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歷史的神思
歷史的神思
Jonathan Spence是耶魯歷史系的講座教授，像不少西方的漢學家那樣，他也有一個相當地道的中文姓名：史景遷。這位定居美國的英國人擁有世界範圍的學術聲譽，在校外，他備受稱讚的，當然是那些由紐約的商業出版社出版的中國歷史暢銷書。而在校內，特別是開學前兩周的“買課”期間(學生在此期間自由選課，穿梭各個教師的課堂，猶如出入商店，故稱此期間為shopping)，在學生們最歡迎的課程中，首先就有史教授主講的中國歷史。耶魯歷來都非常重視本科生的教學，不管你是學術成果多麼豐碩的知名教授，不管你帶了多少博士生或碩士生，你都有責任給本科生開課，得在此類課堂上樹立你的教學聲譽。“買課”期間的校園因此而頗有些競爭的氣氛，那些不吸引學生的老師難免擔心自己課堂上的人數太少，但史教授的課堂永遠都是學生太多，多得他總要找不少研究生組成他那陣容可觀的助教班子。這樣的情況年復一年，教學與出書在他的手裏就形成了積極的互動。於是，他由不斷開設的新課中接連孵出了一本本新著，而那些讀物在外面贏得了聲譽後又返回更多的課堂，遂成了其他學校的師生也喜歡選擇的教材。
在某些男性的白人漢學家中，還有一個比較常見的現象，你會發現不少人都有他們的中國太太。是為了日常多一些中文輔導，是便於在枕邊接受文化的薰陶，抑或在過日子的內容裏隱含某些只有他們自己才清楚的文字助理工作，我們局外人當然難以臆斷。但可以肯定的是，這些男士的西方眼睛確實與我們國人的成見大不相同，在他們的太太身上，他們似乎特別善於發現和發展某些在他們太太的同胞們眼中多半會受到忽視的資質和長處。史教授的原配本是個美國女人，婚變之後，他好像也受到了漢學界婚姻行情的驅使，有意或無意地補了他從前拉下的一課：與哥倫比亞大學畢業的東亞研究博士金安平女士結了婚。我常常在耶魯的各種聚會中與史教授照面，差不多他每一次出現或離去的時候，我都看到金女士和他不拆伴地並肩而立，特別是在臨出門的一刻，他照例會以紳士的方式及時服侍他太太穿上外衣。他的動作頗有點笨拙，在穿著上他永遠都很隨便，而且經常放任他的花白鬍子在臉上一片荒蕪，這一點恰與他太太的比較重視調節自己的面部表情形成了明顯的對比。金女士很好客，又會做一些拿手的好菜，史教授有時就請一堆同事和學生到家裏吃飯。當女主人的臉上堆砌起喜色的時候，她那笑眯眯的眼睛就帶出了一種仿佛是迎風落了淚的神情。這表情對史教授也許很富有“愁眉啼妝”的效果，而就在這重建的琴瑟和諧中，史教授近些年來的著書立說呈現出了日益增產的趨勢。
錢鍾書的幽默話往往俏皮得有點尖刻，那一年他來耶魯訪問東亞研究中心的時候，對史景遷這位成功的中國史教授，據說他曾在私下戲稱為“失敗的小說家”。希望由我說出的這句無出處傳聞不致再引起錢家人不必要的爭訟，我之所以貿然把它披露在這裏，不過是想從一開始就尖銳地點出有關史景遷講述方式的爭論焦點罷了。
其實，對史景遷講述歷史的野路子，美國的史學界本來就有不同的看法，史景遷自己也向記者承認，他所寫的東西確實讓某些人感到驚愕，對於他的做法，他們是有些不以為然。例如，《康熙的自畫像》(Emperor of China：Self-portrait of K’ang-hsi，1975)一書在講述方式上的大膽試驗，對那些把歷史和文學，史實和虛構僵硬對立起來的人來說，就是一個極大的挑戰。翻開該書正文的第一頁，也許你會把它當成尤瑟納(Marguerite Yourcenar)《哈德連回憶錄》之類的歷史虛構小說：同樣的第一人稱敍事和現在時態，同樣的游離在傳記或編年的時間順序之外，從康熙在御花園中注目花木和幽禽，沉思他從小對園藝和狩獵的愛好切入，作者的史筆鋪開了這位盛世皇帝的內心獨白。