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作法自毙

   方舟子的第三个“针对”紧接着前两个，在《雄奇》第四节的第一段：

   “从袁崇焕被捕到遇害，经过了八个多月的时间。既然袁崇焕的通敌证据确凿，为什么会拖这么久呢？金庸说是因为满兵一直到六月份才全部退出长城，在此期间崇祯不敢杀袁崇焕得罪辽东部队。崇祯既然敢抓，抓了以后大家都已知道袁必死无疑，又何至于不敢杀？当时的兵部尚书梁廷栋甚至请崇祯立斩袁崇焕，‘则逆奴之谋既诎，辽人之心亦安’（《明本兵梁廷栋请斩袁崇焕疏》），可见在这些人看来，杀袁反而有助于稳定军心。袁案之所以拖了这么久，是党争造成的。原来当时的首辅钱龙锡与袁崇焕关系相当不错，这时也受到了牵连。钱是当初惩办魏忠贤一案（称为逆案）的负责人，因此令阉党怀恨在心。这时候阉党遗逆又在朝廷渐渐得势，便想把袁案扩大成一个新逆案，把钱龙锡这些对头一网打尽。钱龙锡自然在朝中也有些势力，两派便就袁案展开了拉锯战，事情就这么一直拖了下去。此事终于让崇祯发觉，大发脾气，限令五天之内了结袁案(《明纪》)。新逆案因此没能得逞，但钱龙锡也在袁崇焕死后被捕论死，后改判充军。”

   此时，方舟子又提出了两个证据来证明自己见识高于金庸。我们逐一检验。

   显然，方舟子认为，梁廷栋上疏请斩袁崇焕是在袁崇焕下狱之后不久(“当时请……立斩”)。而事实是，梁疏的开篇即说：“太子太保兵部尚书梁等谨题”。查梁廷栋被加封太子太保是在崇祯三年七月(《崇祯长编》卷三六)，则梁氏上此疏，定在此之后。就算方舟子忽略了这个史实，梁疏中还有这样一句话可以确定该疏的时间：“慨自逆奴入犯，八阅月于此矣。”满兵进入长城是在崇祯二年十一月，到崇祯三年七月，恰好是八阅月。阅月者，满月也。实际上，孟森在《明本兵梁廷栋请斩袁崇焕原疏附跋》的第一句话就是：“崇祯三年九月，兵部尚书梁题请斩袁崇焕、徐敷奏、张斌良。”孟森所记“九月”很可能是“七月”之笔误，因为袁崇焕在崇祯三年八月就已经被磔。(以上均见孟森著《明清史论著集刊》，中华书局1959年版17页)。有这么三条证据能够证明梁廷栋上疏的时间，而方舟子还是能够把它的时间搞错，则方舟子或者根本就没有阅读梁疏——即他的引文又是抄袭自他人——，或者就是故意篡改史实。

   不过，方舟子的最大笑话就是引“《明纪》”来给自己作证。其实，《明纪》乃是清人陈鹤所撰，不过是将纪传体的《明史》改编为纪年体，虽然易于翻检，但是却远不如《明史》之材料丰富。实际上，研究明史的人，很少将它作为参考书籍——编年体史书除了《明纪》，还有被方舟子誉为“震烁千古”的《国榷》、还有颇受世人推重的《明通鉴》(《明通鉴》共百卷，分为《前纪》四卷，《纪》九十卷，《附编》六卷，其中的《纪》亦称《明纪》)。方舟子为什么对这两部巨著置之不理呢？

   更为可笑的是，方舟子根据《明纪》说，朝廷两派就袁案扯皮八个月，“终于让崇祯发觉，大发脾气，限令五天之内了结袁案”。查《明纪》，崇祯三年六月以后、八月以前(《明纪》、《明通鉴》此处均没有注明月份)，有人弹劾钱龙锡与袁崇焕勾结，收受袁崇焕贿赂。“帝怒，敕刑部五日具狱。”(见《明纪》卷五十二，世界书局1935年版537页。《明通鉴》卷八十二记载大致相同，但说“帝震怒”)。笔者反覆查看，想要找出方舟子所说的“终于让崇祯发觉”来自哪些文字，但最终也没有找到。显然，这又是方舟子妄想症的一时发作。

