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一个晚秋的晴日，我走在榆城一条僻静的大街上。秋阳照得四周尚未落尽叶子的树木各呈现出自己的颜色，或深或浅地点染在房屋和街道之间。我不由得放慢了匆忙的脚步，忽然想在外面多待一会儿，想找个高处多眺望一阵，好让我终日都盯着文字的眼睛在秋色中多受到一点疗养。这时我看到路边的高坡上有一个公园，像我在新英格兰见到的很多公园一样，无墙无门，同时也空荡荡无人，只有草地绿到了每一个角落，孤立的高树和修整的低丛各长在各的地方。我还注意到镶在一块大石头上的铭文，上面刻有上一个世纪耶鲁一位校友遗孀的名字，原来这一角辟作公园的土地就是她为纪念丈夫而捐出来的。眼前的情景忽然触发了这几年来的一连串印象，我想到我在这里见到的很多建筑物，从公共设施到教堂，直到各种名目的基金会，都来自私人的捐赠，因而到处都有以捐赠者的姓名命名的事物。由此我又想到了公和私的问题，进而想到应该就这两字在中美两种社会的不同含义作一点随想性的辨析。 �� 我想我们可以先从捐赠说起。在一个崇尚捐赠的社会中，既保持着公私分明的界线，又存在着私与公相得益彰的关系。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乃是一切的基础，法律保障它，人身的自由和个人的尊严依赖它，公共的花费也来源于它。公就是公共，公共的领域由每一个成员构成，人人都把纳税视为自己基本的责任。纳税虽在形式上是来自政府的索取，但它不等于单方面的抽调，它在一定的程度上含有捐献的性质。纳税的实施使每一个纳税人意识到，公共的事业中有他的一份，他所享受的社会福利本由他和其他纳税人所共同缔造，而非来自某个“公家”的恩赐。纳税人既然纳了税，他们就有资格和权利对公共事业的运作发言，公共领域不是外在于个人的东西，它包括每一个社区成员在内。他们没有中国人脑子里“公家”的概念，这个公家在中国曾经是皇家、官家，而现在则是国家、政府，或者一切国有的单位。可以说“公共”与“公家”的区别，正是“公”这一字在中美两种社会中含义上的本质区别。
   中国从前的皇帝是家天下，而地方官是子黎民的，私有财产虽然合法，却很难受到法律的严格保护。皇帝可以随意赏赐给他的臣民任何财物，官府可以以处罚的名义没收任何私人的家产。所谓破家的县令，就是说只要地方官存心害你，便足以把你弄得倾家荡产。私人不但处于仰赖公家的地位，而且私人的领域总是受到怀疑和监视。古人对公字的界定曰“背私为公”，可见它在语义和构型上与私的对立。翻开词典，不难看出由私字组成的词条多含贬意，而由公字组成的词条多含褒义。私被排斥到阴暗的角落，“私自”做什么，那意味着一个人的行动背离了组织或有关的人，“私通”指与敌人勾结或婚外通奸，有了“私心”便是杂念，一个家庭成员有自己的积蓄则被称为“私房钱”，秘密和非法于是成了私字的含义之一，而举凡属于私人的领域，基本上都作为私欲受到了压抑。历史地看， “私人”乃是卿大夫的家臣，是一种依附性的身份，处于这样的身份，任何私自的活动自然都被视为对主子的背叛。所以在古代中国的公私对立首先是主奴的对立，主子的价值代表了公，人身依附者任何私图独立的活动都是谋图不轨。私从一开始就根子不正，当私人领域被逼到了不许光明正大地发展的地步，私欲和私下的消极面就畸形地滋生起来了。概念的界定就是如此的重要，当你只强调一个事物的消极面，并用壅蔽的方法堵截它的时候，它被诬陷的性质反而会恶性地膨胀起来。长期以来，这个最禁忌私字的社会竟然充斥了营私舞弊，以公的名义行事的有权有势者不但很少发扬光大公的好处，反而假公济私，垄断了一切社会利益。社会整个地回避和清除私字，但人们似乎又不得不去谋私，奉公的礼教和唯私的实践反讽地构成了中国社会的“双轨制”。私尽管被认为是万恶之源，但就是在私的毒瘤上，谋私者咂尽了肥私的乳汁。
