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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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悔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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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左要还何种“清白”于毛泽东?

——评张宏志老人《还清白于毛泽东》**********************************************************************************

   一、一本瑕不掩瑜的好书

   从百度和谷歌搜索中得知,《还清白于毛泽东》一书是一本近年来流传较广的一本书。是《国际炎黄文化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作者张宏志老人,在“大跃进”之时任中共信阳地委副书记、行政公署专员。该书的主要观点是:1958年的“大跃进”确是一个历史大悲剧。但错并不在毛泽东。毛泽东一直是理性的,正确的。对“大跃进”悲悲应付最大责任的是“‘左倾’错误的始作俑刘少奇”(张宏志语)。“因为是刘少奇鼓吹‘穷过渡’,大刮‘共产风’”(张宏志语)。并一再不听毛泽东的劝告。所以,最后酿成了“三年大饥荒”的悲剧……

   由于《还清白于毛泽东》一书极力为毛泽东辩护和“澄清”事实。得出了毛泽东在“大跃进”中是“清白”的结论。因而深受毛迷的赞许。是近年来广受崇毛派青睐的图书之一。

   然而,通读此书后,秉公而论,《还清白于毛泽东》仍有令人称道的地方,——在该书中,张宏志老人对“大跃进”的极端荒谬行为进行了大量的揭露。更不隐瞒“三年大饥荒”大量饿死人事实。虽然,他最后得出了“错误在刘少奇,而不在于毛泽东”的错误结论。然而,此书所揭露的诸多历史事实是十分宝贵的——它对崇毛派人士极力否认“大跃进”过失,百般否认“三年大饥荒”悲剧的极端行为,是最好的回驳。

   “还清白于毛泽东”一书的最大错误也凸显在其标题上:“还清白于毛泽东”——毛泽东是“大跃进”运动的直接发动者,连毛泽东自己也承认,自已是“大跃进”的“始作俑者”。退一万步而言:纵然在“大跃进”过程中,刘少奇等人的做法背离了毛泽东的“正确路线”,然而,“大跃进”犯下了如此极大的、世所罕见的失误和罪过。随后,又不采取应有的补救措施,使得最终导致“三年大饥荒”悲剧在中国大地上上演——身为中共中央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的毛泽东显然应负第一责任!否则,毛泽东就是一位当代的阿斗!难道不是吗?——“大跃进”并非三朝二日之事,国家发生了如此荒诞闹剧和悲剧,身为党中央主席和国家元首的毛泽东竟然被属下的世所罕见的荒谬举动所蒙蔽,直到大规模饿死人也没有采取强有力的干预措施,——这不是当代阿斗是什么?!

   然而,事实绝非如此,在整个“大跃进”过程中,毛泽东自始至终扮演着总导演、总指挥的角色——对毛泽东在“大跃进”的所作所为,中国新华社资深记者戴煌有过详尽的描述:

   在毛泽东精神万能论和唯意志论指导下,“以粮为纲”、“以钢为纲”、“大炼钢铁”、“请钢铁元帅升帐”、“大搞人民公社”、“大办共产主义大食堂”、“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一天等于二十年,敢想敢干天开花”、“超英赶美寻常事,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万岁”之类的口号声震天响。

   在这种“气壮山河”的口号声和天上突然纷纷掉烙饼的渴望中,“粮食高产卫星”就满天飞了--在北戴河会议期间,就先后报道福建英湖社亩产花生13241斤、河南火箭一社试验田亩产玉米12875斤、甘肃新光社亩产油菜籽6051斤与和平社亩产马铃薯106378斤、山西大同永丰社亩产筱麦1002斤、安徽红星一社亩产大麻2016斤、江西秋口乡亩产绿茶1412斤、湖北五星七社稻鱼兼作各千斤、河南焦作新店社亩产西红柿45660斤、湖北长寿社亩产中稻43869斤,等等。会议结束后不久,就飞出了更大的“卫星”:广东田北社一亩中稻60437斤,山东光明社一亩玉米27312斤…………9月10日至29日,毛泽东巡视了“喜讯”频传的大江南北。在他巡视过程中的9月18日,人民日报报道说: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卫星公社一亩一分中稻61584斤2两,四川郫县友爱乡第九农业社亩产稻谷82525斤,广西环江县红旗公社一亩零七厘五的高产田收干谷140217斤4两;另报道广西的一个公社亩产中稻130434斤。他回到北京的当天,又有报道说当日全国产钢5.8万吨、产铁29万吨,是中国工业发展史上的光辉一页。第二天,新华社报道说,我国农村基本实现人民公社化,参加公社的农户占总农户的90.4%……毛泽东向记者发表谈话说,人民群众干劲很大,在这个基础上各项任务都是可以完成的。   为了响应人民领袖的号召,科学泰斗钱学森发表文章说,根据能量守恒和转换定律,如能对日照科学利用,亩产十万斤粮是不成问题的;文豪郭沫若和文学理论权威周扬,运用他们的想像力,编出了《红旗歌谣》--“稻堆堆得圆又圆,社员堆稻上了天;撕片白云揩揩汗,凑着太阳吸袋烟”……   跟着,“卫星”越放越多,越放越大,湖南浏阳红专公社的一块地,亩产红薯567570斤,似乎物质极大丰富的共产主义眼看就要实现了。10月9日人民日报的消息说,安徽响山社最早实行了供给制,挖掉了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根,架起了通向共产主义的阶梯。同月13日,该报发表了张春桥的文章《破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并加了予以肯定的编者按语,随之开展了关于大破资产阶级法权的讨论。第二天,该报报道说,全国半数耕地即10亿亩已实现水利化,占全世界灌溉总面积的三分之一以上。   对如此旷古奇闻的笑话、神话与谎话,毛泽东居然深信这是在他的英明领导下的意气风发的人民创造出的奇迹,担心粮食多了怎么办?为此,中国科学院的一些专家立下了“攻关”的课题。赫鲁晓夫来北京,毛泽东请他吃饭时也顺便问他,苏联有没有过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问题。这位客人不无讥讽地回答说:苏联还没有过这种经验。后来有报道说,还是毛泽东自己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全国农田1/3种粮,1/3轮休,1/3栽树辟花园。”

