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方舟子为什么要为郭沫若辩护？

   (1) 《书屋》闹鬼

   《书屋》在1999年第5期发表《郭沫若抄袭钱穆了吗》一文，背景颇为诡谲。该期杂志共发表了三篇“本刊特辑”，除了方舟子的文章以外，还有翟清福的《关于郭沫若“抄袭”说与“焚书”说》和前面提到的那篇林康的《余英时先生其人其事》。显然，这个“特辑”是针对余英时而发的。

   据方舟子说，他与《书屋》主编周实建立关系、并且决定在《书屋》上发表《郭沫若抄袭钱穆了吗》，是在1999年4月份之后不久。(见：方舟子：《1999中国文化网站新秀点评》)。也就是说，《书屋》的主编在发表“特辑”之前，有足够的时间来“特辑”一下郭钱抄袭案的详情——至少他应该知道翟清福、耿清珩发表在《中国史研究》上的《一桩学术公案的真相》。在知道了《一桩学术公案的真相》之后，再读方舟子的《郭沫若抄袭钱穆了吗》，正常的读者至少会有两个发现：第一，方文不仅没有学术价值，连普及学术的价值都没有；第二，方文第二节存在巨大漏洞。可是，《书屋》既没有转载翟、耿的高水平文章，反倒是坚持发表方舟子的滥文。这就让人感到十分不解：难道一份杂志会故意发表破绽百出的文章？

   更让人不解的是，翟清福当然会知道方文第二节的根本错误。但是，不论是在方文发表之前，还是发表之后，他都对此熟视无睹，一言不发。并且，翟清福好像故意要掩饰自己三年前曾发表过《一桩学术公案的真相》似的，在《关于郭沫若“抄袭”说与“焚书”说》中，对前文绝口不提，而只是空泛地说什么“人们只要跳出‘相同文字’对比的圈子，就会豁然开朗，见到这桩学术公案的真相”。研究抄袭案却要“跳出‘相同文字’对比的圈子”，这个逻辑未免太过新奇。既然如此，翟先生在三年前为什么专门在“‘相同文字’对比的圈子”中打转转？

   1999年底，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了《公正评价郭沫若》一书。《书屋》上的三篇“特辑”稿件，被这本书收录了两篇，独独没有收翟清福的《关于郭沫若“抄袭”说与“焚书”说》，而是用《一桩学术公案的真相》将它代替。《公正评价郭沫若》还收录了余英时的远东版《互校记》，作为该书的附录之一。但颇为跷蹊的是，在这个附录中，《互校记•跋语一》却被做了手脚：在余氏摘录的《钱穆与考据学》中，原来被远东版编辑删去的“郭沫若同志”或改为“《十批判书》作者”的地方，又都被恢复了台北版的原样。而在该书的正文中，方舟子的《郭沫若抄袭钱穆了吗》仍旧在义愤填膺地大骂余英“在引文时作了手脚误导读者”，“竟会下作至此”。这真是咄咄怪事！那么，这个手脚是谁做的呢？编者？显然不象。因为这个编者好像连他编辑的文章都没有阅读，所以他才会在《编者的话》中说，“余早在80年代就撰长文《〈十批判书〉与〈先秦诸系年〉互校记》”这样不着边际的话。无论如何，考虑到《书屋》1999年第5期是在9月出版，傅杰的文章是11月问世，而《公正评价郭沫若》出版于这年12月，再考虑到上个世纪中国出版业的出版周期一般长达一年左右，则其中的奥妙，更加耐人寻味。

   所有这些线索都暗示，《书屋》在发表方文之前，就已经知道该文第二段的明显漏洞，但他们决定将错就错，“故作迂痴”，放方舟子出来咬余英时。他们很可能以为，远东版的删改，既没有出版社的说明，也没有作者的说明，则二者对此都负有责任。不论是谁的责任，余英时这个哑巴亏算是吃定了。不过，出乎设局者意料的是，既非编辑、又非作者本人的傅杰贸然杀出，把他们的好局给搅了。

