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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园心祭
是一个冬日的周末，凄迷的冷雨漫天洒了下来，或挂上枝头，或落入草丛，转眼都结成了亮晶晶的冰花。人在天涯的我一时间忽然动起了岁暮的感怀，思量着便拿起电话四处联络，结果同几个老游伴一起约了高宗鲁教授带路，驱车前往哈德福城的香柏山墓园。哈城是康涅狄格州的首府，像美国很多州的首府一样，如今已无复昔日的繁荣，与那些并非首府的大城市相比，它既没什么名气，又显得有些没落。至于说到墓园，在到处都是空地的新英格兰大地上可以说随处皆有，不管是大城或小镇，平日开车经过的时候，偶尔会在不同的角落看到这碧草和青石寂然相映的地方，它们以肃穆而幽静的景观点缀着熙攘的市尘，在亡魂栖居的聚落里显示出差可同人间的住宅区比拟的格局来。比如，在我居住的纽黑文，城里就有一块公园一样的墓地，我从那里经过的时候，常会停下来注目那些雕刻得十分简朴的墓碑，有时还喜欢在干净的石头上坐下来，让自己沉入周围的宁静，特别是在墓碑上连一个中国人的名字都看不到的时候，一种完完全全的陌生感竟然使我对安居在静美中的死亡一点也不再觉得害怕。不过，这一回高教授要带我们去的香柏山墓园却有听不同，我们去那里并非只为了游玩，我们的主要兴趣是要探访一个中国人的坟墓，到那荒凉的坟头缅怀这些年来由于高教授的辛勤搜集才日渐广为人知的一段历史。
我不太了解高教授的经历，只知道他六十年代从台湾来美国读书，后来就在此地的一个社区学院教起了经济。看起来他像是个胸中颇有几分不平之气的人物，大既是出于异国游学的飘零之感，再加上久居康州的地利之便，多年以前，他就在教学之余研究起了一个名叫容闳的广东人在康州留学的经历，以及他后来创办的事业。今年适逢容闳出国赴美留学一百五十周年，高教授很想搞一些纪念活动，以引起外界的关注。今天带上我们这些人去容闳的墓地寻幽，应可说是为这些活动拉开了小小的序幕。 中国最早的出国潮始于沿海地区一些穷苦农民的外流，他们就是被卖到海外的“猪仔”，第一批到北美做苦力的华工。那时候出国通常为穷人走投无路时的一条出路，即使是出国留学，在最初也不是有办法的人家愿意让自家子弟选择的事情。直到十九世纪中叶，所谓的西学或洋文对热衷科举考试的读书人还没有什么吸引力。在那些最初都是由基督教会创办的洋学堂里，能招进去的学生大都出身于穷苦人家。因为教会首先是面向穷人的，他们办学为的是传教和救济，愿意把孩子交给洋鬼子教育的父母不过想图些实际的利益，指望孩子在那里学点洋文，将来好到洋行里混个差事干干而已，并没有人存心要学习西方的先进知识来改进中国的落后状况。当年大概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生在今日珠海南屏镇的容闳从小就被家人送到澳门的一所教会学校读书。在那时候的乡下人眼中，容闳及其同学的父母恐怕是干了一件未必令人羡慕的事情，他们之所以能让自己的孩子去上玛礼逊男校，主要是因为可以从校方手里拿到一些津贴。正如容闳在他的自传《西学东渐记》中所说，那是“既惠我身，又及家族”的选择，就这样，他从七岁便开始学习英文，二十岁那年随返回美国的布朗牧师离开了家乡。穷家子弟对故土的依恋通常也要淡薄一些，一个人到了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依靠的地步，反而可以轻松地走向远方。一八四七年四月十二日，容闳和另外两个同学跟着布朗乘船到达纽约，七年之后，这位最早来美留学的中国学生从耶鲁大学毕业，获得了文学学士学位。
如果说容闳之入读教会学校及赴美留学是命运的偶然安排，那么他来美以后的诸多选择则应归于他个人的努力了。应该指出，在早期的中西文化交流中，教会的确起过很多积极的作用，虽说他们所做的文化传播工作基本上是出于传教的目的，但他们对一些中国老百姓的善意帮忙以及对在华创办教育事业的贡献，毕竟有很多值得肯定之处。不过中国的读书人似 乎普遍缺乏献身上帝的热情，特别在面对国弱民穷的悲惨现实时，他们多倾向于学了本事回去实现救国的弘愿，而非投身拯救灵魂的工作。所以在美留学期间，容闳在经济和感情上虽然自始至终都受到了教会人士的帮助，但他并没有答应那些热心人希望他为教会服务的要求，而是从一开始就立下了为中国的富强而努力的学习方向。正如他在自传中所说：
