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热传万里批共谈话,高层弃共现公开化 日前一篇题为“执政党必须要建立基本的政治伦理”的文章在网上热传，据称是根据中共党内一名曾居最高领导层的元老同中央党校一名年轻教授的四次谈话整理而成，并经谈话人审定。网上众口推断谈话者是万里(曾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因此这篇抨击中共的尖锐谈话引起极大关注，但中共当局至今对此无任何反应。

   这篇“万里谈话”直指中共执政非法、宣传野蛮、没有起码的伦理，还批评说，过去那么多年来，中共是中国动乱之源，自身的折腾殃及了国家和老百姓。中共不仅对老百姓没有道歉，而且歪曲民意、挟持民意为“人质”，来抵制对改革的正当要求和对错误决策的修正。谈话在反思中共罪行、否定中共的同时，也主张通过重建政治伦理改变中国社会。

   几位中国问题专家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万里谈话”没有采用内部上书、而是采用公开的方式历数中共罪恶，是因为这位老人看到中共不可能改良、无可救要的末世现状。这本身也是对中共摇摇欲坠的现状及必将灭亡的命运的直言。该谈话超越中共底线， 极大冲击中共。中共的缄默就是最大的反应，也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默认，这也说明中共统治已经很衰弱，到了末路的尽头。

   专家还认为，“万里谈话”代表中共体制内一批良知尚存、本性还在的高官、党员的心声，这是在退党大潮不断向前推进、更多人们反思中共邪恶、选择未来新生的大背景下的现象，是精神觉醒、人性复苏、勇气回升的必然过程。中共已成为众夫所指，甚至在体制内从中央到地方，没有不骂中共的。“万里谈话”展现的是，公开唾弃中共已到了中共最高层、最要害部门。

   圈内人士透露：谈话者是万里

   据《动向》杂志总编、新世纪网站主编张伟国向大纪元证实，这篇谈话是北京有身份的人委托新世纪网站首发的，但委托人并未透露谈话者的真实身份。该文在网上热传后，引发多方关注和猜测。张伟国表示，他接触到的圈内人士透露谈话者是万里，海内外知识界绝大多数人也都作如此判断。

   无论从文章的用词语气和涵盖范围，还是从不同的消息渠道和自己的经验判断，张伟国都认为，这是万里的谈话。他说，万里在中共高层元老里一直是出手不寻常的、少有的敢于批评当局的人物。对于中共高层人物来说，选择用网络方式公开发表，这也是一种惊人之举，以前只有赵紫阳如此做过。

   张伟国说，他对中共内部运作机制非常清楚，对如何解决中共的问题，用什么办法才能影响高层决策，非常精通。此时他没有按照内部运作上书，而是选择了公开，这足见他已经清楚看到中共的末世现状，用旧有的渠道和模式上书领导人，已经时过境迁、没用了。中共不可能改良，已是无救了。

   另一方面，张伟国也指出，重视这篇谈话稿的内容、价值及其影响，应当比调查考证谈话者的身份更为重要，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是一位中共最高层元老。

   他说，中共把中国社会、国民、政府绑架了60年，毒化到社会每一个角落，每一个细胞，三代人灵魂深处深受其害。像这位做到中共高层顶尖权位的老人这样没有被中共专制机器彻底腐化、仍然保持清醒的头脑、还能坚持自己的良知、并敢于公开发表出来的人，已是中共内的异类。

   “这位老人认为，需要社会大众、各种社会力量反思。除了解决中共之外，还要解决整个国家、社会、文化、国民的伦理道德等问题。”

   “万里谈话”：中共执政非法

   这篇被各界认为的“万里谈话”开始就指出，“这个党至今还没有在社团管理部门登记过，这个事实背后又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国家还没有一部《政党法》，六十年了，还是空白，没有变，我们国家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制度。”“即便在党内，六十年了，也没有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竞争性选举制度，更不用说在国家范围内了。经常说到的协商，实际上还是战争时期的秘密运作传统。”“在财政上，党库与国库之间的那堵墙还没有建立起来”。

   文中还批评，办公厅、中组部、中宣部、统战部等中共中央机关至今没有挂牌办公，仍像非法地下机关那样运作。仍是党指挥枪，“党军没有被国家对军队的领导来代替”。

   张伟国认为，这位老人一开始就提出中共至今还没有在社团管理部门登记过的执政非法性，从这里就可以看出，他讲话的立意不是为了延续中共的统治或者一党专制，他已经完全跳出了这样思考的领域。

   时政评论家、中国过渡政府总统伍凡分析说，此处直指中共执政的非法性和独裁性，以及中共非法附体国家的事实。中共其实是窃取了中国的政权，并凌驾于国家和人民之上，这于情于理于法都是错误的。这里的潜台词就是说中共是非法的“黑帮”、“乱党”，其实中共本来就是一个西来幽灵。

   中共不等于中国

   这篇谈话中还说，“国家还是党的国家”，而不是“党是国家的党”。六十年了，“党和国家领导人”这个概念没有变。在财政上，党库与国库之间的那堵墙还没有建立起来。再看看，数百万军队还叫解放军，没有变，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武装力量。军队的最高领导人还是党的最高领导人。党军一体没有被国家对军队的领导来代替。六十年了，这一点也没有变。

   伍凡认为，这里也区分了中国和中共不同的两个概念，中共不等于中国。伍凡特别指出在“万里谈话”中有“他花了一个多小时向我说他对国家、对党的现状的种种担忧”，“为国家为党也工作了一辈子”等句子。伍凡表示，这种国家在前党在后的措辞，在中共高层也属首次，“万里谈话”用这样的方式表达，其实是直接暴露了中共劫持中国、凌驾于中国和中国人民之上的事实。