   于是，无权无势又无恒产的人们想通过消灭私有制来确立社会公平，他们以为建立了公有制就可以根除一切社会弊病。他们采取了平整土地的方法，即铲取高处的土来填平低处的地。这种通过剥夺富人来消灭贫穷的革命现在已被证明无效，所以中国人在饱受了五六十年代平均主义的苦难之后，到了八十年代才想起走回头路，才不得不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为富于是才不再有罪。我们以前只知道批评资本主义的罪恶，其不知正是在当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由于推行了按收入多少来定纳税率的措施，政府已经迫使富有者为了减免纳税而大量地捐赠。罗德岛州纽波特的那一群供游客参观的豪华别墅从前都是私人的，他们的后代之所以把祖上传下来的甲第都捐给公共，纳不起高额的房地产税显然是一个很主要的原因。美国的捐赠与中国的没收或抄家正好形成了明显的对比：前者保障私人的权益，鼓励他们的社会公德心，因而形成了一个促使富有者不断把个人的积累转换成公共积累的报偿性机制。政府退居在无为而治的地位上，具体的运筹财务主要是大大小小财团和基金会自己的事情。在公家控制私人，而私人又挖公家墙脚这种现象比较严重的中国社会中，财富在公私间的流动处于一种倒来倒去的恶性循环之中。贪官或官倒之类的以权谋私者都是在把公有的财富转换成私有的过程中富起来的，然后有一些倒霉鬼碰上了茬口，他们的财产经过查抄，又转到公家的名下。这种机制简直是一个自己吃自己的血肉，又用来养自己身体的怪物，其结果是私人与公家都受到损害，政府和民间均缺乏积累。
   从前美国的贫富悬殊也很大，只是随着这几十年来中产阶级的不断扩大，贫富的对立和差距才逐渐缩小，社会福利才慢慢往有利于穷人的方向改革。现在看来，我们以往所期待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只是用人为的手段拉低富人的水平，让大家都在穷日子的起点上建立分配的公平，其实是穷光蛋愚蠢的做法。人们起初以为吃上了大锅饭就解决了吃饭问题，后来他们才看到，大家都寄生于大锅饭的同时，个人的自主权也被剥夺殆尽。说到了这里，我看中国的“单位”也可以同美国的“community” (社区或共同体)作一对比。后者是一群自主的“私”自行组合成的“公” ，它是邻里交往，是朋友和同事圈子，是宗教团体，总之，是各种共同的兴趣、利益和信念的共享。正是在这种尊重个人私人权利的松散结合中，社会自己形成了像无数个圆相交相切的公共领域。个人的价值受到绝对的保护，一个人的隐私不但不容他人侵犯，你自己若无原则地暴露你的隐私，也会被视为缺乏自尊或无礼于他人的行动。社交的意思是到公共领域去扮演适合你的角色，不是去拉拢关系。私人生活则是你滋养自己领地，只要你在其中没有违法，任何人也无权闯进来过问。在不久以前，我们的“单位”则是一个管人的机构，它既慷慨包管你的吃住，也严格管理你的言行，往往严格到把你管制起来的地步。单位不管是机关还是工厂或学校，不管是大是小，都是一个权力机构，都有控制、审问和处罚其成员的权力，如果认为你有什么严重的问题，在单位的范围内就可以把你隔离起来。所以在公家的单位工作就不仅仅是一个就业的问题，你同时也等于把自己的人身自由一并交给单位管理了。位居单位领导的干部就是管你的人，对于单位的其他成员，他有干预一切的权力。他和他的领导圈子代表了公，而其他人则是私，公对私的监视使两者的关系基本上处于敌对的状态。所以，只要碰到形势允许群众批评领导的时候，总是群情激愤，总是激发出一股子必欲把领导揪出来打倒的倾向。而形势一变，领导又反过来整群众。单位的建立本来也许是公家为了包揽私人的生活问题，但由于包揽的太多，最终不但压制了私人的领域，也取消了公共的领域。单位使整个的社会陷于板结，直到经济凋敝到国家已无法养活单位的时候，政府才被迫推行起经济上的改革。现在公的架子还搭在那里，还不会立刻坍塌，私已在暗中偷梁换柱，忙于中饱私囊了。在公私混乱之际，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就这样开始了。
   不管这一变革多么痛苦，在中国，公家自古以来都是一块磐石，它的存在压住了公和私向健康一面成长的可能。可以预见，随着公家势力的萎缩，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必将在中国逐步成长起来，公私的关系也将从互相掣肘转向互动和互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