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盟被罚142万，许志永博士面临监禁/博讯综合.741. /维权广场

其中，地税的30万元处罚是针对耶鲁大学法学院自2006年以来的四笔资助以及公盟研究员王功权先生于2009年4月的资助，耶鲁大学的四笔资助我们于2009年5月已经交了税，功权的资助刚刚报给会计还没有来得及上税就被查了。国税的处罚同样是针对耶鲁大学法学院的合作项目，我们努力解释过，2007到2008年度的合作合同直到2009年初才确认完成，2008到2009年度的合作项目还没有完成，给我们的钱只能算是预付款，而且，公盟得到的捐助全部用于法律研究和弱势群体的法律援助等事项，没有任何剩余，哪里来18万多元的所得税并处93万多元的罚款？

公盟是一家公益组织，无奈注册成公司，我们一直在申请民政注册。我们认识到了管理确实不够规范，我们都不太懂工商税务，尽管我一再强调过我们的税务不能出现法律问题，但我们聘请的专业会计没有及时帮助我们。在税务稽查的时候，我们默默尽力配合，主动更正一些过错。但是，在丑陋的敌意面前，所有这一切努力都已经没有意义。我们已经缴纳的营业税还是被处罚，我们没有任何盈余还是被处罚所得税，而且，根据法律处罚额度在50%到5倍之间，税务部门没有任何理由一律按最重的5倍处罚。

142万的处罚，也许对很多企业而言都算不得什么，可是对于公盟而言，这是残忍而邪恶的，这不是对公盟的处罚，这是对毒奶粉受害的孩子、打工子弟学校的孩子、遭遇物业公司欺负的业主、为内心正义奔走呼号的上访者......是对千千万万最需要帮助的无权无势者的处罚，这处罚丧尽天良！

我们已经很谨慎了，考虑到一些没有良心的畜生们说三道四，我们拒绝接受一些基金会资助，我们选择了耶鲁大学法学院是因为他们也给一些政府部门资助，我了解他们，他们爱中国。公盟与耶鲁大学法学院的合作项目包括北京户籍制度改革研究，提出新移民准入制度的建议；就钉子户问题、西丰县委书记进京抓记者等问题召开研讨会；为小区业主维权呼吁；反对打工子弟学校强制拆迁；为河北承德五次被判处死刑的无辜公民、为被警方打死的杜学磊等一些列极端的冤案提供法律援助；提出司法改革建议；两会期间提出给人大代表的建议，等等。我们所有的努力都是理性的建设性的，我们怀着善良的愿望推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我们从来都是这样怀着纯真的愿望。

合作项目的钱已经用完了。公盟是一个志愿者团队，我们所有的成员是凭内心的良知和正义感做事，除了很少的办公室专职人员外，我们大部分成员不拿工资，我们把所有的钱都用于良心和正义的事业，我们没有任何利润，从来也没有打算获得利润，我们的收获只是感动。现在如果税务部门要公盟补18万多元的所得税并作出93万多元的处罚，这巨额的罚款只能来自公盟现有的钱——素不相识的朋友们那100元、200元甚至5元、10元的捐助。

这是不可能的！作为公盟的法定代表人，我宁愿接受七年的刑事处罚，也绝不会把这些5元、10元的捐助交给丧尽天良的畜生们。说我许志永犯了偷税罪，就像临沂的警察指控我是小偷一样，可笑！

也许有人在背后恶狠狠地说，公盟有政治目的，我对这种说法报以同情。我们的政治目的很清楚，是为了这个国家民主法治公平正义，为了每一个人的自由和幸福，不仅为了我们具体帮助的个体，更是为了建立民主法治健全的制度，让所有的人，包括那些至今仍然对我们怀有敌意的同胞也能获得正义、自由和尊严。

有人说，公盟就是为社会制造麻烦。我仿佛看到了一张被仇恨和猥琐弄脏了的脸，说，终于逮到了，罚，给我狠狠地罚，只要沾一点边的都给我罚，让你们再给我制造麻烦！不是我们制造麻烦，一年数万起群体性事件不是我们制造的，杨佳不是我们制造的，相反，我们努力把贪官污吏制造的矛盾纳入法治轨道，我们倡导绝对的非暴力，希望我们的社会没完没了的仇恨和冲突能够用爱化解。我们不仅是为了那些遭遇邪恶不公正的受难者，也是为了高高在上的肉食者，我们对这个民族怀有深深的责任——不要让这个国家再出现动荡以至于权贵们死无葬身之地，不要让我们民族的悲剧重演。

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要遭到如此报应？因为我们一身浩然正气，因为我们倡导美好的政治，因为我们的愿望太美好了，因为我们对这个民族从没有放弃希望，因为无论遭遇什么我们内心从来充满希望的阳光。

我很荣幸再次成为小偷。第一次是在临沂，我被指控为小偷并被带到派出所，在没有辩护人的情况下我的朋友——一个从小双目失明为当地村民的尊严而奔走呼号的中国人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判处四年徒刑。这次是在北京，我偷税，哈——哈——哈——！我是一个穷人，穷的只剩下信仰了。大人，把我的美好的信仰贡献给您一点行吗？你们应该需要这种信仰，你们应该有能力像我一样心怀慈悲，慈悲地看着鬼魅魍魉们不安的灵魂。