   野蛮的党文化宣传

   “万里谈话”文中还说，“可我一直就不同意‘辉煌五十年’、‘辉煌六十年’的提法。这不符合事实的。大跃进困难时期那三、四年，“文革”动乱那十年，总不能说是辉煌的吧，宣传用的词，也要讲究精准，要符合基本事实。你不把那几年扣除，老百姓在心里会扣掉的，历史学家也会扣除的。普通党员也会那么做的。在90 年代的那几年，我说过不止一次，政治宣传离事实太远，那叫什么？那就是不文明的，是野蛮的宣传。”

   “六十年的政权建设、思想建设、文化建设，还能用‘辉煌’两个字来概括吗？容忍不同看法的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

   伍凡指出，“万里谈话”此处直指中共涂脂抹粉、歌功颂德的党文化舆论宣传的虚假和野蛮。他还认为，中共这种连基本事实都不符合的宣传手段是根本无法欺骗老百姓。

   中国的灾难 “没有不起因于中共折腾的”

   “万里谈话”文中坦言，“六十年了，我们党把国家的治乱要系于一身，过去那么多年的折腾，没有不起因于我们党自身的折腾的。这让我痛心，我们党的折腾殃及了国家，殃及了老百姓。这么多年了，我们告诉老百姓说，这个国家没有共产党的话，就会大乱的，老百姓真是怕折腾怕到极点了，他们对稳定的盼望，就成了我们党再单独执政下去的‘民意’，这一循环什么时候能够打破呢？ ”

   伍凡指出，此处直接指出中共是中国乱象和灾难的根源。其实现在老百姓早就把中共号称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作为耻笑的对象。现在的流行语是“没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中国才会好”。

   中共无起码的伦理

   “万里谈话”文中说，“历史责任就是一个政治伦理的问题”；“有谁站出来向老百姓解释一下，为什么过去五十多年就没有这样做？没有，连个简单的交代都没有。看来，要一下子找回政治伦理也难。你属下几千万党员，你治下十几亿国民，五十多年了，连个庄重的致敬仪式都没有，是不是应该有个庄重的道歉呢。谁没有做应该做的事情，谁做错了事情，谁就要站出来担责任的。这是起码的伦理。 ”

   “我们党有不少人总是习惯夸耀说现在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同时，却对过去为什么不做正确的事情连个起码的交代都没有。人们常说浪子回头金不换，这金不换要有前提，就是要有反思，要有承担责任……，总这样含混过去，成了什么样子！用人用错了，举荐的人不负责任，考察评价系统也不负责任，协商机制不负责任，纪律检查委员会也只管查处，不管用人过程中的失察责任，把人关起来了或者枪毙了，就算了结了，还要说查处此人是伟大的成就。这样，这个国家不就成了没人负责任的国家了吗？我们的党不就成了没有人负责任的党了吗？这么下去，这政治伦理又从何谈起呢？ ”

   “让我特别痛心的是，有许多人还把对民意的引导庸俗化、功利化。歪曲民意、挟持民意为“人质”，来抵制对改革的正当要求，抵制对一些错误决策的修正。这造成很严重的后果，更是违反政治伦理的。”

   “没有政治伦理为基础的执政能力，会变成什么样的能力，我想，大家会认真思考这个问题的。”

   “六十年了，只要关心国家发展前途的人，都会想到怎么样推进政治民主的问题，我们的老百姓、社会团体对国家政治生活既表达不了独立的看法，又参与不了实际政治过程，又监督不了执政党，人微言轻，这种‘三不’状态总不能这样延续下去吧，不能总是一成不变地讲话如仪、视察如仪、批示如仪吧。要多想想执政党对国家、对老百姓、对历史应该承担的历史责任。”

   张伟国认为，这里谈到篇谈话的主题，就是主张通过重建政治伦理改变中国社会。作为一个人，政治团体，执政党，讲话要有信用，有诚信，遵守、兑现自己的承诺，这是一个基本的现代文明准则。中共从60年前用武装暴动夺取政权，曾经给中国老百姓乃至于整个世界，都作了非常漂亮的承诺，但至今从未兑现过任何承诺，甚至也不承认自己曾有过承诺。这把中共和社会的关系彻底颠倒了。最近中共自己的喉舌所作的民意调查，那些官员和御用知识份子的社会信誉都不如妓女，这反应出中共统治中国社会整个信用破产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中共所有无赖流氓最黑暗的黑社会的手段，已经践踏了人类文明的底线，这无论对于中国历史、还是人类历史来说，都是罕见的。

   伍凡指出，一个人要重德，作为一个政党，不仅要有志向和抱负，更应重视伦理道德，有志有德方能成正事，否则什么都无从谈起。中共没有道德伦理，它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将来也不可能有，所以中国人民也不会让中共有未来。

   无民意基础 苏共亡党

   “万里谈话”文中还说，“ 建国六十年了，应该回到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上去。这个国家国民的意愿到底是什么？应该通过什么样的办法来表达真正的民意？这个问题，苏联没有搞明白，六十九年就亡国亡党了，我从来就不是一个民粹主义者，凭我几十年的政治阅历，我敢说，表达民意是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基础设施’，也是衡量一个国家进步、文明程度的主要标准。”

   “等于一家政党掌控了选举机器，民意要真正表达，就是一件难事了。这是谁都看得见的。”“老百姓的看法，民主党派人士的看法，专家学者的看法，政治上不得志的人的看法，这四类人的看法，尤其应该好好听听，封杀不得，六十年了，我还在这里说一些一千多年前古人说过的那些道理，想起来让人感到很不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