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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革命? ——读沙叶新《“腐败”文化》************************************************************************************
洪 海按:要实现“众人参与管理”的政治格局，就必然要先进行“民主化革命”。因为共产专制是只允许共产党“管理众人之事”，而绝不会真正允许“众人参与管理众人之事”。所谓共产党“管理众人之事”，也就是少数得势当权的共产党人实施专制独裁，搞共产极权主义。因为共产政权的本质就是一党专制独裁的政权。对于这样的专制独裁政权，只有先革掉它的命，然后才可能有民主，有自由，有“众人参与管理众人之事”之政治。用施化的说法，也就是说，只有通过“革命”，才能实现“革政”。
************************************************************************************施化
读了剧作家沙叶新近作《“腐败”文化》（原文在此：http://www.ncn.org/view.php?id=75779&charset=BIG5），第一个感觉是心寒。不但心寒，而且从头凉到脚地寒。魏源说过一句：“荒者，乱之萌也”。《“腐败”文化》一文中披露的事实，不但荒淫，荒谬，荒诞到极致，还远远超出人所能承受的底线。作家沙叶新在文革结束后，以讽刺话剧《假如我是真的》脱颖而出。这部喜剧根据上海真实发生的一个案件编写，揭露了共产党干部的以权谋私，在当时掀起轩然大波。尽管揭露的仅是要求掉换大一点的房子，以及把外地的子女调回上海之类的小事，还是被禁演。四十年后，沙叶新又写了一篇同样题材的文章。这回不是话剧，也不搞讽刺，而是材料真实，证据确凿，思维严谨的政论，揭露的黑暗比《假如我是真的》严重不止千百倍。从趋势上不是渐渐好转，而是愈演愈烈。
这篇文章好在，不仅全方位深层次地曝光了中共的系统性制度性腐败，还点出了腐败的直接后果：丧失民心和官民尖锐对立。这篇一万六千字的长文以四川万州事件为引子，丝毫不爽地点明“天下未乱蜀先乱”。果不其然，2004 年的万州事件只不过由于一个假冒局长的市场管理员，对一个不小心碰到他老婆的肩扁担农民大打出手，惹起民愤，最后以数万人围攻区政府，政府调来数千防暴警察强压告终。从那以后，全国重大群体突发事件从华南到华中，从腹地到边陲，遍地开花，级别越升越高。哪怕把全国县委书记公安局长调到北京轮训一遍，给部分野战军发放武警制服以备随时调用，每个大小城市分别制定群体事件应急方案，也无法缓解。不是因为救火的水源不够，而是因为遍地的柴烤得太干了。
说腐败是制度性的，并不夸大。中国人自古到今，都把制度等同于管理。“国父”孙中山认为“政治就是管理众人之事”。国父以下一干政治领袖也都无微不至地钻研管理，要把十几亿人从内到外从上到下，严丝合缝滴水不漏地管起来，说不这样就要乱。为适应这样庞大的管理，必须有一套庞大的管理机构。所以中国具有世界最庞大的政府，包括经济，科技，教育，文化，艺术一直到街道住宅小区的管理部门。而如何管理这个庞大的管理机构，就成了一个制度性问题，这也是发生腐败的关键所在。但中国的历代统治者鲜有良方。
最高统治者要求每一个参与管理的人绝对忠诚。如果各行其政，结果必乱。古代帝王的管理，靠恩威并施，还靠官员互相举报。因为官员总体利益和皇帝是一致的，这种金字塔式的管理也能奏效一时，但不长久。毛泽东时代的管理，也是金字塔式，不过以对理想忠诚代替对皇权忠诚，实行群体互相监督。这种方式类似于宗教团体的管理，也有暂时效用。自邓小平开放经济以后，废除了领袖和主义崇拜，忠诚瓦解了，利益出现多元化。中国人现在除了钱，不相信任何东西。除了皇粮以外，还有不同的粮可以吃。虽然利益结构变化了，但管理结构没有变过。那么，如今的统治者到哪里去寻求管理层的忠诚呢？也许只有腐败。
俗话说，“与人方便，于己方便”。现在中国的中央政权就以这个原则来维持和地方政权的关系。信仰消失了，原则消失了，人际关系上升到最高地位。现在每一个地方官员都知道中央的人脉有多重要，只要被某个中央要员信任了，那就无往而不赚。相对来说，中央的主管也需要地方官员拥戴，如果都把他们惹毛了，失去基础，自己也坐不稳。正由于这种蛛网式的政治制度，腐败是不可能根治的，他们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只有一条道走到黑。