但這裏的小說性( novelistic )敍述並不等於小說中的虛構，對尤瑟納來說，她筆下的羅馬皇帝完全是她的想像的產物,所謂史實,只是供她肆意渲染的蛛絲馬跡而已。史景遷的康熙卻非向壁虛造的人物,在該書一百七十五頁的康熙自敍後面,還有長達四十二頁的註腳,正文的某頁至某頁或某頁的某行至某行,註腳中都清清楚楚地注明了出處,從頭至尾,無一掛漏。這就是說,所有那些“形在江海而心存魏闕”的神思之筆,都經得起核對,都是無一字無來歷的。古人說：畫鬼容易畫人難。畫鬼可以捏造,畫人則須有所依據。一部史書的小說性敍述是旨在再現歷史的瞬間真實,它雖然力圖像普魯斯特那樣“把同一時刻擁圍我們的感受和記憶緊密地結合起來”,它的作者雖然試圖探求記憶超越時間的力量,試圖憑著寂然凝慮的一刻把一個歷史人物的生平事件做出文字的勾畫,使其在紙上得到再生，但所敍述的畢竟是歷史，這就嚴格地限制了作者的想像，不允許他像小說家那樣隨意填充感受與記憶之間的斷裂。因此，在史景遷重構的歷史作品中，小說性的敍述就有了小說家無法想像的艱辛，如果說小說家的努力在於如何把假的說得像真的一樣，史景遷的工作就是如何營造出貌似虛構的氛圍，來傳達窒息在史實僵屍下的真實性了。他首先得大量地佔有材料，在枯燥的檔案卷宗內披沙揀金，把按照一定目的選擇的片斷重新組織起來，然後納入他的敍述，讓事件在氛圍中生髮出每一個讀者能自行重組的時間結構。史景遷自己也說他愛讀有氛圍的東西。就拿《康熙的自畫像》一書來說，在確定寫康熙這個有太多的現成材料可用的人物時，他並不看重正史中那些本紀之類的公式化記事文本，只是在翻閱了晚近才陸續公佈出來的秘密檔案之後，看到了康熙在奏摺等文件上用不拘格式的大白話所寫的批示，某種氛圍才激發了他的歷史觸角。這是一些未染翰藻習氣的語言，它以罕見的單純和率直感染了史景遷的史思，使他捕捉到了可遇而不可求的史境，使他順著這些語言的礦苗開出了只有經過重構才有可能還原出來的歷史狀況。
浩如煙海的正史在按官樣文章製造出來的時候，不知有多少瑣碎的、書信日記般隨意的原始資料都在使用後被棄為廢紙了。正史上的很多記載正如經過新聞檢查的時事報導，在很大的程度上都是經過了塗抹、加工和濃縮的史實，殘存的原始資料之可貴，在於它保留了大量可以把感覺與記憶之間的斷裂聯繫、填充起來的東西。其實從他的第一本清史著作，也是他獲獎的博士論文《曹寅與康熙皇帝》(Ts’ao Yin and the K’ang-hsi Emperor: Bondservant and Master,1966)一書開始，史景遷就瞄準了檔案之類次等史料的巧妙應用。受益於“紅學”研究的豐富成果，他有機會看到了曹寅這位“包衣”出身的奴才與其主子之間交往的密件，於是他充分應用了這些資料，在勾畫曹寅生平的同時，還綜合地呈現了傳主生活於其中的社會、經濟和政治景觀。那是一個皇商兼皇帝心腹密探的寵臣，在其一生榮辱興衰的故事中，史景遷著意點染了該書所探求的“例外現象”(anomaly)。這是在常規的政治運作之外另設的一種體制，因為康熙需要曹寅以江甯織造的身分暗中為他執行很多特殊的任務。康熙並非不知曹寅的貪贓枉法，從某種程度上說，康熙甚至一直在縱容那樣的腐敗。在一個權力高度集中的體制中，清除腐敗與滋生腐敗往往是互補的，腐敗本來就是那種體制的組成部分，為了維持絕對的權力，有時候任何罪行都可以允許發生。過去如此，今日依然。由此即可見史學家的講述歷史與通俗演義的不同，那不是叫人只看熱鬧的故事，而是為了探求和重獲真實，為了找到一個歷史的視角，在過去、現在和未來三者之間建立交替的對比和參照。史景遷在不久前的臺北之行中有一次講話，他說他“希望以中國人的方式捕捉中國的東西”。顯然，他的中文姓名本身就表明，他對司馬遷那種講述傳統懷有遙遠的景慕。沒有人會把《史記》內有關項羽和劉邦那些最戲劇性的情節視為小說，恐怕只有紀昀那樣凡事必耳聞目睹才敢筆錄的死心眼“寫實主義者”，會對司馬遷的想像提出他的異議。
