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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短的时间，发生了多么大的变迁! 三年前当尼克松就任总统时，他站在白宫前的石阶上宣称，他的愿望是看到这个世界「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无论是大民族还是小民族，生活在愤怒的隔离中。」那时，人民日报即时作出反应，骂道：「尼克松的头部已套在绳索中，竟然还有心思讲将来的问题。.....他的一只脚已踏进坟墓中，还在自我陶醉，讲天堂的美梦。这是一个垂死的阶级的呻吟和挣扎。」

   三年之后，一只脚踏进坟墓的，是毛泽东。那时政治斗争非常激烈，在决定他身后谁继承他的大位的问题。有许多年，毛泽东总在谈他的身后事，好像他的末日快将来临一样。我曾经为他在许多会见外国政要和名人的场合中作翻译，这些人都希望和他谈实质性的问题。但毛泽东认为自己是哲学家，而周恩来才是干实事的经理。对于他不想讨论的问题，毛泽东惯用的手法，是摆摆手，说：「哦，我还要担心什么? 老天爷正准备给我请帖呢!」暗示他患上不治之症，国家问题不受他控制了。

   这是他的政治权术。确实，1971年年末，他真是好像收到了老天爷的请帖，而即使捱过了1971年，他的时日也好像不多了。可是，当尼克松访华的日期愈来愈接近时，毛泽东竟然像打了强心针一样，整个人振奋起来，就像一个过气的、失去状态的拳王要为争标作最后的努力一样。他的心情好了。他同意医生治理他的肺炎和心脏病。他练习站高坐低，并在扶持之下走几步。他对于能够迎接尼克松的到来感觉愈来愈兴奋，因为这又是历史的契机，使他青史留名。像他研究过并加以模仿的古时帝王一样，他的名字会地老天荒而不堕。

   但是长时间的压力和抽烟对他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他全身浮肿，想吐痰也没有气力。他对传统医术有戒心，并坚持认为对于患了癌症的人，最好不要让他知道实况。毛说：「不要告诉这个病人病况，不要做手术，这样他可以活得长一些，可以多干活。」基本上，毛的侍从和党的高级官员需要进行重大手术时，都要得到毛的批准。当康生，毛的老朋友和保安头子，被诊断患上膀胱癌时，毛命令免除他接受手术「之苦」。不论毛此举是出于好意还是意图除掉康生，几年之后，康生一命呜呼了。康生死后，许多人控诉他以毛的名义犯下许多迫害无辜和残害同志的事情。

   正当这个时候，我也遇到很大的政治压力。文革一开始的时候，我便已经靠边站了。后来，姚登山冲击外国使馆以及文革中的其他的极左行为，使我得以平反，并升了职。跟我一起平反的，还有许多受尽红卫兵凌辱的老干部和老领导。即使毛泽东自己，也重新召回一些被错误下放或开除党籍的高级官员。

   但在外交部内，政治风云仍在激荡，没有平息。一些同我在外交部工作的极端分子和嫉妒我的人，不断批评我对反革命分子太过软弱。可是，我跟我的其他同僚不同，我是不受控制的人，而且不容易被打倒，因为我得到周总理的全面信任。我在制定国家外交政策中的角色日渐加重。在政府里面，没有那一个人像我那样长时间参与周总理和外人的会谈。我对周总理了如指掌，我熟悉他每一个手势，我也知道什么时候他臂弯的旧患又令他痛楚。此外，我还是政府内唯一可以和基辛格闲话家常的人，就像哈佛的学生在饭厅里闲谈一样，而周总理对此完全信任我。这使我成为一个不能缺少的人。还不止此，我成为周总理在外交部的耳目。他经常问我有什么事情发生、谁在背后说谁的坏话、他的敌人现在有什么动作、我们的外交政策现在是怎样，等等。我时常给他提供消息，并且跟他说现在有什么好人正受到攻击而需要保护。

   我在外交部的主要对头人是唐闻生。

   (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