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家必读之三：对政敌姿态要高，对巨贪姑且从严

   毛时代，对政敌最凶猛严厉，不留丝毫余地，绝对赶尽杀绝；邓时代就宽一点了，象赵紫杨，在毛时代岂容寿终正寝？江胡时代又宽了些。

   在大制度未改的情况下，“胜利”或强势的一方高姿态对政敌“法外施仁”、从宽处理，是一种政治智慧，也是政治道德和政治文明的体现，不道德中的道德、堪称不文明中的文明。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亦有助于逐步营造宽松的社会环境、恢复正常的人际关系。

   有一则《晁仲约贿盗》的真实历史故事值得深长思：

   “大强盗张海将从高邮城经过。高邮城知军晁仲约再三考虑，衡量自己无法抵御，就晓谕郡中富裕百姓，让他们拿出金银布帛牛羊好酒迎接犒劳张海，送走了张海。消息传到朝廷，文武百官和皇帝都十分生气。富弼提议诛杀晁仲约。范仲淹说：如郡县的兵力和武器足以战胜这帮强盗守住城池。晁仲约遇到强盗不抵御，反而贿赂他们，依法当诛。可是现在高邮既没有士兵又没有武器，老百姓的心理是：宁愿大家凑集些财物，免于被烧杀抢掠。对晁仲约的决定肯定非常欢喜。杀了晁仲约，不符合制定法律的本意。宋仁宗听后就放过了晁仲约。富弼十分气愤，对范仲淹说：目前法律松弛，本应依法行事，你却多方阻挠，今后用什么来整饬众人？范仲淹私下对他说：开国以来从未曾轻杀臣下，这是盛德，何必轻易破坏？如果以后皇帝把手杀顺了，恐怕我们这些人也性命难保。”富弼不以为然。等到二人出京巡视边防，富弼从河北返回，到了京城大门，却不准他进去。他无法猜测朝廷的意思，整夜彷徨不安，在床边踱来踱去，不由感叹道：范仲淹是个圣人啊！”

   当然，从根本上说，政治环境的宽松和政治文明的高度，应该体现于制度和法律之中，而不是靠“执法从宽”、“法外开恩”甚至违法枉法来表现。不过，在苛制恶法尚未得到修正的情况下，对政治对手、政治异已“执法从宽”，未尝不是次优选择，未尝不是一种次道德和次文明。

   对政治犯的“从宽”首先从免死开始。我认为，社会没有文明到一定程度，死刑不宜废除，但对政治犯免死则无不宜。这一点，后毛时代差不多已做到了。

   要注意的是，“执法从宽”及不能“扩大化”，只能局限于政治层面，别的领域另当别说。（至于言论层面的异议，根本就不应该以犯罪论处。）对经济领域的犯罪，更不能轻易枉法。

   顺便说明一下，前不久关于依法严处经济犯罪的建议，有针对性和期限性：针对目前贪污腐败等经济犯罪行为异常、空前严重的形势而言，只“适用”于“目前”这一阶段。

   要知道，在一定的历史阶段，科学之发展和物质经济之开发程度不高，物质分配、贫富距离过于悬殊，一些弱势贫民的生存权难免受到威胁。易言之，少数人谋财过多，客观上是无异于害命的。如果一律纵容不杀，民愤天怒，实难略平。象那个贪了两个亿的反贪局长，死有余辜啊。

   如无法可依或法已过时，不适合新形势，就须重新立法，具体法律标准如何，严重到什么程度才明正典刑，可以讨论。依毛时代标准，现在官吏几乎人人可杀，当然“不适”了。

   从长远言，经济领域的犯罪也应免死。经济犯罪最严重，毕竟与直接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杀人罪不同。2009-8-8东海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