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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闻生现在直接替毛泽东工作，因此她属于江青一伙，成为毛的内线的一员。这些人都恐怕毛死后周恩来成为他的继承人。周总理背后抗拒毛的命令，保护一些政治上被打倒的人。而对于江青，他曾当面拒绝透露她要追寻的人的去向。江青攻击周恩来架空毛主席，虽然她内心非常清楚，周恩来完全没有在毛死后取代毛的位置的意思。毛是中国的严父，而周是中国的慈母。可是，周已经七十四岁，岁月的痕迹已开始在他身上出现。事实上，我和我的同僚已在担心他的情况，因为他的身体日渐消瘦。

   另一方面，唐闻生充当了江青在外交部的耳目，协助江青知悉外交部的情况，以及打探周总理一派的活动。(当然包括我在内) 到后来，唐闻生更发展了王海容，外交部礼宾司的负责人以及毛泽东的孙侄女。这两人很快成为好朋友，经常对我的说话和行为挑骨头。她们两人年纪都约三十岁，在文革这场政治斗争中，竭力为毛、江、康生等人卖力。她俩是死死咬着我不放的可怕的敌人。

   生活对我是复杂的，精神压力也是很大的。我现在协助外交部长黄华、副外长乔冠华和周恩来的特别顾问章文晋准备尼克松访华最后，同时也是最重要的环节 -- 访问后对外发表的联合公报。 (即后来的上海公报)这份公报是到现在为止的中美关系的起点和基础，而其最初的草稿是由基辛格拟定的。

   此时，毛泽东仍在锻炼身体以便能够站起来，及和尼克松进行会谈，而周恩来则召集他的团队做好准备，以使这个访问成功。一天，他集合我们，就过去的中美关系给我们作一个长篇的演讲。他说他认为中美两国应该一开始便是天然的盟友，但是每一次机会到来的时候，总是发生了阻滞而让机会溜走了。他希望这次走得正确。他提到美国的史迪威将军和赫尔利将军，这两国将军都曾经在战前和战争期间服役于中国。史迪威将军了解中国的情况，他对蒋介石的腐败政权并无好感。赫尔利将军是一个吹牛的人，他在没有预先通告的情况下突然造访延安。1945年，毛泽东、周恩来曾托赫尔利带信息给罗斯福总统：他们愿意在任何时间和地点和罗斯福总统会面。如果需要的话，他们也可以到华盛顿去。当时，史迪威正在生病，由赫尔利递信是最方便的选择。苏联那时靠不住，毛、周认为和美国结盟是平衡苏联一个恰当的做法。可是赫尔利强烈反共，他没有转告信息，而罗斯福不久也去世了。

   周说，另一个失去的机会是1949年刚刚解放后，那时苏联随同国民党逃走，反而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和其他西方国家大使留下来。司徒雷登向毛、周转告一个重要消息：美国愿意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长期低息贷款二十亿美元。这数额对于一个贫穷国家例如中国来说，不啻是一个天文数字。但，司徒雷登没有亲自转述这个消息，而是委托一个中间人，一个可以接近毛、周的中国官员。正当这人动身启程前往北京的当天，恰巧是中共建党二十八周年纪念，毛泽东宣布与苏联结盟，苏联援助中国三亿美元。因此，司徒雷登的信息从没有递交中国。他立即被召回美国，而杜鲁门总统领导下的国务院因「失去」了中国而受到国内强烈的指责。接着是韩战的悲剧，中美在战场上交手。1954年的日内瓦和平谈判，上演了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拒绝和周总理握手的一幕，因而中美关系无法发展。

   但这是过去的事了，变化即将出现，而这变化在1972年二月廿一日的一个灰暗阴冷的早上由美国飞机空军一号降落北京机场而启开序幕。在场的人不多，只包括十余个我方人员和一群报馆和电视台的记者和摄影师。然而，这情景全世界都透过电视即时观看了。

   (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