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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共这个“马崽”有多“牛”
驳《一场关于民主的辩论》
洪 海
张维为，系复旦大学外文系毕业，日内瓦大学国际关系硕士、博士，曾为英国牛津大学访问学者。现为日内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日内瓦韦伯斯特大学国际关系教授、复旦大学兼任教授、清华大学特邀研究员。就凭他的这一串头衔，就知道此人不“俗”。说他不“俗”，他还真不“俗”，不知道他是新近拿了中共的巨额“好处费”呢，还是出于对共产党的“感恩戴德”，我想多半是拿了大笔为专制辩护的“项目费”，写了一篇《关于民主的辩论》，一口气，洋洋洒洒，三千余言，显得是煞有介事，举了好多例子，说民主不行，尤其是暗示民主在中国不行，因为中国“还不具备”实行民主的条件。
从他的行文看，他是一个典型的“马崽”——即马列子孙，而且是很“牛”的“马崽”。你看他，访问了一百多个国家，多“牛”！看来是花了不少纳税人的钱。花了也就花了吧，可他却用这些纳税人的钱长的“见识”反过来暗损纳税人，费尽心机，挖空心思来阻止纳税人——广大人民获得天生的自由与民主权利。他一连举了印度、博茨瓦纳、哥斯达黎加、菲律宾、海地、利比里亚、伊拉克等，说它们搞了民主反而还不行，不是穷，就是乱。接着他又反问：“哪一个今天的发达国家是在实现现代化之前，或者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之中搞普选的？”并自问自答说：“美国黑人的投票权到1965年才真正开始的。瑞士是到了1971年，所有的妇女才获得了投票权”。大家看看，这就是这个“叫兽”的水平！我是很不想和他辩论的，因为他是别有用心，居心叵测，故意歪曲事实，颠倒是非，他只不过是中共的一个“马崽”而已。但我得给他提几个问题：
一． 印度、博茨瓦纳、哥斯达黎加、菲律宾、海地、利比里亚、伊拉克这些国家如果不实行民主，难道情况就会更好吗？张维为，你怎么不举几个搞专制，尤其是搞共产专制搞得好的例子呢？发达国家没有一个共产专制国家，共产专制国家没有一个发达国家，而且共产专制国家即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异常地失败得惨，这总该是事实吧。
二． 你怎么不举瑞典、瑞士、荷兰、西班牙、葡萄牙、匈牙利、捷克、奥地利、丹麦、波兰、英国、法国、德国、台湾、南韩、澳大利亚、新西兰……来说明问题呢？
三． 民主虽好，也不是一搞就可以升入天堂的呀，凡事总有一个成长过程嘛。民主也不例外。就象你虽然聪明，但也不是一生下来就成了“博士、教授”的吧。但是，如果你根本就没有来到人间，你也就根本不可能成为“博士、教授”了。你说的那些民主“不成功”的国家，它们搞了多久的民主呢？更何况好多还是被“逼”着搞的？！
四． 美国是1965年才实行民主的吗？瑞士是1971年才实行民主的吗？“美国黑人的投票权到1965年才真正开始的。瑞士是到了1971年，所有的妇女才获得了投票权”，难道你真的不知道它们那是民主完善的问题吗？
五． 请问，十七世纪中叶的英国、十八世纪末叶的美国实现现代化了吗？还有十九世纪上叶的法国、德国，它们都是实现了现代化才搞民主的吗？再有，怎样才算实现了现代化呢？就算你说英、美、法、德等国是实现了现代化才搞民主的，那么它们当时的“现代化”有中国今天的“现代化”这么“现代”吗？真是岂有此理！
六． 究竟是西方“意识形态挂帅”？还是中共“意识形态挂帅”？中共推行的社会主义、马列主义不也是“西方”的吗？
七． 谁用“人间地狱”来形容巴格达市呢？十有八九都是残酷的专制独裁者萨达姆的余孽吧。再说生孩子不也还有“阵痛”吗？何况是专制的“老妇”分娩“民主”呢？俄罗斯“阵痛”过后怎么样？
张维为为了吓退民主，还惯于危言耸听。他拉着洋“马崽”—— 杰克•施奈德来做他的挡箭牌，说什么“走向西方民主模式的这个过程最容易引起内部冲突或外部战争，因为政客们只要打“民粹”牌就容易得到选票，整个90年代里，许多国家举行自由选举后，便立即进入战争状态：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开打、厄瓜多尔和秘鲁开打、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开打、还有布隆迪-卢旺达的大屠杀，导致1百多万人丧生、当然还有南斯拉夫令人痛心的分裂和战争”。对这些战争我这里不想做过多的探求，我只想问一句，难道这些战争真的是“自由选举”引发的吗？这个问题还是张维为自己去搞清楚吧。更混帐的是，他还误引误导地假设说：“如果中国今天实行普选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结果呢？假如万幸中国没有四分五裂，没有打起内战的话，我们可能会选出一个农民政府，因为农民的人数最多” 。张“叫兽”是什么心思，这下一目了然了，他是多么敌视民主，多么仇恨民主，居然用这等卑劣的手段来阻遏民主，来愚弄民众，侮辱民众。在他看来，广大民众的智力会低到这种程度：农民只能选出农民政府。请问张“叫兽”，印度、俄罗斯也是农民最多，它们选出的是“农民政府”吗？他们是选的农民当他们的总统或总理吗？简直是胡说八道！再说，毛泽东、邓小平……不也是“农民”吗？共产党的政府不就是“农民政府”吗？
张维为虽然最后也假惺惺地表示“世界在进步，民主也不再是西方的垄断和特权，新技术革命又为民主提供了各种新的手段，其他非西方文化传统的国家完全有可能，而且也应该探索自己独特的民主发展道路。”但他这是面对世界潮流的无可奈何，是虚伪的。他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解决抵制真正的民主——西方民主，搞中共挂羊头卖狗肉的所谓社会主义民主，直白地说，就是要坚持共产专制独裁政权。而这，就是他要建立的“繁荣与和谐的新型民主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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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关于民主的辩论》