   不久,“大跃进”的许多荒谬开始暴露出来了,尽管如此,毛泽东仍深信当年产粮7500亿斤,没有放弃“超英赶美”的“大跃进”口号,从而也不可能扭转已在全党全国形成的那种生怕被扣上“反对三面红旗”大帽子而说大话“力争上游”的风潮。1959年1月4日新华社就报道说,我国1958年产煤27020万吨,是超过英国的第一个胜利。2月12日人民日报仍发表这样的社论:《为1800万吨钢而奋斗》。4月14日国家统计局发表公报说:1958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65%。4月18日至28日召开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根据中共中央的建议,通过了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规定钢产量为1800万吨、粮食产量为10500亿斤。

   然而,当北京热热闹闹地欢度国庆十周年,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阅兵游行,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宴会、广场夜空五彩缤纷的礼花飞舞时,农村中数以亿计的农民已开始饥肠辘辘,连“瓜菜代”也难以维持,每天都有人成为饿殍;城市中的食品和铁锅、铁铲、剪刀、菜刀、门锁与肥皂等日用品的供应也日趋短缺。在河南省鲁山等县农村考察实情的中央党校副校长杨献珍,声斥徒有其名的“供给制”和“大食堂”是“叫花子共产主义”。……

   从戴煌先生的上述回忆中,人们不难看出,毛泽东在“大跃进”中扮演了何种角色!所以,张宏志先生认为毛泽东在“大跃进”是“清白”的观点是根本站不住脚的。甚至是极为荒谬的。

   当今中国的崇毛派,在对毛泽东的历史评价上处于两个极端上:凡是毛泽东时代的一切功劳,都归功于毛泽东。——他们常常列举毛泽东无数“辉煌”的成绩,而忽视了这些“辉煌”成绩,其实是举国体制下,中国人民费尽了无数的血汗,乃至付出生命代价换来的。归功于毛泽东一人,这不但对中国人民最大的蔑视,也是对中国共产党自身的最大不公;另外,举凡毛泽东时代的一切悲剧和坏事,他们又用种种手段予以否认,或者将责任推卸给其他中共领导人。当然,我党过去自身在这方面的态度起到了令人遗憾的带头示范作用,——例如:打倒刘少奇之时,将过去中国大地上发生的一切歹事、坏事归咎于刘少奇;林彪倒台后,又将中国大地上发生的一切歹事归咎于林彪;“四人帮”倒台后,当然又成为新的“公开污水沟”……总之,为了不动摇执政的根基,任何时候,毛泽东都是正确的。错,都是执行者的错。罪恶,都是他的政治对手的罪恶。正因为“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这就难免今天的崇毛派极力为毛讳过了。

   不过,这里应当指出的是:张宏志老人欲“还清白于毛泽东”的出发点,与当今有些人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而刻意颠倒黑白的动机是有巨大不同的,——张宏志先生是鉴于当今中国有许多人将“大跃进”的全部责任归咎于毛泽东的不客观之为而愤然著书为毛打抱不平的,此举确有值得肯定和赞许之处:正如将毛泽东时代的任何好事善事归功于毛泽东一人极为荒谬一样,将毛泽东时代的一切不幸和过失归咎于毛泽东,同样是严重有失公充的!

   所以,张宏志老人在书中举了很多例子为毛泽东推卸责任,其行为和用意诚然有合理和客观的一面——将“大跃进”的过失和罪过归咎于毛泽东一人,绝对是错误的。然而,任你千条理,万条理,遑论张宏志老人举出再多的证据证明毛泽东如何“清醒”和“正确”,充其量只能为毛泽东减轻一些罪过。而“还清白于毛泽东”之说,是绝对荒谬的——只要翻开词典查找到“清白”两字的解释,人们就不难意识到张宏志先生“还清白于毛泽东”一说荒谬在何处!**********************************************************************************

   二、张宏志老人笔下的宝贵史料,是对崇毛派否定“大饥荒”历史的最后回驳**********************************************************************************

   尽管张宏志老人认定“大跃进”毛泽东是“清白”的观点是根本站不住脚的,然而,他如实反映历史的态度却令人肃然起敬。

   下面,且听张宏志先生一番令人动容,令人悲愤,令人酸楚的阐述:

   1958年夏收中,当时在喳蚜山人民公社坐阵的遂平县委副书记赵光,将一块亩产四五百斤的小麦浮夸成3200多斤。随之,西平县城关公社出现了亩产小麦7320斤的更大浮夸典型。他们是把多亩产量集中起来谎报的,当时我就不相信。地委书记路宪文跟我说出现如此的高产典型时,我说那是胡说八道,根本不可能。我想一亩晒场能晒多少,怎么会一亩产几千斤小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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