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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游戏规则，许宗衡也许还能当深圳市长
我为啥有点同情那些被双规的贪官？
深圳市长落马了，网友问我为什么不写一篇文章，我说，你看到过我对一个落马的贪官“落井下石”的文章吗？一个许宗衡倒下了，还有成千上万个许宗衡站起来，就是要写，我也会笔伐那些还没有落马的许宗衡。
我想，我是有条件抨击那些没有落马的许宗衡的，就我对体制内运作的了解，以及我那些在体制内的读者给我不间断地提供的材料，加上中国人的一点点常识，只要任意咬住一个市长什么的，不需要多少间谍手段和侦查技术，只要通过他和他家人的身份证号码就可以查出他家族在国内的房产和存款，再通过国外特工最简单的日常工作又可以查到他家族在国外房产和银行存款，我杨恒均可以负责任地说——注意，包括刑事责任——许宗衡很可能算得上是“清正廉洁”的呢！
可是，大家也注意到了，不管人家落马还是没有落马，我都很少去写、去骂，我的读者一定不相信我是缺乏勇气。我不愿意去写这些贪污腐败的事，除了太多我写不了、写起来我就怒发冲冠甚至对人性失去信心之外，最主要的原因竟然是我理解那些贪官——落马的也好，还没有落马的也好，甚至到死都有可能不落马的也好，我，理解他们。
我不但理解他们，甚至有些同情，特别是落马的贪官。你以为他们好受吗？大家只看到韩国的卢武铉跳岩自杀，却不知道中国很多的贪官在双规一开始的时候，大多有过自杀的念头，很多利用衣服上吊、筷子插喉、木屑割脉等等自杀术努力去死而没有得逞……
如果你想到他们的贪污腐败罪行，当然会觉得罪有应得、甚至死有余辜。可如果当你发现他们只不过是像中了六合彩一样，成为那么多贪官中不小心落马的一个，你肯定也会有点同情的。
当然，说起他们被双规，被逮捕，被判刑，也有让人绝望的，那就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每一个落马的贪官污吏都会很快悔恨，马上认错，有的更是写出了洋洋洒洒的上万言悔过书，说什么放松了思想教育，说什么受到到西方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的毒化，说什么辜负了党的教育和人民的养育……不看这些悔过书，我还对他们有点同情，一看这些，老子的气就不打一处来。恨不得“舆论审判”他们，让他们罪加一等，罪名是：除了贪污，还撒谎。
因为，促使他们走到今天这一步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制度和体制造成的，可是，几乎所有的贪官污吏在悔过书中唯一不提的就是制度和体制，我可以理解他们为了减刑，不愿意得罪“法官”，可你这种悔过书没有什么用啊，这样的悔过书在党内流传后，反而会毒害我们更多的党员干部啊。什么放松了思想教育，你不是睁眼说瞎话吗？几乎所有落马的贪污犯都是在单位主抓思想政治教育的，而且抓得一个比一个紧：什么受到西方腐朽生活方式的影响，你白痴吗，西方的腐朽生活方式怎么没有腐朽人家的党员和官员啊……
许宗衡比我有能力当深圳市长……
说起贪官污吏，就不能不说到制度，可一说到体制和制度，我就担心又啰嗦开了，而且弄得年轻人觉得乏味和沉重（我就失去了“民主小贩”的作用）。所以，我今天换一个说法：游戏规则。
什么是游戏规则，简单地说，就是制度，就是体制，就是我们必须在里面生存的那些有形和无形的框架。而我平时说的体制改革、制度改进，也就可以简单理解为：改变游戏规则。你看，这样一改，效果就不一样了，就算有了绿坝，我们照样可以深入讨论下去。
是的，这样一改，我们都轻松了，游戏规则嘛，既然可以制定，就可以修改，只要大家都认可，遵守规则，尽情地玩吧。这一改，也让我们突然换了一种心情，让我们感受到，其实那种弥漫在我们社会里你死我活的斗争，那种所谓颠覆、叛乱、阴谋论等等，都显得好可笑，对不对？
其实，文明社会里，社会变革和国家进步，说到底就是一个变更游戏规则的行为。过去几十年，地球上很多国家的“游戏规则”都改进了，或者完全改变了，越来越多渐进的，从量变到质变的，大多都是以平和、和平的手段改变。其中20年前的苏联东欧变革，也是相对平和的。
许宗衡落马后，一个年轻人写信给我，说，杨先生，你可以当深圳市长……我还没有看完这封信，就晕倒……
孩子，让我和你说点真心话，即便我能够当深圳市长，以我的专业特别是我对自己的了解，我也知道我绝对无法胜任。在现有的体制下，我就是当上深圳市长，我的管理才能和交际能力（包括演讲能力）也比许宗衡差很多。
而且，我也许能够像个苦行僧一样，对于不吃白不吃的山珍海味，面对送上门来的年轻白净的女明星们涂满法国化妆品的脸蛋，死死勒紧裤腰带，苦苦支撑……可是，我还是没有信心，我最多能够管住自己的胃和它下面的那个外挂式器官，可我的亲朋好会友不会利用我的关系和体制的“中国特色”去大捞一把？湖南人许宗衡在深圳组织部时把各大岗位的人都弄成了湖南老乡，我杨恒均去了，会不会都成了湖北九头鸟？
