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盗憎主人：无耻比无知更可怕

   《雄奇》一文，全长八千五百余字，第一节约一千字，与正文无关。因此，笔者上文实际是分析了《雄奇》正文开始之后的1026字，约占正文的七分之一。笔者证明，在这一千余字中，含有十大谬误、十大笑话。实际上，为了“凑整儿”，笔者还放过了几个小错误。所以说，方舟子这篇“经典之作”，所含的错误、漏洞、笑话、瞎话，至少有一百个——名符其实的“漏洞百出”。

   按道理讲，行文至此，笔者已经没有必要再继续分析《雄奇》了。古人云，一叶知秋，一斑全豹。而我们见到了，何止一叶、何止一斑？这难道还不够吗？遗憾的是，这些确实不够。

   笔者在前面曾反复说过，方舟子的无知，“总是能够达到让人无法想象的程度”。但是，《雄奇》一文所暴露出来的问题，除了令人目瞪口呆的无知以外，更是让人毛骨悚然的无耻。因无知而犯错，还情有可原，所以古语说“不知者不罪”；但是，因无耻而犯错，属于明知故犯，所以要罪加一等。因此，笔者在此节专门论证方舟子的无耻。当然，方舟子的无耻，既不始于《雄奇》，也不终于《雄奇》，更不限于《雄奇》。只不过是，在《雄奇》之中，这个问题相对集中而已。

   如何来发掘方舟子的无耻呢？我们且看《雄奇》一文的“后记”，它专门讲《雄奇》与金传的关系：

   “金庸大侠当年写完《碧血剑》之后，意犹未尽，写了一篇长达六七万字的《袁崇焕评传》附在其后。我当年读的《碧血剑》是大陆的盗印版，删去这篇评传不附，是以我虽然一向留心袁崇焕的研究，却错过了金大侠的高论。直到最近，有网友得知我在写纪念袁崇焕的文章，乃千里迢迢寄来金传让我参考。金庸自谦其评传并无多大的学术价值，只有可读性，则我的这点文字连可读性也没有，或者还有点普及性，不留心明史的人若能因此了解一下这桩大冤案的始末，知道我们曾经有过这么一位被冤杀了的大英雄，足矣。草成此文，以报网友赠阅之谊。凡见于《明史》及与金传重复的史料，文中不另注明出处。”

   尽管方舟子在这篇后记中要给人一种他写作《雄奇》在先、得见金传在后的印象，但是，任何人如果仔细比较一下这两篇文章的话，都可以轻易地看出，《雄奇》完全是根据金传改写、缩写的。关于这一点，在别人发现他抄袭了金庸的“万历四十五年”之后，方舟子不得不以方氏特有的方式承认：

   “《功到雄奇即罪名》一文……是针对金庸的《袁崇焕评传》写的”。

   那么，方舟子所说的“针对”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在《雄奇》中，方舟子为了要显示自己虽然在材料上取之于金庸、但是在见识上却要高于金庸，于是他专门提出了几个与金庸不同的观点。这恰恰像在《大明小史》中，他故意要提出一些与吴晗不同的观点一样。不过，不论是写《大明小史》还是写《雄奇》，不论是面对吴晗还是面对金庸，方舟子得到的结果都是一样的。

   (1) 自打耳光

   方舟子第一个“针对”出现在第三节的倒数第二段：

   “加在袁崇焕头上的罪名，是擅主和议，专戮大帅。擅主和议，是指他跟皇太极的议和。皇太极与明军每打完一仗，都要主动议和，这并非如金庸在《袁崇焕评传》中所认为的那样是诚心诚意的议和，多半是带有欺骗性的缓兵之计。……[略去323字]（对于与袁崇焕的最后一次和谈，皇太极曾在谕文里抱怨说：‘逮至朕躬，实欲罢兵戈，享太平，故屡屡差人讲说。无奈天启、崇祯二帝，渺我益甚，逼令退地，且教削去帝号，及禁用国宝。朕以为天与土地，何敢轻与！其帝号国宝，一一遵依，易汗请印，委曲至此，仍复不允。朕忍耐不过，故吁天哀诉，举兵深入。’则这是什么性质的和谈，再明白不过。对于这次议和，清人后来以为奇耻大辱，淹没不载，幸好清宫内阁档案中还保留了这道木刻谕文。）”

