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日亡二位“国学大师”的感想
   文/亦忱
   中华民族真是一个祸不单行的民族，其硕果仅存的几位货真价实的“国学大师”，在7月11日，居然连续走了两位：季羡林以98岁高龄辞世，任继愈也以93岁驾鹤西行。
   也许，我按当下流俗的说辞把季羡林和任继愈二位老先生称之为“国学大师”，真的有违季、任二位的遗愿。据多家媒体报道，因为二位老人作为中国上世纪文化界的大家虽然的确不假，但据传闻，可每每当有人给他们脑门上扣上“国学大师”的头衔时，他们却都坚辞不受。对此，我私下以为，这绝对不是季、任二位文化大家的谦虚使然，而是这二位深通中国文化的鸿儒于潜意识中，一定是有着这样的信念：在一个以吏为师的社会中，其实，所有文化人都只不过是各级官吏的文化仆从，如果自己收下所谓大师的桂冠，那当今圣上、当朝宰相和各部尚书们情何以堪？
   恕愚人直言，我虽然生为中国人死也一定会是中国鬼，但我却对人人向往弄懂弄通的“国学”，过去一窍不通，今后也不想通它一窍。今生直至死亡，我恐怕只会像我的文盲老娘一样，信奉中国民间的常识。诸如，每个人都会有末日，谁老了最终都会死去这样的道理我自认为比谁都懂，所以，我才觉得，每天其实都可以作为一个人的末日。别说区区国学大师，就是上世纪的万岁万万岁的爷，也不过寿终于83岁。

   再说，退一万步讲，季、任二位国学大师所研究的中国乃至印度的绝学，究竟与我何干？比如，季氏所深刻研究过的佛学，究竟对我中华上国的佛学复兴有何裨益？那少林寺如日中天的释永信和猖狂于世界的“邪教”教主李某人是否都受教和受益于季氏所研究的绝学？又如，人人都说季氏写得一手上好的散文，可我这个呆子却便索网络，半天都搜寻不到一篇可以心情愉悦地读完的好东西，找到的却是令人难以卒读的诸如《怀念乔木》的奇文。所以，在我这个蝇营狗苟的中国呆子眼里，成就季、任二位深远历史声誉的所谓“国学”，只不过是一堆散发着中华霉味的文化垃圾而已。自然，其味同嚼蜡的散文，也不是我这个没有文化的衰人可以消受的东西。
   有人说，在上世纪50年代，中国的呆子和暴徒们妄批胡适和陈寅恪时，季氏曾三缄其口，保持了难能可贵的金子般高贵的沉默，这便是他没有出卖良心的高尚证明。如果此说能够成立，那么，我觉得从今往后，把“怯懦”二字作为中国学人最后能够守住的道德底线，倒是比较合适。
   不过，话又要说回来，若我坚持要说中国没有大师，也确实是无知之极的说辞，我尽管无知但尚未无知到极点。事实上，据我所知，即使在这整个中华民族除了老毛在“浮想联翩”而全民不会思维的时代，中国还是出过足以挽回整个民族声誉的思想大师顾准先生。不过，因为顾准天生反骨，不会匍匐在帝王将相们足下，所以，他也只能成为我等草根们心目中的大师，而永远成为不了帝王将相们眼里的大师。
   坦率地说，对季、任二位鸿儒的谢世，我丝毫感觉不到对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会产生什么正面或反面的影响，犹如我隔壁的大爷寿终正寝谢世一样，一点也不值得惊奇。倒是那些追捧季、任二位先生的腐儒们祭奠乃师的说辞，令人听了顿起一身的鸡皮疙瘩。
   下面，我们看看季大师的收山徒儿是如何以令人惊叹的绝妙好辞祭奠乃师。
   此人在名为《哀告》的文稿中，对老师以98岁高龄结束质量犹如植物人的生命而走进历史，居然感到“毫无准备的哀痛”。不过，他哀痛过后居然是感动。他在《哀告》中是如此这般地描写他的感动：
   “令我们感动的是，北京大学闵维方书记和周其凤校长和其他北大领导很快赶到医院，商讨了治丧事宜。11点，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尊敬的刘延东同志也赶到医院；12点，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尊敬的温家宝同志也从会场赶到医院。令在场所有的人都无比感动的是，温总理满含真情地讲：‘我准备在8月6日为您祝贺生日，还准备和几个问题准备和您讨论啊。’我们对党和国家对季羡林先生的尊敬和关心，深受感动，并深表感谢。对301医院的医护人员表示由衷的谢意。”
   好了，不要再说下去了，再说我估计很多人夜饭都会吃不下去的。
   最后，我想说的是，在我这个没有文化的中国呆子眼里，季、任两位拒绝承认自己是大师的人走了，走的是如此安详和宁静。我估计，他们告别这个和谐盛世前往天堂时，大概不会想到这个无耻的民族以及他们众多无耻的学生，在以吏为师的时代居然会一个个匍匐在权力的脚下享受着无以言表的感动，而让我们这些不知大师藏在何处的呆子们，在注定没有大师的时代，对着野兽出没的旷野，而“仰望星空”对大师们叫魂。
   （2009-7-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