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盟濒临死亡：税政将成扼杀中国良心的刽子手？
   
   文/亦忱
   
   公盟，其全称为北京公盟咨询有限责任公司，是一群供职于北京高校和游走于社会边缘的法律人和知识人组成的一家专门从事非盈利性和公益性法律咨询事务的民间机构。

   
   今年3月份，我去北京旅游时，因为拜会供职于公盟几年未见的文友田奇庄，而在其设在北京大钟寺附近的办公室，见过公盟的核心成员许志永、田奇庄和杨慧文三人。当时，他们正在为“三鹿毒奶”事件的受害者提供法律援助，相关的志愿者律师频频地接待从全国各地进京上访的“三鹿宝宝”们的父母，其景象不仅给了我以强烈的刺激，而且，那厚达数尺的毒奶事件受害者的档案堆放在办公室一角，更给了我终生难以忘怀的深刻印象。由此，我也确实见证了当代中国社会，还有一批不合时宜的理想主义者，一群凭借自己的微薄之力关心中国社会进步、热心公益事业的民族良心存在，遂大为感动而对这批人肃然起敬。
   
   在离京前一日的下午，许志永博士在公盟租赁的办公室和我不期而遇。
   
   当时，我出于好奇，交浅言深，很幼稚地询问许志永博士：“公盟不仅有兼职者而且有不少全职者天天做这些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居然不向求助者收取分文，其经费从何而来？”
   
   许博士不假思索，非常坦荡地告诉我：“公盟最大的捐助来源，一是美国耶路大学法学院的捐助，每年有40多万元，二是来自中国河北一著名的民营企业捐助（企业名字我一时记不起来），每年30万元，除此之外，则是来自中国民间零零碎碎的小额捐助。”
   
   后来，在回家的火车上，我将许博士送给我的《中国人权报告发展报告2005》和《2005-2007中国信访报告》初略地翻阅了一遍，更加深了对公盟的认识。再后来，我进入公盟的网站大致浏览了一遍，始知这批中国的理想主义者，确实是我们民族的一群良心，其机构成立5年来所做的业绩，也的确不同凡响：
   
   ■2003年，公盟发起人许志永等三位北大博士提起了孙志刚案的违宪审查倡议，进而在温家宝总理的主导下，把落后于时代发展的收容遣送制度送进了中国历史博物馆；同时，他们还发起并推动了基层人大代表预选程序的落实。
   
   ■2004年，公盟参与起草并向全国人大递交了宪法人权条款的修订建议；持续关注了河南爱滋病村“关爱之家”孤儿院被政府强制关闭事件；为《南方都市报》总经理喻华峰和主编程益中系狱提供了法律援助；为承德四公民五次被判死刑案提供了法律援助；对北京动物园搬迁的合法性问题，及时组织了研讨会并适时提出了相关质疑。
   
   ■2005年，公盟独自展开了为期三年的中国信访制度运作的实证研究；推动了人大代表接待日制度的完善；对中国的人大制度展开了相关的研究；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撰写了《中国人权发展报告2005》。
   
   ■2006年，公盟独家完成了《2005年中国人权报告》；关注了北京出租车提价和管理体制改革；独家完成了中国信访问题的实证研究，为撰写《2005-2007中国信访报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关注了2006年北京市海淀区人大代表直选；关注了打工子弟受教育权的落实；撰写了有关修改《北京市养犬管理规定》的立法建议。
   
   ■2007年，公盟帮助山西黑砖窑受害人提起行政诉讼；关注了中关村拆迁案；并适时开展了各类公民参与活动；
   
   ■2008年，公盟为援助毒奶粉的受害者，组建了律师援助团提公益诉讼；发起了北京律师协会直选活动，促进了行业协会民主选举制度的完善。
   
   ■2009年，公盟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发表了《西藏3.14事件的成因调查报告》；发起了推进政府信息公开活动，向多个地方政府提出了“三公消费”和财政收支的信息公开申请，为协助中央政府监督基层治理而出谋划策；举办了公民法律知识培训班，传播了公民维权和选举中的法律知识；为邓玉娇、黑监狱受害者和众多上访者提供了及时的法律援助；召开了有关居委会选举、绿坝、精神病等多个社会问题的研讨会；与此同时，还在许多重大社会问题上公开发表了相关的法律意见，为引导社会舆论走向理性发展的轨道而尽了绵薄之力。
   
   也许，我确实是个蜗居于中国穷乡僻壤的无知无识者，因为我实在不知道，在当下的中国社会，究竟有几个民间或官方的智库或咨询机构，其业绩能同公盟所成就的有助于中国社会进步的事业相提并论？
   