這樣看來，把史景遷講述歷史的魅力僅僅歸結為文字的功力或通常所說的可讀性強，就未免把事情看得片面或表面化了。他並沒有寫過小說，他恐怕也不會打算染指小說的寫作，他對小說意義上的虛構並沒有興趣。對他來說，來自歷史本身的寫作契機永遠都非常之多，只要他摸到了歷史的脈搏，有了感覺和氛圍，就可以篩選出材料，將其納入他的敍述世界。有一位哥倫比亞大學的教授引用某史學家的話說：“歷史應該燒製成想像，同時還要做得讓理性接受。”這位教授認為史景遷就“生動地體現了這樣的期盼。”
要說在小說寫作上可能會有“失敗”感的，我看倒該是錢鍾書自己。因為他早年極有意於小說的寫作，但他並不滿意他那本聲譽極佳的《圍城》。後來他起草另一本小說，為的就是更上一層樓。可惜該書的寫作剛開了頭就再無下文，此後他便轉向了純粹的學術研究。現在，結局是有目共睹的，他在《管錐編》等書中取得的成就遠遠高於那本被夏志清推崇備至的小說《圍城》。不管怎麼說，史景遷和小說的寫作並無關係，與小說拉上了關係，卻搞得並不那麼讓自己滿意的，就只能是錢鍾書先生本人了。人都往往容易按照自己心裏的文本去讀別人的文本，一句諷人的話說出口，結果反成了自嘲。
散見於各類記載的史料是歷史大廈崩塌後留下的瓦礫和塵土，要重新捕捉歷史的真實，像修復古建築那樣的徒勞工作，並不是一個有效的做法。我以為史景遷的史筆類似國畫的皴染，那是一種虛實相間，黑白互襯的方法，是從局部著筆，是剪輯起互不關聯的斷片，最終把某一個年代的文字圖景從故紙堆的掩埋下清理出來的復古工程。《王氏之死》(The Death of Woman Wang，1978)也是一本值得一提的薄書。史景遷很少在他的講述中長篇大論，他善於讓事實自己講話，讓氛圍感染讀者。王氏的故事很簡單，她和她的丈夫一貧如洗，不知道由於什麼原因她突然與另一個男人私奔，出走後又走投無路，最終不得不獨自退卻回來。在返家的當晚，憤怒的丈夫把她掐死在他們的破屋內。就我個人的感受而言，這本薄書實在比小說還要感人，讀完了該書的最後一行，我的沉重的心情竟久久不能平息下來。王氏之死僅為此書的結局，它只是一個淒厲的尾聲，為了顯示這尾聲有它的來龍去脈，作者用更多的篇幅勾畫了事件發生地山東省郯城縣的老百姓明末清初經歷的一連串災難。從地震到旱澇蝗災，直到土匪的劫掠，清兵的掃蕩，饑荒中的人與人相食、餓斃和自殺，活著幾乎是一連串死亡和屠殺夾縫間的暫時偷生。而就在這貧困和殘忍構成的日常生活狀況下，地方誌上還時時穿插進節婦烈女的光榮事件，給沒有道德可講的現實塗抹一點道德的撫慰。王氏之死顯然對那些光榮事件構成了反諷，扼殺她的丈夫最後被無罪釋放，只因為他殺的是一個失節的妻子，而他又是家裏的獨苗，地方官出於避免他們家斷種的考慮，最後對他做了從輕的發落。王氏的個案和郯城人的苦難為我們想像十七世紀的中國大地打開了一個孔洞，在那裏，人命如草賤，殘殺和災難已頻繁到人們不再對死亡感到恐懼的地步。一個連名字都沒留下來的女人就這樣在被扼殺後草草了事埋掉，地方官責成夫家必辦的，僅僅是買一個好棺材。而這樣的考慮也是怕這個凶死的人將來鬧鬼，所以才用一個像樣的葬禮來祛除這個案子留下的最後一道陰影。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