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和前妻的感情足够好，像小说中见过的那种视生命如鸿毛、待爱情重于千金的样，当然任何力量也难以破坏。但像大多数中国家庭，我们的夫妻生活还算过得去，小日子也有甜美。可从我出事后，生活中便多了一股摩擦力。2003年，我因一本批驳马克思理论的书和三篇文章，要命的是其中一篇在英国BBC电台上播出，其它的仅只是在小范围内散发，而遭国安厅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抓捕。抄家的警察将家中翻得一片狼藉，妻子被吓得只是战栗和流泪。
   从此，她的日子不好过起来。领导的谈话和警察的询查，再加上工作不断被变更，使她一回到家就以泪洗面，哭诉哀求，要我不要再写，不要和共产党作对。我并不是和共产党作对，每个人都应该为民族的命运有所承担，为天下的不公仗义执言。每当我向她陈说时，她显得很无奈，说：“这年头，什么正义、公理都不再值钱。”
   每当我俩这样对话时，她的底气总比我要足。在中国的现实社会中，老百姓只能听命和依从，不能有丝毫反抗，反抗者除了坐牢，也还被社会孤立。
   2008年是中国的奥运年，也是世界人权年。贵阳的人权活动人士们推举我担任这一年的人权活动联系人。于是，国保的传唤频繁起来，多次威胁我放弃联系事务。妻子有一天对我说，她遭到了警察的跟踪，说时一脸惊恐。我心中一怔，但装得很平静地对她说：“不可能，你一定看错了，他们跟踪你干啥。”但她很肯定，一脸无可奈何的可怜样。我知道是我害了她，害她生活在惊恐中。她说的没错，这一年不但国保时常传唤我，警察和居委会委员也频繁造访我家，派出所警察有一次和我妻子长谈，要她阻止我的一切活动，否则整个家庭都将十分危险。看来她再也受不了了。

   就在奥运会开幕前几天，世界人权日步步临近时，她向我最后摊牌，说她受不了警察的骚扰，更担心他们的威胁成真，要我要么离开那些人（指我的民运朋友），要么离婚。我不会离开我的朋友们。她于是流着泪将一份离婚协议递给我。我伸手去接时，心情的沉痛想必和她一样，因为我见她的脸白得像一张纸。我在和她生活的20多年中，想不起有哪一次她的脸色如此难看过。
   今年初，我搬出了生活了20多年的家。这些年来，家中全靠妻子撑起。她是公务员，收入比我高好几倍。国保警察曾经挖苦我，说我收入低，在家里说话也不会硬肘。是啊，我工作了几十年，没有享受到社会主义的丝毫好处，没有分到过一片瓦，离婚后只能到郊区租一间便宜的房子住下。从此，经济危机向我袭来。
   我的家就这样破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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