   那么，方舟子是否知道远东版本的真相呢？可以大致肯定地说，在1999年4月，也就是《郭沫若抄袭钱穆了吗》在《新语丝》上发表之时，他不知道。但是，在这年9月，也就是该文在《书屋》第5期上发表之时，他是否知道，就不太好说了。按照常理，一个人在知道自己的文章存在巨大缺陷时，会竭力阻止它的发表以免出乖露丑。不过，方舟子乃非常之人，因此对他的行为不宜用常理来分析和推测。事实是，尽管方舟子在《是谁“冤枉”了余英时》中说，“如果以后有机会再版《郭沫若抄袭钱穆了吗？》一文，我希望能够修改有关段落，或者附上这篇文章以对读者有个交代”，但是十余年来，《郭沫若抄袭钱穆了吗》的“有关段落”始终一仍其旧地挂在新语丝网站。而在2004年出版的《江山无限》中，方舟子自选了《郭沫若抄袭钱穆了吗》和《余英时篡改引文诬陷郭沫若的铁证》二文，独独没有“附上这篇文章”。由此可见，方舟子即使在《书屋》之前真的知道远东版真相，他也会照样装傻充楞，痛骂余英时的。

   据方舟子透露，傅杰的文章出现之后，《书屋》曾计划组织稿件予以反击。2000年2月，刘华杰问方舟子：

   “最近你写了《是谁‘冤枉’了余英时？》和《余英时篡改引文诬陷郭沫若的铁证》，引起很大反响，能介绍一下有关背景吗？”

   方舟子回答说：

   “我在1999年4月写了篇文章《郭沫若抄袭钱穆了吗？》，试图澄清由余英时教授炮制出来的、在海内外流传颇广的‘郭沫若抄袭钱穆’的传闻，最先在《新语丝》网络上发表，后由《书屋》印刷发表。复旦大学中文系的傅杰在日本的《百年》杂志上撰文批驳我，我便又写了你提到的这两篇文章答复，社科院文学所的萧为研究员也写了篇文章支持我。这四篇商榷文章都将登在《书屋》今年第四期。我想我们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所谓‘郭沫若抄袭钱穆’，乃是余英时教授出于政治目的，而有意制造的一桩学术冤案。”(刘华杰：《生物化学家•诗人•网民》)。

   不过，那个“《书屋》今年第四期”的计划没有能够落实。三年后，方舟子口出怨言：“《书屋》当时食言，未刊登《余英时篡改引文诬陷郭沫若的铁证》一文”。(http://www.xyser.org/bbs/read.php？id=116116)。

   那么，《书屋》为什么“食言”呢？可能的原因至少有两个：第一，方舟子的《余英时篡改引文诬陷郭沫若的铁证》，除了标题是他自己的东西之外，其内容完全是根据翟清福、耿清珩的考证写成，没有任何新鲜的东西。第二，“社科院文学所的萧为研究员”所写的文章，《致“诱导”读者“犯错误”的“编者”傅杰及其同伙》，仅从其标题中就能嗅出一股流氓味儿，而其内容真的是文如其题，流里流气，胡绞蛮缠，根本就不像是出自一个学者之手。比如，傅杰说，翟、耿等人都是内行，所以他们选用台湾出版的《犹记风吹水上鳞》当靶本批驳余英时。对此，萧研究员这样反驳傅杰：

   “远东版书虽然出版稍早，但流转到北京时日已多，即如我在中国社科院院内书摊上（社科院书虫经常趁下班时来此淘书）买到的这册《钱穆与中国文化》，已是1996年4月的第二次印刷版，而学术论文的成稿，也远远早于刊出日期。我们倒该庆幸这两位‘很见功力，只是文笔未免滞钝’的作者没有受远东版的误导，他们自然一开始就是据台北版立论的。远东版的编者们不必以为中国社科院的学者会有火眼金睛，能一眼看穿不经注明的申江手脚来。” (http://xys.org/xys/netters/others/essays/xiaowei2.txt)。

