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末，写了篇《维藏的方框与汉人的圆框》，主要谈政治与民族矛盾之间的关系问题，其中道出了维藏两区王震模式、张国华模式及文革模式的依存基础，这个东西很尖锐但不想回避。写时直捣主题，无暇旁顾，写完一读，大骇。踢不踢出去颇费踌躇，于是，传给一观点从不相左的朋友，想听一句大实话，朋友当日回电道：“都是事实，但不宜发。”于是，一脚踩扁，踢进写字板角落。读了李劼先生的《 “七、五事件”是人权血案不是民族问题》觉得推绎精到，一针见血。据李劼先生全文意，我个人更理解为“人权血案与汉民族问题互通”，今把拙文《维藏的方框与汉人的圆框》翻捡几句出来，与李劼先生凑个叹息。在检讨恶劣的民族关系时，占尽“优势”的汉人应首先自我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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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民族有没有向心力、有没有生命力，要看一个民族的健康底线破没破，睁眼看看，汉人的健康底线破得如何：1、把别人的孩子捉来斩断手足投放到大街去乞讨；2、在婴儿奶粉里下三聚氰胺；3、卖假种子给农民，农民满怀希望挥汗如雨、辛苦操劳，一年下来颗粒无收，这不但是欺人，还是欺天欺地；4、见人落水，有人跳下去救，落水的人活了，跳下去的人死了，被救的活人却悄悄溜了；5、制造假药以及给病人吃假药……这几个例子，都是揪心肺的典型例子，是一个族群自戕自灭的可怕征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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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能留下各州（甚至拿钱买来的德克萨斯、阿拉斯加等州），并不仅仅是因为它强大，更重要的是它的人文理念、价值观念能让人产生共鸣，这叫同类项合并，不费力。瑞士的三大民族能和睦共处，在同一口锅里舀饭吃，也算是一个典型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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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藏两族活在自己的忠实信仰和天地灵气里，这与物质财富和虚荣无关；汉人活在坑蒙拐骗和勾心斗角里，这与物质财富和虚荣有关。公共相处法则二必居其一：要么举头三尺有神明自我约束，要么玩公平游戏受他人约束。这两条，汉人一条都不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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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过：“共产党靠一杆枪把这盘棋走活了，但同时也走死了。”说它走活了，是这两块地没丢；说它走死了，是人心都丢了。那人心随着驼铃声在沙漠中远去、再远去……留给我们的与其说是一串身影不如说是一串问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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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贴文时，因本人失误，将标题中李劼先生名误植为颉，现已改正并致歉。2009、8、8老乐于澳洲）
   