张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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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 海按：这是一篇很坏的文章，其流传相当广，影响相当恶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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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6月下旬在慕尼黑郊外的一个风景如画的避暑山庄，知名的马歇尔论坛举行了一场中国问题研讨会，由我主讲中国的崛起及其国际影响。讲完之后的讨论很有意思。一个欧洲学者问我：“您认为中国什么时候可以实现民主化？”我反问：“您的民主化概念怎么界定？”他颇有点不耐烦：“这很简单：一人一票、普选、政党轮替”，说完还补充了一句：“至少这是我们欧洲的价值观”。我表示完全理解和尊重欧洲价值观，但我随即问他：“您有没有想到中国也有自己的价值观，其中之一就是实事求是，英文叫做seek truth from facts（从事实中寻找真理）”，我接着说：“我们从事实中寻找了半天，就是没有找到发展中国家通过您所说的这种民主化而实现了现代化的例子。我走访了一百多个国家，还没有找到”。我随即客气地请他提供一个这样的例子。他一下子回答不上来。我说；“您可以想一下，再告诉我”。这时，一个美国学者举手，大声说：“印度”。我问他：“您去过印度吗？”他说：“没有”，我说：“我去过两次，而且从北到南，从东到西都去过。我的感觉是印度比中国要落后至少20年，甚至30年。我在孟买和加尔各答两个城市里看到的贫困现象比我在中国20年看到的加在一起都要多”。
他不吱声了。这时刚才提问的那个学者说：“博茨瓦纳？”，我问：“你去过没有？”。他说：“没有”。我说，“我去过，还见过博茨瓦纳总统。那是一个人口才170万的小国。博茨瓦纳确实实行了西方民主制度，而且没有出现过大的动乱。这个国家资源非常丰富，民族成分相对单一，但即使有这么好的条件，博茨瓦纳至今仍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发展中国家，人均寿命不到40岁”。
“那么哥斯达黎加呢？”另一位学者问。我还是问他：“你去过这个国家吗？”回答也是“没有”。我说：“我2002年访问了这个国家。那也是一个小国，人口才400多万。相对于中美洲其他国家，哥斯达黎加政治比较稳定，经济也相对繁荣。这个国家90%以上的人口是欧洲人的后裔，各方面的起点不低。可惜哥斯达黎加至今仍是一个相当落后的国家，而且贫富差距很大，人口中百分之二十还处于贫困状态，首都圣何塞给人的感觉更像个大村庄，有很多的铁皮屋、贫民窟”。
我看大家似乎一时举不出其他例子，我就干脆反问：“要不要我举出西方民主化模式在发展中国家不成功的例子？举10个、20个、还是30个？还是更多？”我简单谈了一下美国创建的民主国家菲律宾，美国黑人自己在非洲创立的民主国家利比里亚，美国家门口的海地，还有今天这个倒霉的伊拉克。
听众一些人开始点头，一些人摇头，但就是没有人起来反驳。我便再追问了一个问题：“在座的都来自发达国家，你们能不能给我举出一个例子，不用两个，说明一下哪一个今天的发达国家是在实现现代化之前，或者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之中搞普选的？”还是没有人回答。我说：“美国黑人的投票权到1965年才真正开始的。瑞士是到了1971年，所有的妇女才获得了投票权，瑞士才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普选。如果要推动西方式的民主化，西方自己首先要向别人解释清楚为什么你们自己真正的民主化过程，毫无例外，都是渐进的，都是在现代化之后才实现的？这个问题研究透了，我们就有共同语言了”。
我还顺便讲了一个自己的假设：“如果中国今天实行普选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结果呢？假如万幸中国没有四分五裂，没有打起内战的话，我们可能会选出一个农民政府，因为农民的人数最多。我不是对农民有歧视，我们往上追溯最多三、四代，大家都是农民。我们不会忘记我们自己农民的根，我们不歧视农民，不歧视农村来的人。但是连领导过无数次农民运动的毛泽东主席都说过：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一个农民政府是无法领导一个伟大的现代化事业的，这点你们比我还要清楚”。
这时一个不服气的学者说：“民主本身就是神圣的，崇高的，这是普世价值，中国应该接受”。我说：“民主是普世价值，但西方这种民主形式是不是普世价值，还很有争议。你们为什么不能更自信一点呢？如果你们的制度那么好，人家迟早都会来向你们学习。但如果以普世价值的名义，强行在世界推广你们的制度，甚至为此而不惜使用武力，那就过份了。看一看今天伊拉克，据英国广播公司最新的报道，巴格达市的居民开始用“人间地狱”来形容他们的城市，但天真的美国人以为伊拉克人民都会拿着鲜花去欢迎他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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