   据方舟子后来透露，萧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胡小伟的笔名。胡研究员以自己在书摊“淘书”的经历当作证据，来反驳傅杰、力挺方舟子，其“申江手脚”即使不用“火眼金睛”，也“能一眼看穿”。很可能《书屋》为了顾及自己的颜面，没敢刊登这两篇文章。(方舟子的《是谁“冤枉”了余英时？》和傅杰的《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在2000年第5期《书屋》发表)。

   不过，《书屋》主编周实后来与人化名庄周，撰写了《齐人物论》，将方舟子评为知识分子中的“巨擘”，说“这位分子生物学博士，……竟比许多浪得虚名的当世[文史]名家更为当行出色”，说《功到雄奇即罪名》“寄哀痛于史识，寓深情于通脱，……如泣如诉，感人肺腑”(庄周：《齐人物论（续一）》，《书屋》2000年第9期)，这也算是给了方舟子天大的面子。当然，对这些文化人来说，吹捧都是礼尚往来的。在1999-2000年间，方舟子曾一边挂着“《书屋》专栏作家”的名号，一边多次撰文吹捧《书屋》及其主编周实，并且在新语丝的“新到资料”上为《书屋》开辟专栏。可见这些文化人已经结成了一个从网上到网下、一荣俱荣、一损皆损的利益共同体。

   (2) 方舟子与余英时

   在《郭沫若抄袭钱穆了吗》和《余英时篡改引文诬陷郭沫若的铁证》中，方舟子对余英时的咒骂十分恶毒，在外人看来，好象他与对方有不共戴天之仇似的。但实际上，方舟子不但与余英时没有仇，反倒“有恩”。原来，早在1996年5月，由加拿大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主办的《枫华园》杂志，出版了一期题为“什么叫中国？”的特刊，其主要内容就是批驳余英时的《民主与民族主义》一文。《枫华园》专栏评论员同俊子在“介绍序言”中批评余英时说：

   “余英时的政治观点，读报多的人早已熟悉。他在一切机会都会重复他对中国的近现代史的全面惋惜的看法。比如中国近现代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的对外强侵略的反抗是不应该发生的‘过度反应’。他不只一次指责中国人的‘狭隘民族主义’的对此历史的责任，他更是警告目前中国人的‘狭隘民族主义’类似于排外的屠杀犹太人的‘希特勒的纳粹主义’，因而这将成为对亚洲和世界文明的威胁。”(http://www.fhy.net/On-line/TK/fhytk06.html)。

   当时的方舟子，或许是因为与同俊子有仇，或许是闲得无聊，专门就上面这段话发难，说：

   “本人报读得不多，余英时的政治观点自然是不可能‘早已熟悉’的了。不过，同俊子先生既然说余英时‘在一切机会都会重复他对中国的近现代史的全面惋惜的看法’，《枫华园》转载的余文也该算是这‘一切机会’之一吧？那么此文中对中国近现代史的看法是否与同先生所评价的相符呢？请看余先生怎么说：

   ‘从一八九五到一九四五，中国是以一个被侵略，被侮辱的民族的身份，用民族主义为精神的武装以抵抗帝国主义。民族主义在这一阶段发挥了伟大的正面功能，是不容置疑的。’

   “同先生能从如此明确的、高度的正面评价中读出‘全面惋惜的看法’，‘是不该发生的过度反应’，‘指责中国人的狭隘民族主义的对此历史的责任’，这位专栏评论家目光之锐利、之独特，可算是一奇。若非读报多，焉能有此功夫？”(方舟子：《政治观和“女人”》)。

   也就是说，不论其主观目的为何，在客观上，方舟子当时是站在余英时一边为他打抱不平的。不过，假如余英时知道曾经有这么个方舟子在为自己说话，他也绝对不会领这个情。这是因为，方舟子的引文把余英时的意思完全歪曲了——紧接着方舟子引录的那段文字，余英时这样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