉之。
一、红色恐怖下的折腾亲历
杭州解放前夕，我就读于宗文中学（现杭十中），受共残党地下组织的启蒙引导，怀着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刻骨仇恨、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和贪污腐败政府的极度不满，出自对自由、民主、平等的渴求，十六岁的我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如此积极挚着，这在我家族众多兄弟姊妹间，还是第一个。说明毛贼洞、共残党解放初期所提出的理念，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对年轻人普遍会有催化、仿效的作用。我与广大贫民百姓劳苦大众一样，对共残党的理念产生了信仰，对其领袖尤为敬重。天真地认为：共残党偉大是因为毛译东“英明”，国民党腐败是因为蔣介石‘混蛋”。于是我暗下决心，这辈子要跟共残党走。
1950年共残党保送我进了哈尔滨军政俄语干部学校（毕业时改为哈外语学院）享受供给制待遇。1953年，因祖国经济建设需要，被分配在北京中央设计总局外事处随李慕愚副局长，参于中央李富春、薄一波领导的大型国企厂址选择前期工程，奔走于全国各地。不久任一机部四分局高压电器日尔柯夫斯基苏联专家的中文翻译。“饮水思源”，我念念不忘党的培育之恩，常以自己是解放后新中国第一代大学毕业生而自傲！工作出色，政治上一直是青年团委员，深受党委的呵护和信任。做梦也未曾想到，就因为1957年响应毛贼洞邦党整风的号召，我在整风会上、与同事日常接触交谈中，无顾忌地说了一些逆耳的大实话，诸如：外行领导內行；如隔靴搔痒，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政治路线可以一边倒，技朮业务必须遵循科学，从实际出发；把苏联专家的意见当作“红头文件”执行，有损我国科技人员自尊，且对工作不利；只顾党性，不能不要良心等等，都是一些日常工作实践中的体会，由衷之言，共残党上纲上线说我是在向党、向社主义攻击，给我一生带来牢獄之災，真是荒谬绝倫之极！？。当然我是抱怨说过阶级斗争是人为制造的，所谓：“后无追人，恶人自逃”，也是一时的气话和戏言，略表个人內心的一点不满而已，谁知竟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依据 。就这样经过“群众”数十次的轮番批斗，最后被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资产阶级右派”的帽子。
1958年我被遣送辽宁锦州劳改支队劳动教养，而“文革”期间，70年一打三反中，又因我不滿毛贼洞的“宫廷政变”，我这个改造不好的“右派”，一夜间沦为党内叛徒、内奷、工贼刘少奇修正主义分子的“孝子贤孫”，共残党说我以极其恶毒语言攻击偉大领袖和无产阶级司令部，妄想复辟资本主义为由，定我为现行反革命，受尽人间罕見的凌辱与磨难。他们先送我到锦州市古塔区永安亍看守所拘留。于同年7月1日遊街示众，武装押送至锦州市火车站广场，接受所谓的公俭法公判大会。我等二十余名 “恶攻犯”，穿一身灰色囚服，剃着和尚头，相隔有序地一式双腿跪地，双臂向背延伸用麻绳困绑，胸前各挂一块硬纸板，上面写有划着红叉叉的案犯姓名。我系近视，离开眼镜我的视力只能看到一左一右跪着的“同犯”，左边那个带着脚镣手铐，胸前硬纸板上写着“马相冀”，帶有大红叉，同时见他嘴角周边流着血，整个嘴是鲜红的，我胸口”咯噔”一下，“他是死刑犯”？！这个念头不由自主地“冒”出，，差点喊出声来。噢！可能是以防万一，他的舌头被先动了“手朮”，我一意识到，就再不敢深入去多想。那天正逢7月1日，公俭法部门免不了要有点威攝力，凡视为该列席公判会受教育的“群众”都被传来了。事后听说有数千人之多，可怜我那被株连不幸的妻子和不懂世事的二周岁女儿此刻定然身列其中，我的心被灸了一下，心腔内明显感到压缩。可高音啦叭里传过来震耳欲聋的口号声，和宣读镇反社论的吼叫声，我的脑海里却一片空白，重复点击的音符是：“我不会判死刑！”因为看守所难友们说，凡不帶脚镣手铐上刑场者，不会判死刑。而对我说来，刑期长短其实己无所为，只要毛贼洞话着，人群中就不把我“当人”，囚犯与劳改犯己无区别。难友告诉我，十二年以上徒刑即为重刑犯，重刑犯一般都收监改造，要比在监外少受折腾。所以近一个小时的批斗宣判会，除了我被判十五年徒刑这句话专进了我的耳海，其余一切对我都似梦幻。
我被押回看守所几天后，琅铛进了辽宁省锦州南山监狱，人才清醒过来，忆起曾经发生过的亲历。而当时那个仅一面之交的鄰居“马相冀”，他那张血淋淋的脸却成了我永远抹不掉的记忆！
可另一位我在看守所结识的难友杨彦文——与他唐山軍区警备司令的父亲——脱离父子关係的5号在押犯（其父又在早期因参加革命与彦文的爺爺解除了父子关係），1957年前后从莫斯科大学毕业回国的“恶攻犯”，尽管我后来无罪择放出獄的当天，就急忙奔向我们结识的锦州古塔区看守所，打听他后来的下落？令人遗憾的是：几十年过去了，他至今沓无音讯！杨彦文呀，我始终把你视为我最亲近、最想知道你是否还健在人世？我们彼此才是知根知底的梦中“情人”啊！我永远敬佩你，你不愧是社会的良心，在那红色恐怖疯狂的年代，你竟敢一字一句地批驳毛选第一卷首篇“论社会各阶层的阶级分析”一文，认定它是中国动乱折腾之源！？
我是1979年6月20日无罪释放的，先后监内监外与劳改结缘长达二十二载！人生最珍贵莫过于生命，掐头去尾，我一生中的黃重年华，无偿地献给了毛贼洞“伟大革命”的祖国经济建设事业。在服刑期间，监獄是无偿剥削劳改犯的生产企业，我从学习钳工、检验、机械制图到工艺、设计，十年如一日，每天劳动在十二小时以上，加上我个人的不懈努力，翻译上百万字科技资料，这给我日后能被评为高工职称奠定了基础。
1980年出獄我回到家乡杭州，我还用二年半的时间，接下去完成了两件事：其一、向法院再次申诉，不仅政治上无罪，同时我也没有任何过错，不能给我留有“尾巴”；其二、我终于找回了失散十二年的妻子和已长成十三岁的女儿，我“破镜重园”之梦成真，有了自已的家！
二、撕开马列外衣看毛贼洞真相