我是一个穷人，我们是一群穷人，你们不能从我们这里敲诈钱财，也夺不去我们执着的信念。我们没有愤怒，更没有仇恨，我们满怀慈悲，继续走自己的路。公盟不会灭亡的，这个民族的良心和正义的希望不会灭亡的。

许志永2009年7月15日

“两税”顶格重罚公盟命悬一线/田奇庄

7月14日，北京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分别向公盟下达了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认为公盟偷税总计248244元，拟处以五倍罚款。地税拟处罚30多万元，国税拟追缴18万多元所得税并处93万多元罚款，两局拟罚款总额142万多元。两局同时告知，公盟有陈述、申辩、要求召开听证会的权利。

公盟成立于2003年，是由学者、律师共同发起，以推进民主法治，服务社会为宗旨的公益组织。公盟成立五年多来，所作所为世人有目共睹。

按照宪法规定，这样一个纯粹的民间公益团体，本应在民政部门注册为社团组织。可是，在中国特色的环境中，公盟不得不到工商部门登记注册为民营企业。

公盟的生存全靠社会各界捐助。成为企业后，于是公盟必须从有限的捐助中拿出一部分缴纳税款，这使得公盟本来就很窘迫的财务捉襟见肘。

身为法律研究机构，公盟当然知道依法纳税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因而自成立后一直遵纪守法，照章纳税。

这一次，仅仅由于公盟工作人员对一个连续项目的资金入账、结账理解与“两税”不一样，尚未申报纳税（当然，也有可能存在工作失误），即被“两税”处以顶格重罚，我们认为这极不公平。

理由如下：

一、税务局有负责公盟等企业税收的专管员，五年来，税务专管员从未到公盟检查指导过工作，从未对公盟税收提出异议，为什么一上来就处以重罚？

二、按照有关程序，税务局若发现公盟税收存在问题，应责令企业补交税款。在抗拒不交的情况下，才能进行处罚。然而，“两税”并没有履行相关程序，直接重罚，显然违反了程序正义。

三、公盟的经费来自学术机构和研究员企业，均用于研究项目和个案援助，以及公盟的机构建设。对于可以完结的项目，公盟均已经按规定交税。有些工作有一定的项目周期，公盟与对方签订的项目仍然在进行中，还没有总结、评估。我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不能算作企业收入，更不应在不计成本的情况下，完全作为企业所得税缴纳。

四、公盟自成立以来，从事的完全是非营利公益活动，万般无奈才进行工商注册，五年来一直履行了工商纳税人的义务。

五、也是最重要的，“两税”机关明知道公盟是公益组织，明知道五年多来公盟没有从事过任何赢利活动，明知道该项目三年来只收到了68万元资助，而两局却以偷税的名义处以124万元极限罚款。这能说得过去吗？

对于一个完全依赖赞助，没有一点经济收入的公益组织，142万元罚款意味着什么，恐怕大家心里都很清楚。

那么，公盟究竟做了什么事，使得“两税”如此大动干戈呢？让我们回顾一下公盟五年来走过的历程：

2003年许志永、滕彪等三位北大博士提起孙志刚案违宪审查；发起了推动基层人大代表预选程序。　　

2004年，参与起草并向全国人大递交了宪法人权条款的修订建议；关注河南爱滋病村“关爱之家”孤儿院被政府强制关闭事件；为《南方都市报》总经理喻华峰和主编程益中辩护；参与代理承德四公民五次死刑案；对北京动物园搬迁的合法性组织研讨会提出质疑。

2005年，进行中国信访制度的研究；推行人大代表接待日；人大制度研究；撰写《中国人权发展报告2005》。

2006年，完成《2005年中国人权报告》；关注北京出租车提价和管理体制改革；完成中国信访问题研究报告；关注2006年北京市海淀区人大代表直选；关注打工子弟受教育权；撰写修改《北京市养犬管理规定》的立法建议。

2007年，帮助黑砖窑受害人提起行政诉讼；关注中关村拆迁案；开展各类公民参与活动；

2008年，公盟为援助毒奶粉的受害者，组建了律师援助团提公益诉讼；发起了北京律师协会直选活动，促进行业协会民主选举。

进入2009年，公盟发表了西藏314事件的成因调查；发起了推进政府信息公开活动，向多个地方政府提出了三公消费、财政收支的信息申请；举办了法律知识培训班，传播了维权、选举中的法律知识；为邓玉娇、黑监狱受害者、上访者提供援助；召开了居委会选举、绿坝、精神病等多个研讨会；在重大问题上公开发表法律意见，引导舆论走向理性发展的轨道。

以上就是公盟同仁、志愿者以及支持者们五年多来所做的主要事项。

面对着苍天热土，面对着亿万同胞，面对着即将到来的灭顶之灾，面对着试图置公盟于死地的个别人，我们郑重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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