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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個女士寫喬冠華 喬松都:喬冠華與龔澎--我的父親母親.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
章含之:風雨情--憶父親、憶主席、憶冠華,上海文藝出版社1994年
章含之等著:我與喬冠華.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4年
章含之:跨過厚厚的大紅門,上海文匯出版社2002年
吳妙發:喬冠華在聯合國的日子.山西北岳文藝出版社l998年
吳妙發:喬冠華與聯合國.南京大學出版社l996年
吳妙發:外交才子喬冠華.深圳海天出版社1998年
早已讀過章含之的三本書,知道喬冠華的子女不支持喬章之戀。章含之在<<十年風雨情>>中寫道:”可告慰冠華的是他最鍾愛的女兒有了幸福的家庭,而且由於她不帶政治目的去看待家庭問題,因此我相信她對那些往事正在得出一個公正的判斷。”(<<風雨情>>頁164)
所以一旦看到喬松都的書,第一個目的便是想尋找喬冠華的子女對喬章之戀的看法。
在章含之筆下,是男追女;在喬松都筆下,是女追男。在喬松都書中,章含之只以代號”中年女士”出現:
“近來時常有中年女士給爸爸打電話,爸爸總是簡短的英文”all right”作回答。我很好奇,想趁此聽聽他的外語水平究竟有多高,便坐在一旁。爸爸的話很少,接完電話,他輕輕嘆口氣,獨自坐在書房小沙發上沉默良久。在我眼裏,爸爸是一個開朗爽快的老頭兒,這回是怎麼啦? ”
以上的記述和章含之卿卿我我的描述簡直是南轅北轍。
關於喬冠華的性格,喬松都有以下描述:
“爸爸性格耿直,急公好義,遇到不平的事喜歡站出來仗義執言,...以”不趨炎附勢”為做人信條的爸爸,一貫教育孩子要按原則辦事,...總是實事求是地替人講公道話。”
喬松都又說:
“兩個月前哥哥就告訴我,爸爸已決意再婚,對象是一位中年女性。哥哥還說,一些知情的同事和朋友談到這位女士當時的婚姻狀況及一些做法時,都感到憂慮(2007年當事人已就這段經歷在香港出書),他們認為,爸爸己經撐過最艱難的時期,正走向事業的高峰,現在文革尚未結束,還是謹慎為好,...”
不管喬松都知道與否,不可爭辯的事實是:喬冠華在1973年靠攏四人幫,甚至到長安街領導外交部遊行,高呼打倒鄧小平,1974年當上了外交部長,又在1975年和四人幫合作,殘酷地上綱上線打擊周恩來,導引周恩來要靠助手扶持才能離開會場。那時期喬冠華的事業在和章含之密切合作下才真的達到顛峰。這怎能說“不趨炎附勢”?
1976年10月,四人幫倒台,華國鋒把喬免職,喬章二人被隔離審查。喬章二位政治投機份子把一生注碼押到四人幫桌上,結果慘敗收場,遭受了“滅頂之災”(章含之語) 。
喬冠華真的”實事求是地替人講公道話”嗎?請看廈門大學謝泳教授的記述:
“1966年2月,胡風將要被趕出北京時,感到極大的沮喪和屈辱,只好給他在重慶時的好友喬冠華、徐冰、陳家康和老舍寫信求救。以胡風的性格,如果不是萬般無奈,他是不會向這些身居要職的朋友求救的,可以想像當時他的心情是多麽悲涼。但早年重慶的朋友沒有一個 對他表示同情。喬冠華把胡風的信轉給了章漢夫、姬鵬飛和周揚。喬冠華還另寫了信,《百年潮》雜誌(2000年3期)上發表過:“漢夫、鵬飛同志並轉周揚同志:忽接胡風一信。最後一次,大概是1955年,根據定一同志指示,我曾去勸過他一次,講過些什麽具體內容,已經記得不清楚了。來信這樣寫的用意很明顯是 希望對他的處理有所緩和。此人已不可救藥,我的意見是,不便再理會他了。”章漢夫和周揚都在喬冠華的信上畫了圈,同意了他的看法。 章漢夫還特意寫道:“我意不理。””
謝泳意味深長的說:
“這些歷史的細節讓我們感到特別的悲哀。當年如此對待胡風的這些朋友,最後,他們也都遇到了和胡風相似的命運。章漢夫“文革”中自殺了。周揚“文革”中進了秦城,喬冠華最後的結局也不好。”
喬松都書中又記述了胡耀邦和喬冠華去世前的對話。時任中央組織部部長的胡耀邦說:中央對喬的過去錯失一筆鉤銷,問喬有甚麼話要說。喬的回答”不說了,不說了”是明智之舉。他一直趨炎附勢,押注總是押到輸家上,一敗塗地,還有甚麼話說呢?
章含之的書是女情人憶念男情人,喬松都的書是女兒憶念亡父,都不可能給出客觀公正的評價。喬書對亡母的豐富記述似乎是該書最大的貢獻。
喬冠華和龔澎二人和香港關係密切,二人都在香港居住過,二人(尤其是龔澎)和子女都懂英語和廣東話。書中記述龔澎在家中愛用粵語”狗仔”喊兒子宗准,使在香港長大的筆者讀來份外親切。身高似父的喬宗准曾在香港中文大學進修,後來擔任北京新華社駐港代表和駐外大使。喬松都初時學醫,後來也追隨一家的傳統,進了國務院。喬家四口真的一門俊傑。希望新一代的喬家和中國人民不用再在愚昧的泛政治主義的統治下過日子。
2009.7.26
此文于2009年08月21日做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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