    附李劼先生原文：
   
    《“七.五”事件是人权血案不是民族问题》
   
    被有些人故意描述得“极其复杂”、“云遮雾障”的新疆“七.五”事件，其实非常简单：乃是西藏拉萨事件的重演。从根子上说，这不是民族问题，而是人权血案。倘若说，邓玉娇事件，石首事件，瓮安事件等等突发事件所凸现的是汉族民众的人权遭到地方官吏的侵犯，那么发生在拉萨和新疆的事变，则是藏民和维民的人权遭到封疆大吏的侵犯。无论是西藏的张庆黎还是新疆的王乐泉，在处理藏民和维民的和平请愿时，全都以政治辅导员的思维方式，诉诸不计后果的野蛮镇压。断言“青帮”误国也许有失夸张，但政工出身的张庆黎和王乐泉的思维方式和统治手段，却一模一样。这种方式从历史渊源上说，是毛泽东的镇反、反右、和文革的继续，也是邓小平“六四”屠城的照办和模仿。这种方式从眼下的当政者来说，则是向古巴、北韩学习的具体落实。
    在这种僵化的思维方式和统治手段面前，无论是汉人，还是藏人，维吾尔族人，全都是站在同一地平线上的人权被侵者，都是极其恶劣的人权状况的受害者。做了人权恶棍的屠夫，一面残害包括藏民、维民在内的中国民众，一面在汉族和藏族、维族之间，挑拨离间，企图制造民族矛盾，以掩盖其侵犯民众人权的血案真相。经由国内官方媒体和海外一些面目不清之徒的四处宣传，八方煽动，一时间，大汉族主义甚嚣尘上。在西方世界尤其在美国人面前，从来极其自卑的汉族人，突然在藏民、维民面前变得不可一世起来，变得无比夸张起来。有人甚至发出这样的叫嚣：正告维人，你们唯有放弃伊斯兰教，完全汉化，才是唯一的出路。不知这类狂徒敢不敢向美国人叫嚣：放弃信奉基督教！或者向整个西方世界叫嚣：放弃罗马教廷！应该不敢。这种声音与当年德国纳粹党人朝向犹太人的穷凶极恶，何其相似！区别也许仅仅在于，纳粹是要从肉体上彻底消灭犹太民族，而此类狂妄得不成样子的大汉族主义者，则是企图把人家完全汉化。这种思路，或许出典于毛泽东当年的思想改造。斯大林与纳粹相像，用肉体消灭的方式清除异己。而毛泽东则发明了思想改造。因此，这种企图强迫维族汉化的霸道，骨子里乃是掺杂了毛泽东方式的法西斯主义。任何一个政党，倘若以这样的思路作为自己的宗旨，那么有可能变成法西斯党。相信即便是当朝的共产党，都不会发出如此狂妄无知的叫嚣。
    在藏人和维族面前的这种狂样，源自极其扭曲极其变态的汉民族劣根性。这个民族由于长年遭受孔儒礼教诸如等级森严和尊卑有别之类伦理道德的毒害，从来不懂得如何平等待人。在外国人或者异族面前，要么低声下气，要么趾高气扬。这样的变态，又造成了一种刻骨铭心的势利；总会区分出什么人是应该奉承的，什么人是可以随便欺负的。一个女明星交了个美国富翁，不仅当事人荣耀无比，举国上下全都跟着一起荣耀得不行。无论是奥运场合还是春晚舞台，会都少不了此星亮相。风光如此，让人忍不住想问一句，倘若这个女明星交了个藏族男友或者维族男友，还会有这份荣耀么？同样要发问的是：倘若在韶关被打死的是两个美国人，当地的官府敢那么不当回事么？再想发问的是：倘若在乌鲁木齐和平请愿的不是维族人，而是美国人或者欧洲人，王乐泉敢随便开枪么？
    当然，经过六四那场没有胜利者的历史事件之后，当局在面对民众的和平请愿时，已经在努力学习谨慎，不再轻易玩火。去年的瓮安事件，前不久发生的石首事件，当局都处置得相当稳重。然而，偏偏在西藏和新疆的两地首府，张庆黎和王乐泉先后失控。倘若说是偶然，为什么全都发生在团系政工出身的大员身上？倘若说是必然，为什么不调整有关政策？既然知道了汉人的人权理当尊重，为什么就不懂得藏民的人权和维族的人权，也同样必须尊重呢？
    发生在西藏和发生在新疆的血案爆发之后，除了两位封疆大吏的同样僵化同样野蛮，还有就是极权作风和民族主义之间，同样的互相掩护。亦即由汉人族群中滋生的民族主义狂潮，和汉族封疆大吏的极权作风，互相包庇。极权主义是出在官府，民族主义则席卷于民间。仿佛由于族群的划分，民间和官家突然有了共同语言，突然变得休戚相关。于是，那些平日里得不到官府关怀的可怜小民，由于其出格的民族主义表演，产生了受宠若惊的感觉；并且是不管有无宠爱降临，都一样的若惊。而官家理当因为血案而被问责的大员，则在风起云涌的民族主义浪潮之下，悄悄地松了口气。就算明眼人最为尖锐的指责，至多也只是把矛头指向党和政府。理当被问责的大员，不声不响地躲到一边，等风头一过，继续为官，照样作恶。西藏血案发生后如此，此刻新疆血案发生后，也正在继续如此。
    要说究竟是谁宠坏了专横的极权？回答应该是：中国人难以治愈的奴性！六四的创伤还未曾愈合，就有人以指向藏民和维族的凶狠，间接地包庇起肇事的官府大员。难道这些人是真的不懂得，在北京城里被杀害的无辜草民是人，在拉萨、在乌鲁木齐被杀害的藏民、维族以及汉人，也是人么？难道在人权面前，还有哪族人优先的道理？倘若不能平等待人，又哪来的人权意识？道理是非常简单的，事实也是非常清楚的。根本不需要装模作样地上溯历史，下究地理。无论是汉人，还是藏人，维族人，倘若全都站在人权的同一地平线上，那么族群之间的问题，会自然而然地得以消解。至于如何以联邦的方式，和平共处，那是有待于将来讨论的事情。
   
   
    2009年7月19日星期日于纽约寓所
   
   
   
   

此文于2009年08月07日做了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