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教收容站是个集中点，从各处送来的劳教犯在这里集够了人数，然后成批送往马栏农场。利用上路前的一段时间将犯人集中起来，也有集训的用意，要杀一杀我们这伙人的威风，等差不多都整服帖了，再押到劳教单位去加强改造。这里的住处不再是严密的号子，全体劳教犯住在一间大宿舍内，凳子支起来的板床分两摆连成通铺，所有的床铺上被子都迭得有棱有角，收拾得营房一样整洁。房门也不上锁了，但门外有哨楼矗立，上面有警卫日夜值班。出去上厕所得面向值班的警卫大喊：“报告班长，上厕所。”警卫说声“去”或摆一下手表示同意，方可向厕所走去。
    白天，我们坐在各自的床头读报或学习毛选，低头思过，写交待材料。管教干部不时进来检查，不断有批斗会就地召开。首先拉上阵的是两个劳教逃跑犯，他们逃出马栏农场流窜了一段时间，被抓获后就寄押在此，等候和我们一起送回农场。批斗会由干部主持，两个逃跑犯站在前面交待自己的罪行。他们都是小偷，下面的人七嘴八舌，一直逼他们老实交待跑出农场后作案的事实，但他们一直在胡扯些无关紧要的过程，只承认被当场抓住的那一次绺窃。
   批斗两个逃跑犯是个引子，随后就开始人人过关。我们都是刚判过的，谁也不知道谁的案情，现在挨个站出来面对大家做检讨，像是在做自我介绍，得老实交待自己的犯罪，谈所谓犯罪根源，还要坦白至今尚未彻底交代的罪行，也就是管教干部所说的“余罪”。会后总是给我们发下纸张，让每个人都交待自己的余罪，说这是争取宽大处理的最后一次机会，若有余罪而继续隐瞒下去，将来到劳教单位后再被他人揭发出来，那就要加倍惩罚了。因此每天开会，干部总不厌其烦地向我们宣传“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一再让我们相信交代余罪的好处。也许只有没经验的初犯会信那样的鬼话，盲流惯犯们绝不上那个大当。他们一贯反读政策，且有他们的对策。“坦白从宽，二厂背砖；抗拒从严，回家过年。”他们告诉我，这是从痛苦的经验中总结出来的真理。比如那些掏包的，永远都懂得坚持“贼无赃，硬似钢”的原则，不是当场抓住，打死了都不会承认什么。批斗会就这样一场场虚张声势地往下开着，斗到底也没见谁交待出任何重大问题。
    我们的大组长来自部队，穿一身草绿色军装，衣服似乎给人撑了腰，军装竟穿得他自以为高其他劳教犯一等。听说他在部队是个排长，表现也积极，本有提升的前途。不幸他和他那个农村妻子闹离婚，女方心里想不开，随他从部队返回的途中跳火车摔死了。妻子的自杀成了他的过失，他因此丢了党票，判了三年劳教送到了这里。看到他的穿著和举止，我再次想起我师大上学时的班长。他似乎还活在他曾经光荣的经历中，只因包装了那一身军皮，便趁这主持开会的机会显示政府对他的信任，在我们面前摆一副管人的架子。经他这么一搞，那本来只是走个形式的集训便搞得斗争的火气十足，每天都拉出几个倒霉鬼，站在会上当靶子乱轰。自入二厂以来，我经过的批斗会多了，揪出去挨批的霉运至今尚未轮到我的头上。现在这形势可到了火烧眉毛的程度，我惴栗不安地等在一边，只盼早日开往马栏，尽快离开这个鬼地方。我已敏感出军皮大组长对我的敌意，他常用他那阴沉沉的眼睛瞄我，显然在留意观察我的举动。只怕照目前这顺序批斗下去，很快就会轮我上场。
    没想到突然出现了一幕奇怪的插曲，我面临的危机由此得到了缓冲。

   有一天批斗会开得正激烈，一个红脸警卫进来叫我出去，我惊惧地走到他跟前，不知自己犯了什么错误。他带我进了一间空屋，合上门让我坐下，接着又出去转了一圈，再次进来后才开始向我问话。我发觉他整个的行动显得不太自然，看起来好像是要单独教训我一顿的样子，但实际上是特意挑中我出来帮他处理私事。我想起我从看守所转到此地的一天，一进门几个警卫就吆喝着要我拿出判决书让他们过目，其中就有这个红脸警卫。那时我站在一边，听见他对其他几个说：“还是个大学生呢。”后来才知道他姓杨，便称呼他杨班长。这杨班长先打着官腔简单问了问我的情况，突然把话题拐了个硬弯，无端地问起我会不会作诗。我说他问得真巧，我一直都在习作旧体诗。他面带欣喜，立即拿出几张纸递给我，以布置任务的口气对我说：“这几首诗你可以看一看，要是有不合适的地方，也可以改一改。”他的话说得不太明朗，有些意思是用语气和脸色暗示给我的。按我当时的领会，他明显是在求我给那些诗做点润色，但表面上依然摆出下命令的架子，仿佛他眼下是在督促我写一份检讨。就这样，我像个考生被关在空屋内处理杨班长留下的诗作，而杨班长则像个监考的在外面转来转去，对他自己的“作弊”显出了轻微的不安。他脸上的神色始终十分严肃，他当然不是在监督我，而是在谨慎地守护他自己导演的这一幕好戏。这毕竟是在监狱，一个站岗的警卫以这种方式接触犯人，绝不能算是多么光明正大的事情。