   实际上，《明纪》的记载，几乎是照抄《明史•钱龙锡传》此段：

   “至三年八月，褷复上疏言：‘龙锡主张崇焕斩帅致兵，倡为款议，以信五年成功之说。卖国欺君，其罪莫逭。龙锡出都，以崇焕所畀重贿数万，转寄姻家，巧为营干，致国法不伸。’帝怒，敕刑官五日内具狱。于是锦衣刘侨上崇焕狱词。帝召诸臣于平台，置崇焕重辟。责龙锡私结边臣，蒙隐不举，令廷臣议罪。”(见《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6486页)。

   由此可见，“帝怒”的原因，并非是他发现了“两派便就袁案展开了拉锯战，事情就这么一直拖了下去”，而是听说钱龙锡受袁崇焕之贿。(钱龙锡与袁崇焕商议斩杀毛文龙的事，崇祯早已知道。)

   那么，袁崇焕案“就这么一直拖了下去”的具体原因是什么呢？还是参看《明史•钱龙锡传》：

   “御史高捷、史褷既罢，王永光力引之，颇为龙锡所扼，两人大恨。逆案之定，半为龙锡主持，奸党衔之次骨。……其冬十二月，大清兵薄都城。帝怒崇焕战不力，执下狱，而捷、褷已为永光引用。捷遂上章，指通款杀将为龙锡罪，且言祖大寿师溃而东，由龙锡所挑激。帝以龙锡忠慎，戒无过求。……帝慰谕之，龙锡即起视事。捷再疏攻，帝意颇动。龙锡再辩，引疾，遂放归。时兵事旁午，未暇竟崇焕狱。”(同上，6485-6486页)。

   也就是说，“必读”的史书明明说袁案拖延的原因是“时兵事旁午”，没有时间顾及袁案。旁午者，繁杂也。那么，方舟子为什么要一口咬定“是党争造成的”呢？当然是因为他故意找喳，要“针对”金庸。而他自以为找到的证据，不过就是来自不读史书的无知，外加误读史书的妄想。需要指出的是，方舟子误读史书，除了古文功夫不足之外，还和他的直线思维方式有关。他以为史书中叙述的事件，在前的一定是因、在后的一定是果，所以出丑。

   方舟子误读《明纪》还读出了另一个笑话。在《雄奇》第三段，方舟子这么叙述袁崇焕被捕时的情形：

   “崇祯至此恍然大悟，觉得所有的谜团一一解开了，立即召见袁崇焕，就在殿上命锦衣卫把袁崇焕逮捕下狱。当时在场的大学士成基命算是头脑比较清醒的人，叩头请崇祯务必慎重，不要轻信流言，目前敌军兵临城下，局势危急，非平时可比（即不应该象平时那样想抓谁就抓谁）。崇祯自以为证据在手，慎重即是因循，不理（《明纪》）。”

   查《明纪》，相关文字是这样的：

   “基命叩头请慎重者再，帝曰：‘慎重即因循，何益？’基命复叩头曰：‘敌在城下，非他时比。’帝终不省。”(见《明纪》卷五十二，533页)。

   《明史•成基命传》、《明通鉴》卷八十一所记，与上面文字基本相同。四相对照，我们发现，方舟子不仅把对话发生的顺序弄颠倒了，而且还把“不省”翻译为“不理”。本来，无中生有地让崇祯“发觉”什么“拉锯战”，并且把“震怒”翻译成“大发脾气”，就已经够雷人的了。没想到，这位语文状元还能让“省”、“理 ”互释。考试题：请方状元解释下面这句话中引号内两个字的意思：

   方先生，请您猛“省”吧！请不要再对我们的恳求（即不应该象平时那样想怎么写就怎么写）置之不“理”了！

   (4) 不打自招

   《雄奇》第六节的开头就是下面这段话：

   “金庸认为，当时的朝臣之中，大约七成同情袁崇焕，其余三成则主张杀他，根据的是当时余大成的说法。其实余大成在后面还有一句：那同情袁崇焕的十之七‘特以所坐甚大，且惮于体仁（温体仁）与栋（梁廷栋），未敢救。’大概不过是余大成为了救袁崇焕的虚张声势，不足为凭。”