那么，来一场革命就能解决一切问题？
沙先生现身说法，回忆他2001年12月下旬，经南昌、叶坪、瑞金等“红色根据地 ”，一路采访，最后来到赣州。28日下午，在赣州古城外，与一书摊的摊主聊天，摊主抱怨，共产党税多，都给贪官发了奖金。还说有一邻居也失业，去年年终家中穷得只有咸菜，没法过年，就全家上吊了。此时另一摊主愤愤的插话说：“现在就缺陈胜吴广了！”不用脑子特别好的人，一般稍有一点历史经验的街井市民，都从中看出门道：下一次革命的时机快要成熟了。但是沙先生不看好革命，他在文章结尾说，“当今中国因腐败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真的不希望非要腐败到烂掉了，才有变化，那将是又一次浩劫！”他所指的“浩劫”，就是革命。
自古以来中国的朝代轮换，都是同一幕场景，造反革命。从汤武革命，陈胜揭竿到武昌起义，几乎都是一样的。几千年下来，碰到黑暗政治，中国人形成的唯一条件反射就是革命。除了革命，似乎无路可走。老祖宗是这样制定的，谁还有什么别的妙法？
我这里说的革命，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用暴力更换一个政权的手段，不是指科技革命或颜色革命。这种革命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革命发起者在社会阶层中的地位不确定，有人形容为“边缘人”。他们号称代表底层阶级的利益，但最终目的不过是“皇帝轮流做”，实现革命者自己的利益。毛的中共革命就是一次典型的革命，所有内容都符合革命的要义。比如秘密串联集会，不择手段获取资源，私自建立军队，巧妙利用民族矛盾和贫富差距，依靠外国势力，蛊惑青少年，不计数字的杀戮，等等。但是中共对这种历来引以为傲，用文学和教科书无限美化的革命，自己却害怕得要死。比较前后两种态度，我以为，美化是病态的，害怕才是正常的。一个正常的人不应该嗜血。
中共六十年来的革命宣传，使中国成了一个革命的大熔炉，陶冶出千千万万个小革命分子。革命的始作俑者，现在的报应却是“请君入瓮”，这是一个多绝妙的讽刺。中共目前所有的非理性之举，都是因为害怕革命。这不是没有道理，因为政权的腐败深入骨髓，所有心怀不满的人，第一个念头就是“革命”。这是一种宿命，没有几个人能够跳出来。根据我的观察，中国社会中本人利益受到侵害和不公正对待的人，这种人也许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二，都在期望和等待革命。其中包括拥毛的左派。一边是等待革命，一边是害怕革命，像一团死结缠在那里，谁都解不开。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既然是等待，那什么有进步意义的事情就都不用做了，做了反而是帮助现政权，拖延革命的爆发时间。有人形容中共是一辆顺着坡溜向悬崖的破车，如果想反共，不要站到前面挡，而要站到后面推，意思就是帮着一块干坏事。有的贪官自我宽慰说，现在多贪一点，促进革命早日到来，对老百姓有好处。不知道海外民运有多少人也是这样等待革命。看看他们拥有的资源和影响，比较他们所做的实事，我估计有这种想法的人不在少数。可惜，民众不会永远支持一个无所作为的团体。
中国的传统式革命，的确是一种“浩劫”。这种革命只会破坏，不会建设。有人说，破坏旧的东西也好啊？但这种革命是不讲理性的，破坏起来什么都不放过，哪怕有一点好东西拦在路上，也必定毫不留情一脚踢开，不会婆婆妈妈。你的不同意见，只会削弱革命的速度和力量，不利于革命，所以你就是反革命。现在施化已经被张三一言定为“反革命”了，这篇文章一出，“反革命”帽子想摘都摘不掉。
我这个新生的“反革命”只想对等待革命的人提一个小小建议：在破坏还没有到来之前，先想一想建设。至少有一样建设是必不可少的，那就是：把孙中山“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的迷信破掉，改成正确的说法：“政治是众人参与管理之事”。不论以激烈的还是和平的手段，用已有的任何现成工具来运作，让众人，也就是不同利益不同立场的人，不论党派，不论“革命”“反革命”，都动员到参与管理中来，“革政”而不是“革命”，一天一寸地前进，用促进改革制度的办法来减少腐败，开明吏治，中国会慢慢有希望的。到那时，不一定需要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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