    毛泽东诗词的流行喂养了不少拙劣的模仿者，特别是一些缺乏文言修养的年轻人，不懂得起码的诗词格律，仅半通不通地读了些“毛诗词”，就按照七个字一句的格式，浪吟起空洞的豪言壮语。他们随便给自己七言四句的诗标上七绝，给七言八句的标上七律，至于平仄、粘对、对仗、用典，或根本不懂，或置若罔闻，好像旧体诗整个的结构及其特征，就是一种堆砌字句的简单操作。杨班长现在让我修改的诗作基本上就属于此类夹生的文字。这些自称为“七绝”的诗显系他本人的习作，句子生涩，词汇贫乏，从题目到语调都是模式化的，套用了不少因袭的句子，而且杂有太多的口号和大白话，完全停留在顺口溜、打油诗的水平上。可以明显地看出，诗篇的作者反复在歌咏一个名叫红梅的女子，要我修改的几页诗好像就是写给她的。修改这些幼稚笨拙的诗句，确实败坏人读诗的胃口，但考虑到作者向红梅——好像是他在农村的未婚妻——献诗的热情，我还是受到了一些感动。在收容站如此冷酷的批斗会语境中，一个警卫能生出粗浅的风雅情怀，总比那些吃了饭没事干，专找犯人麻烦的莽汉军人好多了。我看来看去，觉得仅孤立修改个别的字句，实在很难改得通顺流畅。怀抱着体谅的心情，我索性设身处地，以代偿的姿态向他的红梅抒发爱意，把他的原作大加删改，差不多替他从头到尾草草改作一遍。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杨班长进来了，我很坦率地给他指出原作的毛病，讲了我修改的道理。没想到杨班长全都欣然接受，拿起那几页诗稿，他立即装入衣袋。这时我发现，他本来就显得红扑扑的面庞又添了些微的赧红。
    自此杨班长诗兴大发，不时叫我出去改诗。有一次那军皮大组长正主持批斗会，站在哨楼上值班的杨班长把我叫到了门外。当时天上正降大雪，这位哨楼上四处瞭望的警卫想必让“万里雪飘”的“北国风光”触动了干涩的诗怀，他公然包住土块给我丢下一张纸，我拿回去一看，原来接到了书面布置的命题作文，他让我立即赋“咏雪”诗一首（连题目都亦步亦趋地学“毛诗词”！）。他把他的泡沫诗兴转嫁给我，而我，在批斗会刺耳的叫喊声中，接受了突击性任务，用现凑的诗句替他抒情应了景。我匆匆完成后，再包个土块扔了上去。他在哨楼上一接，立即打开，站在高处，若有所吟，再一次获得了拥有一篇创作的快感。那些诗句对于我当然只是些造句练习的排列，满篇的言不由衷，仿佛拿我的鼻孔给别人出气，写过后立即也就忘干净了。我暗中深感庆幸的只是，那军皮大组长见我和杨班长一起出出进进，他也摸不出深浅，身为劳教分子，他这前排长就是敏感出什么，量他也不敢去顶撞现任杨班长的。就这样拖了几天，那批斗会开到底都没有斗到我的头上。
    1969年元旦过后，一天杨班长突然把我叫到了僻静处，他对我说，一两天内，全体劳教人员就要送往马栏农场。他说我要是想给家里写信，现在就尽快写好封入信封，他会替我买张邮票拿到外面发了。我从心里感谢他的好意，当天下午，我把封好的信交给他投寄，第二天我们一行人就离开了何家祠堂。
    那天天不亮队长就吆喝我们起床收拾行装，向我们宣布立即前往马栏的决定，并公布了路途的纪律。早饭后，我们整队站在院内接受搜身检查，然后每人领得大馒头一个，说那是途中的午餐，由各人自己保管。我等不得放到中午，馒头一到手就大口吃进了肚子。在整个挨饿期间，对食物的处理，我一直坚持果决干脆的态度：有了就饱吃，没了就硬饿，贮存或延长食物享用时间的做法，向来都不符合我进食的方式。我们货物一样被押上大卡车，两个人戴一副手铐，一环锁一人右手，一环锁另一人左手。那敞车的车箱四个角有武警持枪监守，前面还在驾驶室上支起机枪以加强震慑的威力。冬晨的冷雾模糊了沿途的景物，我看不清从哪条路驶出了西安，只觉得随车速而增强的寒风吹得我浑身像浇入了冷水，最后则如一块冰从头顶冻结到脚跟。
   车开到马栏农场场部已是下午时分。我缓了好久好久，慢慢活动了一时弯曲不了的关节，只觉得整个身子像一块缓缓消冻的肉，烤了一阵火，才稍许恢复了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