   余大成的《剖肝录》和程本直的《漩声纪》，是所有袁粉们最为倚重的史料，并且对其内容坚信不疑。比如阎崇年在为袁崇焕辩护时，就把程本直的一段话直接拿过来当作证据：

   “所谓‘遣散援兵’。是指责袁崇焕遣散前来增援京师的明军。袁崇焕奉谕调度各路援兵。对此，曾在袁崇焕部伍中的布衣程本直疏辩道：‘若夫诸路援兵，岂不知多多益善。然兵不练习，器不坚利，望敌即逃，徒寒军心。故分之则可以壮声援，合之未必可以作敌忾也。况首回尤世威于昌平，陵寝巩固；退侯世禄于三河，蓟有后应。京营素不习练，易为摇撼，以满桂边兵据护京城，万万可保无虞。此崇焕千回万转之苦心也。以之罪崇焕，曰散遣援兵，不同堵截，冤哉！’所以，袁督师‘ 遣散援兵’之罪名，‘莫须有’矣！”(阎崇年：《明亡清兴六十年(下)》)。

   实际上，程本直的《漩声纪》并没有提供什么人所不知的事实，它的价值全在一个“辩”字。而到了袁粉的手中，程氏口沫横飞的“辩”就摇身一变，成了史实了。

   与程本直的《漩声纪》所不同的是，余大成的《剖肝录》以“述”为主，讲述了许多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在《雄奇》中，方舟子明引暗引余大成的文字极多，几乎都是毫无置疑地照单全收。可是，突然间，方舟子却说，余大成的话“不足为凭”了。这未免太过突然。

   实际上，《剖肝录》中，“不足为凭”的话何止这么一句。比如，前面提到的那篇袁崇焕所说的“蓟门单弱，宜宿重兵”的奏疏，就是一例。更让人惊奇的是，为了替袁崇焕鸣冤，这个余大成竟然把所有指责袁崇焕的人都说成是出于公报私仇，连总兵满桂都不放过：

   “会总兵满桂，初与焕共宁宁远，丙寅之役，首主弃城，为焕所叱。至是入援，令其部曲大掠近郊，皆伪称袁兵，以鼓众怨。后因败入瓮城，浸润中官，乘机譖之。上遂不能无疑焉。”

   明史资料，浩如烟海。但这个满桂“令其部曲大掠近郊，皆伪称袁兵，以鼓众怨”，以及“浸润中官，乘机譖之”故事，却只出于余大成一人之口。据《明史•满桂传》，“桂椎鲁甚，然忠勇绝伦，不好声色，与士卒同甘苦。”那么，余大成的故事，到底是真话，还是谮言？如果他连这样的谣都敢造，他其余的话，还值得相信吗？(余氏关于满桂的话，被梁启超全部采信。金庸则比较滑头，做了这样的修改：“满桂部队最初败退到北京时，军纪不佳，在城外扰民，北京百姓不分青红皂白，把罪名都加在袁崇焕头上。”)

   方舟子曾经以权威的口吻批评中国的史学：

   “中国史家的治史态度……至少有两个缺陷，第一是人神不分，神话、鬼话、历史混杂……堂堂二十四史，也充斥了妖魔鬼怪，朱元璋出身的时候，据《明史》说，红光满室，邻居以为失火了，跑来救火，整个一神话。”(方舟子：《春秋笔法》)。”

   可是，看看《剖肝录》中的“鬼话”：“会审之日，风霾昼闭，白日无光”。大概“会审之日”只有余大成一个人出门，看到了这样的奇景。要不然的话，怎么只有他一个人记录了这个奇异的自然现象？

   再看看《剖肝录》中的这个“神话”：袁崇焕下狱之后，祖大寿叛逃回锦州。阁部九卿在余大成的建议下，到狱中请袁崇焕写信召回祖大寿。袁崇焕先是拒绝写信，后来在余大成的劝说之下，“手草蜡书，语极诚恳”。使者持书追赶祖军，

   “至则寿去锦州一日矣。驰骑追及，即遥道来意。军有教放箭者，骑云：‘奉督师命来，非追兵也。’寿命立马待之，骑出书，寿下马捧泣，一军尽哭。然殊未有还意。寿母在军中，时年八十余矣，问众何为，寿告以故。母曰：‘所以至此，为失督师耳。今未死，尔何不立功为赎后，从主上乞督师命耶？’军中皆踊跃。即日回兵入关，收复永平、遵化一带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