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09年8月16日 下午 8:38

《動向》編者致鮑彤的信
   
   鮑彤先生：
   

   寄上一位元老同志的談話紀錄。朱學淵先生指出，這位老同志是萬里。您認為是否可信？這篇文章在中共建國六十周年前夕發表，它的意義如何？
   
   《動向》編者 二○○九年七月三十一日
   
   ·········

鮑彤覆信
   
   《動向》編者：
   
   剛剛接到你寄來的談話記錄。我一口氣讀完了，又迫不及待地反覆讀了幾遍。這篇談話，擲地有聲，振聾發聵，是紀念‘十一’六十年的最有實際內容的好文章。
   
   萬里委員長是值得中國人民敬重的一位長者。七十年代，是他和趙紫陽，分別在長江上下游，同時堅定地支持中國農民，舉起農村改革的義旗，最終導致了毛澤東締造的人民公社制度的覆滅。八十年代，是他直接繼承了五四先賢們的遺志，在共產黨當政的條件下，發出了決策科學化和民主化的呼聲。在中共十二屆六中全會上，他勇敢地支持
   
   陸定一提出的建議，要求在《精神文明決議案》中刪去‘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震動了鄧小平陳雲思想統治下的死水一潭。在烏雲正在密佈的一九八九年五月十日，在他主持下，當時的各位副委員長同心協力，作出了在六月二十日召開人大常委全體會議的決議，準備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把學生們提出的各項重大問題，提上國家最高權力機關的議事日程。這些，在最近面世的《趙紫陽錄音回憶》中都有記載，他推崇萬里是‘堅定的改革派’。萬里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改革時期所起的作用，是其他任何人不能代替的。在我受命研究政治改革之初，萬里找我談話，指出在政治改革過程中必須有知識份子的聲音。老人耳提面命，我至今不敢或忘。但是，太慚愧了，我沒有能力做到他的囑咐，這是我的終生之恨。
   
   朱學淵先生說，這篇文章是萬里的談話記錄。朱先生的判斷，必有所本。我沒有資格在文獻鑒定方面發表議論。我只知道，文章的價值是內在的，不取決於作者的姓名，而取決於它滿足社會需要的程度。這篇記錄給我最強烈的感覺，是深刻而又廣泛地反思了我們這個國家走過的路程，把失誤概括為六十年來三個‘不了’：‘表達不了獨立的看法，參與不了實際政治過程，監督不了執政黨。’
   
   確確實實，這三個‘不了’，反映了我們普通老百姓，我們各種社會團體，對國家的政治生活的無奈。（也許可以再加一個‘不了’，掌握不了主人翁本來應該知道的資訊。）集中到一點，談話指出：‘六十年了，是不是應該說，在民意處理上的失誤，是我們共產黨最大的失誤？’追本探源，談話者指出了‘六十年不變’的最基本事實：
   
   ‘最基本的事實是，這個國家還是由中國共產黨領導。這個事實的背後是什么呢？’——我們國家還是‘黨的國家’，而黨不是‘國家的黨’；我們沒有現代意義上的政黨制度；我們沒有平等的黨際競爭；我們這個黨至今沒有在社團管理部門登記過；軍隊的最高領導人還是党的最高領導人；黨軍一體還沒有用國家對軍隊的領導來代替；黨庫與國庫之間還沒有分清；在黨內，還沒有競爭性的選舉制度，更不用說在國家範圍內了。這位老人語重心長地問：六十年已經過去了，還要再等幾十年？六十年不變化，是一種政治優勢嗎？是一種政治慣性嗎？還是一種政治停滯？這位老人聲明：‘我一直就不同意“輝煌五十年”、“輝煌六十年”的提法。這不符合事實。’他指出，大躍進困難時期那三四年，‘文革’動亂那十年，總不能說是輝煌的吧。他進一步指出，宣傳離事實太遠，那叫什么？那是不文明的，是野蠻的宣傳，這野蠻宣傳也得治一治。

全文美不勝收，使我無法一一摘引。因此，我建議貴刊，以此作為紀念‘十一’六十周年的重頭文章刊出，用以引起全國有心人共同反思。不用引經據典，正常的人都懂得，國慶的意義，全不在於激情的狂歡，全在於理性的反思。一個多月之後，官方當然會隆重發表國慶六十周年的主旨文章。如果那篇官方文章能夠正視這篇談話記錄中所提出的一系列重大問題，進而作出切實的而不是敷衍的回答，它就能夠有資格被稱為名副其實的主旨文章，值得大家歡迎。萬一它只是冠冕堂皇的八股頌詞，那么，恕我直言，歷史將會證明：不是那篇美輪美奐的美文，而是這位元老同志的談話記錄，才是真正值得引起十三億同胞共思共鳴的當之無愧的中國的最強音。
   
   匆匆奉覆。不當之處，請《動向》的讀者們不吝指正。
   
   鮑彤 二○○九年八月六日
   
   原載《動向》雜誌二○○九年八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