予意以为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趋于文明富强之境。予后来之事业，盖皆以此为标准，专心致志以为之。
正是胸怀这样的大志，容闳从耶鲁毕业后很快就回到中国，他干过各种职业，也放弃过不少发财或高升的机会，在经过十年的寻觅和等待之后，他终于在丁日昌和曾国藩的支持和帮助下实现了多年来梦寐以求的计划：选派留学生赴美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和知识。在中国历史上，像这样的官派出国留学之举还是第一次，因为中国向来都是接受四夷留学生的国家，历代王朝总以文化的中心自居，正如黄遵宪在一首感叹留学生罢归并抒发怀旧之情的五言古诗中所言，直到康乾盛世，中华帝国还享有“百蛮环泮池”的荣耀。但黄遵宪自己也承认，自从鸦片战争以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些明达之士已认识到“欲为树人计，所当师四夷”的选择了。容闳的方案是：每年选派三十个十来岁的幼童到美国留学，以十五年为期限，一切费用由政府供给，学成之后必须回国为朝廷服务。
挑选幼童当然既要资质优异，又须家庭良好，但那个时候人们都把出洋视为冒险的事情，几乎没有富贵人家愿送子弟去“蛮夷之地”，因而在实施容闳的计划之初，竟凑不够首批三十名幼童的名额。后来只好以广东沿海地区为主，从贫寒家庭选了大量的学生，黄遵宪也在他的诗中指出：“惟有小家子，重利轻别离，纥乾山头雀，短喙日啼饥，但图飞去乐，不复问所之”。一八七二年，首批留学生三十人从上海出发，乘船赴美，此后三年，每年一批，至第四年，共派出了一百二十名留学生。清政府为此专门成立了留学生管理局，并委任守旧派官僚陈兰彬与容闳共同负责留学生事务。管理局就设立在哈德福城内一座由清政府耗资差不多五万美元修建的大楼中，即黄遵宪诗中所谓“广厦百数间，高悬黄龙旗”者是也。高教授告诉我们，这座华丽的建筑一直矗立在哈城的柯林斯街上，直到六十年代附近的一家医院扩建时才被拆掉。
当时清政府在美尚未设立正式的外交机构，从美国官方的立场看，接受中国的留学生当然是符合美国自身的利益的。正如美国驻华公使在中国留学生赴美前夕写给国务卿的报告中所说：“如果我们的人民能够给予（中国留学生）慷慨及友善的接待，则我们在中国的利益将有更大的实惠，远比增派我们的军舰来此为佳。”显然，每一个接受中国留学生的西方国家都会把他们视为可以施加影响的力量。而相应地说，以“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为目的的清政府，不可避免地从一开始就担心年幼的留学生会习于所染，在日渐洋化之后作出违背朝廷利益的行为，因而从一开始就采取了种种防范措施。管理局规定，学生在暑假期间必须从各校回到柯林斯街上那座大楼里集训六个星期，仿佛要利用这一段整修的时间来清除精神污染。学生们得努力学习中文功课，要熟读英汉对照的四书读本，还得经常去管理局聆听宣讲所谓“圣谕广训”的清帝语录，在重要的节庆日由主管官员率领望着北京方向行礼，以熟习仪节，昭明诚敬。可以说，所有的官费生从入选之日起便被纳入了体制，被当做官家的人对待了。他们从此即步入做官的道路，而同时也套上了官方的枷锁。这是一群十几岁的孩子，正当活蹦乱跳的时候，如今却全都穿上了官方配给的长袍马褂和厚底布靴，被僵硬地包装起来，以致在初到之际被康州的居民和他们的同学当成奇怪而可笑的人物。他们不断地被告知身受朝廷恩惠，因此也被要求接受严格的管束。容闳希望留学生得到的良好教育，首先是信仰、人格和情操的陶冶，其次才是技能的训练。与容闳的宗旨不同，官方所要的只是有用的人才，也就是能“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各类管理人员。他们的教育方针是实用的和功利的，是同西方的通才教育相左的，因此他们不准学生选修音乐、英美文学之类被视为无益的课程。总之，所有防范措施都同学生们在美的实际成长发生冲突，也在主管陈兰彬和副职容闳之间引起了摩擦。容闳在他的自传中曾提到他的两大愿望，其一为以上所说的教育计划，其二为娶美国妇人为妻。在促成中国留学生来美之后，他果然同哈城的克洛（Louise Kellogg）小姐结了婚，用李陵的话来说，这简直就是“令先君之嗣更成戎狄之族”的罪过，自然招致了更多的攻击。