于是，又有网友说了，这还不好办，改变游戏规则呗，有了新的游戏规则，你上去就比许宗衡强了，他会玩的只是现在的“游戏规则”，是一个制造贪污腐败的“游戏规则”……且慢，我还没有说完，这也正是我想说的，那就是如果改变了游戏规则的话，我或者你当深圳市长，同样不一定比许宗衡强。
对于你我说不清，但拿我来说，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就我对那个我们大家都期盼的“游戏规则”的理解，还有我自己的能力和特长，我比不上许宗衡！
游戏规则变了，如果只有我们两个人可以选择的话，能够当深圳市长的，可能还是许宗衡。他有从基层到高层的管理经验，对中国的一些操作比我熟悉，他还有实际处理事情的经验，而我只不过“网络游客、大地旅客和人生过客”，选民放心把深圳交给我，我还真不敢接。
写到这里，一定有网友失望了，甚至生气了——老杨，你是不是老糊涂了？按照你说的，那你折腾什么新的游戏规则，换不换游戏规则，很可能还是这帮人，换了干什么？
换了游戏规则，不一定还是这帮人，得有深圳人来选，并且监督，但我们说的自由民主和自由法治的游戏规则也是需要社会精英来玩的。毫无疑问，当今社会精英绝大多数集中在体制内，许宗衡就是精英中的精英。如果平和地换了游戏规则，如果他们幸免了那种更换游戏规则的阵痛，如果他们接受了那种新的游戏规则并对更换作出了应该做的贡献，我可以告诉你，他们有更好的条件和更强的能力在新的游戏规则下，玩得比我们好。
这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看一下世界各地，凡是平和改进游戏规则的，玩得好的几乎还是那帮人，特别是前苏联和东欧，谁能够想象得到，现在在那里按照新的游戏规则玩得炉火纯青的，竟然是以前的克格勃和原集权政府中的精英？
民主自由不能当饭吃，更不能帮你找工作、娶媳妇
我常常收到年轻网友的信件，其中一些对社会极端不满，以及对现在的游戏规则深恶痛绝的人，会在信中情不自禁地流露出类似的意思：杨老师，（游戏规则改变了）我就有工作了……我们就生活好了……我就有钱结婚了……
我得说，这些孩子们信中流露出的东西让我很不安，说实话，中国的大问题确实可以通过更换游戏规则的方法来改善和改变，可并不是一些年轻的孩子那样想的：游戏规则一变，民主自由了，我就丰衣足食，我和别人在各方面就平等了，甚至有钱娶媳妇了……
游戏规则变了，社会更公平，人人平等——但正因为人人平等，有了真正的公平的竞争，社会才显出了差别，那些有能力的人会过得更好，他们会开奔驰宝马，我们会骑自行车，而现在很多能力比较差的，也许还会生活在较差的环境中……
区别是什么？区别在于同样有贫富差距，你可能同样找不到工作，你可能照样找不到老婆，但在公正的游戏规则下，你穷得心服口服，你竞争不到的那份工作不是有人用特权霸占了，而是有一个比你更适合那份工作的人靠本事得到了，你找不到的女孩子也不是被某个市长用公权力引诱过去、办理特殊证件送到香港了……
再回到许宗衡。有一位网友给我留言，说，许宗衡在出事前正准备搞权力制衡（要在政府框架内搞三权分立），他要搞民主监督，他的出事会不会与这有关？
有没有关我不知道，但我就更觉得他可惜了。真是功亏一篑啊，如果深圳的游戏规则真象传说中许宗衡设计的那样，在他当市长的时候就有了权力制衡、就有民主监督，大家想一下，他还会被双规吗？
一个有权力制衡和民主监督的游戏规则，谁更受惠？毫无疑问，深圳市民有福了，可我倒觉得同样有福的是许宗衡市长，你想，他一个精英，一个深圳最高职位的领导人，要多威风有多威风啊。即便他比我还老，我就不相信，没有女孩子喜欢他？他一定要贪污钱去养那些对他本人毫无兴趣的明星？他的工资也不少，而且能够掌握的资源（国家正常的开支）也多得超出你我的想象，而且，即便退休了，他还可以到处讲学、写书、旅游（像我八十岁的老爸一样，刚刚还从峨眉山旅游回来），更牛逼的是，和我老爸完全不一样的是，许宗衡到死，都有百分之百的公费医疗……
请你告诉我，那种游戏规则下的许宗衡，难道不是全深圳最有福气的人？难道比现在被双规在不知名的地方，要活不得，要死不能，还差劲吗？
是的，写到这里，我可以直奔主题了。也许我在这里孜孜不倦地谈论改变“游戏规则”，很多涉世不深的年轻人以为我在为他们呐喊——这当然不错，一个好的游戏规则，惠及全民。可是，如果平稳地改进和更新“游戏规则”，最大的受益人将会是社会精英，包括当今那些想有所作为的官员、绝大多数的公务员以及财富精英和知识精英们。
常常碰到一些很聪明很能干的商人在和我谈起体制的时候，志满意得，一副这个体制让我发了财老子就支持它爱它到底的样子，其实他们的可悲在于并不知道，以他们的经商和交际才能，即便到了目前的西方社会（或者改变了游戏规则），他们照样是精英，他们该赚钱的赚钱，该当教授的还是教授。黄光裕在中国，按照这种游戏规则成了大富翁，可当初如果他生在美国，按照那种游戏规则，他照样可能是大富翁——
你不相信吗？请问，美国的个体富翁比中国少？请问，香港一个小小殖民地的富翁不比你中国任何几个省加起来还要多几倍？再请问，现在的俄国的富翁，难道比苏联时期的少——而且，这些大富翁照样是以前和苏共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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