   如果我们把上面这段简化过的文字认真读完，我们就不禁会发出这样的疑问：是啊，皇太极与明军议和，“这是什么性质的和谈”呢？看皇太极的那道谕文，他分明是相当诚恳的啊。这不恰恰证明金庸“所认为的”是合情合理的吗？既然如此，方舟子为什么要和金庸尝反调呢？既然要唱反调，为什么又要把不利于自己的证据拿出来、煽自己的嘴巴呢？

   原来，那篇谕文本来就是被金庸拿出来证明皇太极议和是出于诚意的。金庸说：

   “袁崇焕回任之后，宁远、锦州、蓟州都因欠饷而发生兵变，当时自然不能与清兵开仗，于是与皇太极又开始了和谈，用以拖延时间。皇太极对和谈向来极有兴趣，立即作出有利的反应。袁崇焕提出的先决条件，是要他先除去帝号，恢复称‘汗’。皇太极居然答允，但要求明朝皇帝赐一颗印给他，表示正式承认他‘汗’的地位。这是自居为明朝藩邦，原是对明朝极有利的。但明朝朝廷不估计形势，不研究双方力量的对比，坚持非消灭满清不可，当即拒绝了这个要求③。

   金庸的注释③如下：

   “关于这场交涉，因皇太极称帝之后再自动除去，又向明朝要求发印而不得，在满清方面是受到重大屈辱，所以清方官文书中都无记载，或有记载而后来都删去了。但清内阁档案中还留存皇太极天聪四年颁示的一道木刊谕文，其中公开承认这件事：‘逮至朕躬，实欲罢兵戈，享太平，故屡屡差人讲说。无奈天启、崇祯二帝渺我益甚，逼令退地，且教削去帝（号），及禁用国宝。朕以为天与土地，何敢轻与？其帝号国宝，一一遵依，易汗请印，委曲至此，仍复不允。’)”

   方舟子从金传中发现了这条曾被“淹没不载”的史料之后，当然想要用它来显示自己“搜集资料、归纳整理的功夫”，但是他又要显示自己比金庸更高明，于是就一面说金庸没有看出皇太极的奸计，一面又用人家的材料来证明袁崇焕的议和是“是高一等的议和”。

   问题是，方舟子提出了“针对”金庸的观点，他怎么就没有想到自己需要提出任何证据来证明呢？这是因为，方舟子的这段长篇大论，几乎全部是“根据”金庸：材料来自金传，思路顺着金庸，连文字都十分相像。且看下面的文字对照：

   金庸：(皇太极)“此后每发生一次战争，便提一次和平要求。”

   方舟子：“皇太极与明军每打完一仗，都要主动议和”。

   金庸：“明清双方，都期望有一段休战的时期，以便进行自己的计划。明方是练兵、筑城、屯田，清方是进攻朝鲜，巩固统治。在这样的局势下，具备了议和的条件。”

   方舟子：“在军事上处于劣势的明军更需要有一段和平的时间用于休养兵马，巩固城池，因此对皇太极的每次议和他都积极响应”。

   金庸：“明朝的大臣熟悉史事，一提到与金人议和，立刻想到的就是南宋和金国的和议，人人都怕做秦桧。大家抱着同样的心理：赞成和金人议和，就是大汉奸秦桧。这是当时读书人心中的‘条件反射’。”

   方舟子：“明朝的士大夫鉴于南宋的教训，无不以与满人和谈为耻……敢于议和便被视为秦桧式的卖国贼”。

   金庸：“其实，明朝当时与宋朝的情况大不相同。……关于来往书信的格式，皇太极提议：‘天’字最高，明朝皇帝低‘天’一字，金国汗低明朝皇帝一字，明朝诸臣低金国汗一字。……可见宋金议和与明金议和两事，根本不能相提并论。”