为了让孩子们尽快掌握英语，熟悉美国的习俗，容闳采纳了当时耶鲁大学校长波特（Noah Porter)的建议，把他们按两三个人一组分送到哈城一带普通居民的家中，一切膳宿费用均由管理局支付。那些信奉基督教的家庭都对中国学生付出了尽可能有的关怀和慈爱，而孩子们也很快摆脱了生疏，他们脱下了累赘的长袍马褂，开始活跃在运动场上，而且以他们的聪明、知礼和机灵得到了当地居民的赞许。特别是巴特拉(Bartlett)和诺索布(Northrop)一家，他们都同寄宿在自己家中的学生相处得非常友好，直到后来清政府撤回全部留学生，像黄开甲、詹天佑等人还同他们长期保持通信关系，高教授从他们的后代手中收集到不少这类信件，他把所有的信件都翻译加注，并编为《中国留美幼童书信集》在台湾出版，书中的文字为我们了解留学生在美和归国后的生活情况提供了生动的资料。
退切尔牧师(Rev. Joseph H. Twichell)也是曾给予留学生多方面帮助的一个康州居民。他毕业于耶鲁大学神学院，从一八六五年开始主持哈城的避难山教堂，在这座用康州特有的红褐色石头建成的大教堂里，至今还悬挂着他的巨幅肖像。我之所以在此特别提起斯人，是因为他自始至终都是容闳教育计划的积极支持者。一八七八年，他在耶鲁法学院发表演讲，向听众热情赞扬了初来的中国留学生和容闳为之献身的事业，他还特别强调了容闳的爱国精神。他就是容闳当年在耶鲁留学期间接济过容闳，并要求其服务教会的人士之一，作为牧师，他对容闳的拒绝不但没有表示反感，反而非常敬重他一心要为祖国做事的远大抱负。在谈到正在实施的教育计划时，他向听众指出，中国留学生将要“攻读各种专门课程，如物理，机械、军事，政治和经济、国际法、民政原理以及一切对现代行政有用的知识，经过这一番教育过程，要使这些学生牢记：他们属于他们的祖国，而且必须属于他们的祖国，他们是为了祖国，才被选拔来享受这种稀世殊遇的”。退切尔怀着殷切的期待说：“如果一切顺利，计划实现(眼下显然没有什么障碍)，一八八七年前后就会有百十来人回到中国。……他们会以更自觉的爱国责任心来激励自己的工作。”可惜就在退切尔演讲的当年，新任主管吴子登到任，他一上任就对容闳纵容留学生洋化极为不满，并不断向北京当局秘密告状，特别就个别学生参加基督教活动大肆渲染，最终导致了朝廷全部撤回留学生的决议。对于吴子登的专横乖戾，黄遵宪的长诗中有一段极富戏剧性的描写：
新来吴督监，其僚喜官威，
谓此泛驾马，衔勒乃能骑。
征集诸生来，不拜即鞭笞，
弱者謈呼痛，强者反唇稽。
汝辈狼野心，不如鼠有皮。
谁甘畜生骂，公然老拳挥。
监督愤上书，溢以加罪辞，
诸生尽佻达，所业徒荒嬉，
学成供蛮奴，否则仍汉痴，
国家糜金钱，养此将何为？
在各方面的保守势力都疾呼尽快撤回留学生之日，退切尔为挽救局势作了很多努力。他联络多名大教育家和耶鲁大学校长联名投书当时负责外务的总理衙门，他们极力赞许学生们已经取得的成就，告诫最高当局毋听信攻讦不实之词，同时他们还质问曰：“况贵政府当日派学生来美时，原期其得受美国教育，岂欲其缘木求鱼，至美国以习中学?”清政府的决定简直成了对其已实施近十年的教育计划的讽刺。一个不打算从体制上自新的政府即使为了幸存而作出改革的努力，到头来它还是会亲手摧毁努力的成果。据退切尔牧师的日记所记，他还通过他在哈城的好友大文豪马克•吐温托格兰特将军出面劝阻，但亦未能挽狂澜于既倒，再加上种种其他的不利因素，全体留学生遂于一八八一年奉命撤回。该年七月二十三日的《纽约时报》就此事件发表评论，批评清政府倒退的政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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