   坦率地说，自从我得知公盟有一批真正的理想主义者在为我们这个转型中的社会日益进步而努力之后，我真的开始相信，公盟所声称的“期望中国能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在和谐社会的氛围中，通过和平发展和制度变革，在不远的将来，成为一个世界上最伟大的现代化国家”，的确是一个值得去追求的伟大理想。当代中国，也确实有一批民族的良心“愿在这个伟大的历史进程中，以微薄之力，在保障人权、发扬民主和完善法治诸领域，身体力行，做出建设性努力”的说辞，绝对不是一批中国的犬儒们说说而已的虚妄之辞。
   
   然而，所有这一切，很快就将成为昨日黄花了。7月14日，北京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分别以追查偷逃税收的名义，向公盟下达了“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这两份“告知书”，言之凿凿地认定，公盟偷税总计为248244元，拟处以五倍罚款，其中，地税拟处罚30多万元，国税拟追缴18万多元所得税并处93万多元罚款，两税务局拟向公盟追缴罚款总额达142万多元！虽然两局在告知书中亦告知，公盟有陈述、申辩、要求召开听证会的权利，但是，所有深知中国国情的呆子都会明白，北京两税务局用最具中国特色的税政绞索绞杀公盟的意图，已昭然若揭。
   
   众所周知，公盟作为由中国一批富有良知的学者和律师共同发起，以推进中国的民主法治建设和服务社会大众为宗旨的公益性民间组织。原本依照中国宪法的明文规定，有毋庸置疑的权利在民政部门注册为非企业性社团组织，可是，在富有中国特色的打压任何“异端”民间组织的恶劣生存环境中，公盟只是迫不得已才到工商部门登记注册为“盈利性”的民营企业，从而，使得它必须从社会各界的有限捐助中，拿出一部分宝贵的捐款去缴纳苛捐杂税，进而导致公盟本来就窘迫的财务问题陷入捉襟见肘的地步。尽管这一带有制度性的歧视和压榨，导致公盟的生存能力被严重削弱，但是，公盟在选择作为“营利性”企业，荒唐地生存于中国残酷的环境之中，其5年的“经营”状况，也不过是出现了区区数十万偷逃税收的问题，就算北京两税务局所查实的公盟偷税现象无可置疑，难道就要因此不教而株，斩断这个民间智库的财务命根，而令它死无葬身之地吗？
   
   此时此刻，当我联想到中国的法律刚刚给贪污受贿高达2亿元的超级硕鼠陈同海都留了一条生路，作为同是可怜的中国人的北京两税务局的税官们，难道你们不会不知道这样的道理：对于一个完全依赖捐助，而没有一点经济收入的公益性民间组织，142万元税款和罚款对他们究竟意味着什么？你们怎么能够如此狠心下得了手啊？你们在往后的夜深人静之时，将情何以堪？当你们的后代在日益失去和谐的不稳定社会死于非命之时，你们难道不会悔之晚矣？
   
   当年，温家宝总理曾引用古人王充在《论衡》中的话说：“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这再清楚不过地证明，高层庙堂中的衮衮诸公，对中国病的认识其实是比我等浑浑噩噩的草民们更加清楚。
   
   如今，我们伟大的祖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正处于社会转型的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尽管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凸现，各种社会利益冲突不断升级，瓮安、石首和乌鲁木齐等群体性不稳定危机事件层出不穷并日益剧烈，但都在党和政府正确应对之下而安然化解。据媒体报道，党中央为了消弭社会转型期的不稳定因素，而大面积地培训了县委书记和公安局长们，以未雨绸缪，期望这批治理中国基层社会的中坚力量，科学和理性地应对不期而至的局部不稳定事态。毫无疑问，这固然是个英明的决策。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如今，中国社会的利益群体早已成日益多元化发展的趋势，在这样的政治经济环境下，其实，也迫切需要公盟这种已经初步具有社会公信力和社会影响力的民间非政府组织，在导致社会冲突的各方之间发出理性的和解声音，和居中调解各方看似势不两立其实也能有效化解的尖锐矛盾，从而，有效地配合各级党委和政府，抑制局部不稳定事态朝情绪化和暴力化方向发展，以促成中国社会史无前例的历史性转型，在党和政府的调控之下，朝着法治化和制度化的方向日益进步，并最终实现中国社会和谐、健康和不断进步，以紧紧跟上世界前进的步伐。
   
   为此，本人仅代表自己而不代表任何人，向北京两税务局的税官们进一言：请在中国税法允许的范围之内，从轻处罚公盟的偷逃税收问题吧，千万不要去做那种扼杀中国良心而令人憎恨的刽子手，否则，你们日后一定会追悔莫及。
   
   （2009-7-17）
   
   延伸阅读：
   
   1.“公盟”的门户网站
   
   地址：http://www.gongmeng.cn/index.php
   
   2.北京市地方税务局、国家税务局将对公盟进行行政处罚142万
   
   地址：http://www.gongmeng.cn/sub_r.php?zyj_id=25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