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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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悔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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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开“社会主义大众民主”的极端虚伪本质

实行民主政治,是当今执政党的既定方针。例如:胡锦涛主席在这方面的诸多阐述就让人感受到执政党实行民主政治的决心:

   “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依法保障人民享有自由、民主和人权,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使13亿中国人民过上幸福生活”。

   “我们要扩大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然而,一直以来,什么是“民主”,什么是“民主政治”,当今官方却有诸多具有强烈“中国特色”的诠释——例如:什么是民主?官方的解释是:“人民当家作主”(“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本质和核心”。)何为“人民当家作主”?答曰:“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党的解释是冠冕堂皇、悦耳动听的。然而,在具体实施上,中国的民主,却成了“全体举手一致通过”的“表决民主”。“先民主后集中”的“协商民主”。这样一来,“人民当家作主”,事实上成了“替人民当家作主”。党却一再告诫人民:中国的“国情”,只适宜这种民主。

   在我党舆论的英明引导下,“民主”的定义,更长期成为国人争论不休,争吵不下的热点话题。自由派网民一般认同、崇尚、鼓吹目前在台湾等地实行的西式民主。而所谓的左派网民一听到有人提到西方民主,尤其是听到“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形式,立刻予以否定、指责,乃至怒骂——在这方面,他们与官方的立场是相同或相似的。

   下面这三个观点,在当今中国所谓的“左”派网民中有典型的代表性:

   一、我们要的是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大众民主——即以“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四大自由”为核心的“大民主”。而不要西方的精英民主。一直以来,张宏良先生在这方面表述最多,并认定只有这样才能“重建社会主义幸福生活”。

   二、我们不要一人一票的“选举民主”。而要人民当家作主的大众民主。或曰,我们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众民主。

   三、西方三权独立、议会制在亚洲这块地皮上是不适用的,以中国的国情、民情,如果实行那套制度,会导致社会的大动乱,甚至国家民族的分裂。

   以上三个观点,也是中国所谓“左派”网民最常表述的有关民主问题的立场和观点。面对这些令人啼笑皆非的论调是令人无奈、甚至是令人痛苦的,——本来是再简单不过的常识问题,然而,在中国却成了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成了一个争论得你死我活的“原则问题”。

   要明辩是非,就要首先厘清民主的定义。这里,且听“百度词条”对“民主”的诠释:

   民主一词,源于希腊字"demos",意为人民。其定义为:在一定的阶级范围内,按照平等和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来共同管理国家事务的国家制度。在民主体制下,人民拥有超越立法者和政府的最高主权。尽管世界各民主政体间存在细微差异,但民主政府有着区别于其他政府形式的特定原则和运作方式。民主是由全体公民——直接或通过他们自由选出的代表——行使权力和公民责任的政府。民主是保护人类自由的一系列原则和行为方式;它是自由的体制化表现。民主是以多数决定、同时尊重个人与少数人的权利为原则。所有民主国家都在尊重多数人意愿的同时,极力保护个人与少数群体的基本权利。民主国家注意不使中央政府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政府权力分散到地区和地方,并且理解,地方政府必须最大程度地对人民敞开和对他们的要求做出反应。

   民主政府知道其首要职能是保护言论和宗教自由等基本人权,保护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权利,保护人们组织和充份参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机会。民主国家定期举行全体公民参与的自由和公正的选举。民主国家的选举不会成为独裁者或单一政党的门面装饰,而是争取人民支持的真正角逐。民主使政府遵循法治,确保全体公民获得平等的法律保护,其权利受到司法体制的保护。民主体制多种多样,反映着每个国家各自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特点。决定民主体制的是其基本原则,而不是某种特定形式。在民主国家,公民不仅享有权利,而且负有参与政治体制的责任,而他们的权利和自由也正是通过这一体制得到保护。民主社会奉行容忍、合作和妥协的价值观念。民主国家认识到,达成共识需要妥协,而且时常无法达成共识。用圣雄甘地(Mahatma Gandhi)的话说:"不宽容本身就是一种暴力,是妨碍真正民主精神发展的障碍。

   “百度词条”在诸多政治词汇的解释上,是“党性”很强,十分“主旋律”的。但对“民主”的诠释上,却相对客观、理性、公正、到位。所以,根据“百度词条”的诠释,“民主”的定义和本质,是再也清晰不过的了。

   “百度词条”对“民主”的解释,事实上与胡主席关于“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表述和承诺并不矛盾。更不冲突。然而,由于“主旋律”及张宏良一类“良心知识分子”对“选举政治”,尤其是“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形式进行了太多的“危害性”批判,使诸多国人对“选举民主”产生了一种天然的敌意。正因为如此,这就难怪他们坚决反对选举民主,屡屡呼吁要实行“人民当家作主”的“大众民主”了。

   鉴于诸多国人屡屡呼吁、强烈要求实行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大众民主”,这里,敝人不禁想向持这些观点和立场的国人同胞请教两个问题:

   一、“我们要的是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大民主。而不要西方的精英民主。”——这个提法确实非常动听。也非常符合当今大多数底层民众的意愿。但问题是:毛泽东时代的“大民主”究竟是怎样的“民主”?它究竟用何种形式体现过?“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四大自由”,果真是“社会主义大众民主”吗?

