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往事〔三〕
   
   我的家乡在河北，1997年，我还在老家做霓虹灯生意，属于个体小老板。2月份的某天上午，我带领工人到黄骅市武装部的大门楼上，安装霓虹灯。正在工作时，传来噩耗，“邓小平逝世了”，我一惊，赶紧下楼，跑进一楼的办公室。室内的电视机正播放着邓小平逝世的讣告，一群武装部的工作人员围着电视机，正看着。我凑上前，盯着电视屏幕，心情无比沉痛。播音员的表情，庄严、肃穆，语气沉重、哀伤。这时，有人私语，讥讽邓小平，还伴随着嘲笑。我顿生不快，猛转身，厉声喝道：“你怎么说这话”，“你懂什么！”我两眼发光，透着寒气，像刀子般扎向他。他害怕了，不吱声，眼帘低垂，不敢看我。屋内，没人答话，沉默。他们身着制服，头戴大盖帽，堂堂的衙役，竟没有人敢与我理论。
   
   也许他们是公职人员，不该“失言”，既然“失言”了，就没有胆量与我较量，怕招致不良后果；还也许是我的痛斥令他们翻然顿悟，明白自己错了，就应当乖乖地接受批评和训斥，服了。不管怎样，这场冲突，值的。

   
   打开电视机，看到全国各地的民众在举办悼念小平的活动，场景触及我的心。满腔的伤感压在心窝，倍感沉重，总想找个出口倾诉一下。恨不得，向全世界人民宣告，“邓小平的死，让我心痛”。于是乎，我想到了电视台，找来电话本，查到黄骅市电视台的电话。电话打到台长那，我说出请求，“小平老人的死，我很难过，愿意接受你们的采访，表达一下我的哀思”。台长说：“我们接到过一些这样的电话，和你同样，不过，我们作为县级电视台，没有上级许可，不能采访报道，请理解。”是的，与我有着同样伤感的人，有许多，我深信不疑。
   
   我厂对面的贾老板，是做装修装潢生意的，和我聊起邓小平时，满脸痛楚，真挚地说：“我要给北京的治丧委员会邮2000元，意思意思，要不，心里难受。”
   我不是先富一族，贾老板也没有挣到几个大钱，可是，我们都对邓小平满怀深情。
   
   我到了黄骅新华书店，想买张邓小平的画像，居然没有。无奈，只好到长途汽车站，乘车去沧州。在沧州新华书店终于买到了小平的画像，我把画像卷好，坐车返回。晚上，我把邓小平的遗像郑重地订在客厅的墙上，然后，和爱人肃立在遗像前。我的女儿，当时仅仅两周多点，她感到好奇，夹在我俩中间摹仿我俩的样子。就这样，我们全家三口向邓小平的遗像深深地鞠了三个躬。那一刻，我不能自己，眼泪夺眶而出，在脸上流淌。内心悲情翻滚，久久不能平静，千万般情愫化作一个愿望，默默地祈祷，祈求小平的灵魂能够在冥冥世界之中永世安息。
   
   1989年的学潮，席卷全国，我曾投身洪流。六•四事件之后，我也和同学们一样，发出愤怒的诅咒，“绞死邓﹡﹡”。然而，国内的血腥事件、东欧八国的演变，随之苏联的解体，这一连串国内外重大事件的发生，让我国的保守势力乘机得逞，中国改革开放的形势陡然逆转，国家倒退了，中华民族又面临着一次艰难抉择。在1992年的危急关头，已是八十多岁高龄的邓小平挺身而出，力挽狂澜，才使我国的改革开放重返轨道，再次阔步前行。尽管邓小平引领的这场改革开放不够全面、不够彻底，但是，巨大的经济成果还是惠及到千家万户，亿万同胞，大大改善了中国人民的生活。
   
   邓小平的功过是非，任人评说。至于六•四事件的过，只能由人民定夺。我对小平的仇恨随着南巡讲话的发表，而烟消云散。在我的眼中，邓小平是一位功远远大于过的一代伟人。
   
   2009年8月25日 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