毛贼洞说；马克思主义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造反有理”，显然毛是歪曲了马克思主义。毛贼洞又说自已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多次为千古暴君秦始皇翻案，说秦焚书坑儒算不了什么，他坑的儒要比秦始皇多一百倍。说自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显然他这里说的马克思非德国马克思，而是穿着马克思外衣，屠殺苏联大批知识分子的斯大林老大哥。毛贼洞又说：“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他要在中国建立苏联模式的一党专政，这是毛贼洞的真实思想，他欲借助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来宣杨列宁主义的“伟大”，又妄想自己超越列宁比他更“偉大”，叛离辩证唯物和历史唯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哲学，而成了历史上最典型的空想社会主义狂徒！
诚如著名学者杜光先生所说的：“中国的社会性质并不是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的社会主义社会，而是完成了专制化过程，向前资本主义倒退的专制社会。”
尽管在他掌握中共大权之初，还遮遮掩掩，不敢公然暴露他的帝王思想，提出“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为人民服务”来欺骗人民。但时隔三五年之后，就背信弃义，抛弃对人民许下的所有承诺，露出了他固有的阴险、兇残、暴虐、狂妄的嘴脸，说的与做的宛如俩人（见附件），远比暴君斯大林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活像一条变色龙，随时改变颜色，迫不急待地把中国建成了一个毛贼洞个人专横跋扈的封建皇朝。毛成了空前绝后的暴君。而对历来崇尚独立思考、不愿意人云亦云和盲目服从；反对专制独裁，对国家大事好发议论的知识分子，视为心患，首先必須排除压服之。
毛贼洞精于权术，诡计多端，手法比清雍正帝吕留良文字狱的策略更为“出奇”，他把秦始皇简单消灭肉体的”坑儒“，变成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由群众来检举、揭发、批判、斗争、造成人人自危的态势，而这种大规模打击知识分子的运动由来已久，第一次发生于1942年，毛贼洞为了巩固自已党国领导地位而发动的延安整风运动。夺取全国政权后，不到两年就开始了一系列这类运动，几乎每年一次，甚至两次；1951年批判电影《武训传》、1951、1952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1953年批判俞伯平的《红楼梦》研究、1954年批判胡适思想、1955年制造“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和肃反运动、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随后又有“拨白旗”运动。最后是1966年开始为时十年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是彻底毁灭文化的民族大灾难，毛贼洞鄙视知识、敌视知识分子的心态达到了荒唐的疯狂程度 。
1956年原是中国知识分子难得平静和舒畅的一年。周恩来在党的八大报告中指出，经过思想改造后的知识分子，己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国家建设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为改变科学落后状况，会后又号召“向科学进军”。可赫鲁哓夫在苏共20次代表大会上的秘密报告，揭露了斯大林的暴政和个人崇拜，国际共残主义运动的意识形态基础受到了动摇，毛贼洞深怕波及中国。为挽救极权统治危局，毛提出缓和矛盾的“十大关系”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而中共中央宣传部陆定一又进而公开鼓吹有“独立思考的自由”和“宣传唯心论的自由”，可是这不过是毛贼洞设计的一个圈套。反右一年后 “引蛇出洞”的“阳谋”，实际上是无比阴险恶毒的大阴谋。
1957年1月，毛贼洞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交了底：“苏共二十大的台风一刮，中国也有那么一些蚂蚁出洞。”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种怪议论，不要共残党呀，共残党领导不了他呀，社会主义不好呀，等等，提出”百家争鸣”后，这些话就出来了，尾巴就暴露了。“同时他还泄露了所谓“双百”方针的天机：“毒草、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只能处在被统治地位。”“百花齐放”，不过是香花与毒草的“齐放”。而毒草必须被铲除，被统治者只能作驯服的奴隶！就这样，在毛贼洞亲手策划和总书记邓小平卖力执行下，6月底终于开始收网，把鸣放中敢于直言的知识分子统统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共计55万人，占当时全国知识分子总数500万的11%。他们全部被迫劳动改造，一部分还被关进监狱。反右后期在右派之外又划了一大批改戴坏分子或地主这类的帽子，人数估计在50万以上。总之，经过反右运动，中国知识分子中有30%左右，成为专政对象和异已分子。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民族大灾难。毛译东成了杀人不见血的魔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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