   如果回答:是。那么,幸好当今中国,仍有无数那个时代的历史见证人,更有无数史料作证,可以佐证这种说法是何等谎谬!——

   对毛泽东时代的所谓“四大自由”,敝人在旧作《张宏良之流一再炫耀的“四大自由”究竟是什么货色?》http://blog.sina.com.cn/s/blog_598d7f290100cjqo.html就进行了再透彻不过的剖析:所谓的“四大自由”,说到底是“钦定有限自由”!因为它历史是最高领袖和党的政治斗争工具:这个“自由”必须是最高当局给予,下面的群众才可以行使这个权利。一旦政治任务完成了,“四大自由”也随即被收了回去。在毛泽东掌权的二十七年间,每当民众享有“四大自由”权利之时,没有一次不是在毛泽东及执政党发动政治运动期间。

   所以,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大众民主,事实上是“发放式民主”——作个最形象的比喻,就像我国大多数乡镇的地方武装部所掌管的枪枝一样,只要有“敌情”或有其它任务之时,才发放给民兵。一俟“敌情”消除或任务完成,枪枝随即被收回锁在武器库中。而“四大自由”亦一样——因为它从来是当作一件政治任务下发给民众的。而政治任务一旦完成,“自由”也就随即被收回来去了。如果这时人们还想闹“四大自由”,轻则是目无组织纪律,重则是“与党唱对台戏”,乃至“反党反社会主义”!——“土改”如此;“三反、五反”如此;“反胡风”如此;“反右”如此;“四清”如此;“文革”“打倒刘、邓、陶”时如此,“批林批孔”时如此,“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如此!

   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大民主”性质,更可以从一九五七年的“反右”和十年“文革”中暴露出来: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起因于中共中央要求广大知识分子、党外民主人士和中共党员干部,采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式,“帮助共产党整风”。并承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然而,这些应邀向党提意见者,最后却纷纷成为“向党进攻”的“右派分子”。“整风运动”最后成了“反右运动”。而普通的工人、农民及其它阶层民众,尚不知何为“四大自由”!当然,这反而成了他们的大幸,否则,“反右”运动结束时,就绝对不会只有六十几万人被打成“右派”了。至少是几百万,乃至上千万人被打成“右派”!

   而在时达十年的“文革”中,毫无法律可依、无法无天的“四大自由”“大民主”运动,是典型的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力。一度时间,甚至演变为多数人对多数人的暴力——不同派系、组织间的大规模武斗,几乎酿成内战。在十年“文革”期间,数以千万计的无辜者被批斗、判刑,众多的无辜者死于武斗,无数文物古迹毁于一旦,国民经济遭到致命的重创……究竟造成多少冤假错案就就可想而知了。

   对“文革”期间的“四大自由”,中共元老谭震林痛心疾首地批评道:“‘四大’根本没有民主的意义,而是文革小组强有力的棍棒。文革小组需要打击谁,一夜之间满城大字报。受到大字报揭发、批判、打击的同志,个人任何辩论的大字报,不管写了几张,是贴不出去的,即使贴上了,也立即被别的大字报所覆盖。因此,不能说它是‘大民主’。”

   谭震林对“四大自由”的批评只说到了一点。有心的读者,可以一读敝人拙作《张宏良之流一再炫耀的“四大自由”究竟是什么货色?》一文,从中高度认识“四大自由”的严重危害性——随心所欲、不受法律制约的“四大自由”,不但极容易沦为政治人物的斗争工具,更容易沦为多数人的暴力。绝大多数民众,尤其是底层民众,极难从中享受到真正的民主权利。更难获得实际的利益。

   所以,这里,不禁要请问那些口口声声要“毛泽东时代的大民主”的同胞,你们呼吁这种“大民主”,究竟希望到何种目的???

   二、“我们要人民当家作主的大民主”——这里不禁要请问:既然要“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那么,在民主选举成为西方人专利的前提下;在“一人一票”成了西方“阴谋”的情况下;时下中国,在“十官五贪”(有人说是“十官九贪”,但这里为了不过度伤我党的自尊,特进行了“降级处理”。),在“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又跑又送,提拨重用”的严峻现实下,又用途径、何种手段实现“由人民大众当家作主”的“大民主”?究竟靠什么?——再来一次“文革”,将旧的官僚体制打破,重新成立“革命委员会”或“巴黎公社”?……在失去超级政治强人毛泽东的条件下,暴发这种革命的可能性却几乎为零!

   退一万步而言,第二次“文革”暴发,“代表全中国人民利益的毛派共产党人”(张宏良语)再次取得成功。毛式政治模式在中国再现。这时,问题来了:“由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大众民主社会”,究竟靠什么人去管理?换言之,由谁来掌权?——靠无私无欲的机器人?靠上天降生数千百万,数千万“包公”?这不现实!当然,“世界上再难的事也难不倒共产党人”——最后,各级党政机构都换成了人民认为“靠得住”的、“大公无私”的“毛派共产党”人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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