   方舟子：“南宋向金是称臣纳款的求和，而袁崇焕与皇太极是不带任何屈辱性甚至还是高一等的议和”。

   什么叫“亦步亦趋”？什么叫“人云亦云”？这就是。实际上，方舟子陷在金庸的窠臼之中，根本无法自拔。而方舟子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即便是骑在人家的背上，他也要顺便踢人家一脚，好让外人觉得自己没有沾人家的光。这才是不折不扣的“盗憎主人”。

   【注：方舟子引用的“木刻谕文”较金庸多出最后一句话，说明他曾参考了其他文献，很可能是孟森和李光涛的文章(下详)。但是，方舟子说这道谕文是针对“与袁崇焕的最后一次和谈”，以及说“对于这次议和，清人后来以为奇耻大辱，淹没不载，幸好清宫内阁档案中还保留了这道木刻谕文”，则是他抄袭金庸的明显证据。另外，该谕文原缺第一个“帝号”的“号”字，所以金庸加这个字时，将它放在了括号中。《雄奇》发表在《新语丝》上时，此处引文没有括号，但是在《江山无限》中，这个括号出现了。很可能这是编辑替他加上的，并且据此教训他：“建议作者今后写稿能认真核对引文及所有史料，并且，一定要核对第一手资料，而不是第二手、第三手资料。一个喜欢写文史随笔的人，要么自己有很扎实的文史功底，要么能够下功夫做好史料工作。否则，常会贻笑大方。”】

   (2) 自欺欺人

   与自打耳光的第一个“针对”不同，方舟子的第二个“针对”确实与金庸观点不同：

   “专戮大帅，是指袁崇焕在半年前以阅兵为名，乘舟至双岛，祭出尚方剑，斩镇守皮岛的左都督毛文龙于帐前。金庸对此颇有微词，认为毛文龙不该杀，杀的方式也不对头。袁崇焕历数毛文龙的十二罪状，确有凑数之嫌，但不服节制、虚报兵额、中饱关银、擅开马市私通外番这几条，在当时确实都是死罪。”

   袁崇焕斩帅问题的关键，就是袁崇焕是否有斩帅的权力。我们就算袁崇焕所列十二罪状成立，并且假设方舟子胡诌的“不服节制、虚报兵额、中饱关银、擅开马市私通外番这几条，在当时确实都是死罪”是真的(《大明律•军政》卷共二十条，并无相关条例，只有“私卖战马”条与之相近，但处罚不过是“杖一百，軍官賣者罪同，罷職充軍”)，那么，是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杀死一个犯了死罪的囚犯呢？打个简单的比方：你方舟子是一个文字窃贼，是不是因此任何人都有权在大街上煽你的耳光呢？

   从另一方面看，毛文龙的官衔是正二品左都督，挂将军印，持熹宗皇帝所赐尚方剑，职务是平辽总兵官。而按照明朝的法律，

   “凡京官及在外五品以上官有犯，奏聞請旨，不許擅問。”(《大明律集解附例•職官有犯》)。

   “總兵鎮守官受朝廷委任、以防姦禦侮。凡調度軍馬、區畫邊務、風憲官皆無得干預。其相見相待之禮、尤須謙敬。如總兵鎮守官有犯違法重事，須用體覆明白，指陳實蹟，具奏請旨。不許擅自辱慢。其軍職有犯，具奏請旨，已有定例。風憲官巡歷去處，亦須以禮待之，並不得輕易淩辱。”(《大明會典卷二百十》)。

   另外，中国自古就有“八议”之说，身在“八议”之人，享受某些特权。“八议”共分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八类，而毛文龙明显属于“爵一品、及文武職事官三品以上、散官二品以上者”的“议贵”之列。按照《大明律》，除非犯下十恶之罪，“凡八議者，犯罪實封奏聞取旨，不許擅自勾問。若奉旨推問者，開具所犯及應議之狀，先奏請議，議定奏聞，取自上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