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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魔共舞
序 言
在中国共产党人人举手，一片颂歌的十五大闭幕声中，我开始写作这部“反动”著作：谤书——彻底清算共产主义。
我要在书中彻底清算万恶的共产主义，我要用我一个人的声音呼唤民主的曙光，我要把这部书留给二十一世纪——谁说共产主义统治还能维持太久？
很多年了，我在共产主义制度统治下埋葬了少年时代、青春时代。我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力图追求一种希望，一种理想。然而我所有的努力都化为泡影，因为，与我的希望和理想为敌的不是一个人，一群人，而是整个国家——一个共产主义制度牢牢钳制了一切自由意志的国家。
没有一个尊重良心和真理的声音能从中透出，这里的黑暗迫使人们或者同流合污，或者沉默不言。
我曾经愿望过顺从这个黑暗的制度，以换取金钱、名位、财富、美色。享受统治者才有的生活。可是垄断、极度的腐败，早已牢牢建立一种血缘纽带、关系网络织成的铁壁铜墙，它排斥一切，而肆无忌惮地坐地分赃。
没有约束，没有监督，没有自由选举，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政权是世界上最腐败的政权。
然而它居然还要厚颜无耻地宣称自己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最后阶段。它是空前完美的人类理想。在它的统治下，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阶级，人人平等。在它的统治下，人们过着世界上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它的统治下，没有邪恶，没有罪恶，没有一切人间的苦难，甚至没有乞丐——因为那都是资本主义——万恶旧社会的特产！
在我童年的时候，我接受的就是这种洗脑式的欺骗教育。我深信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甚至当我真正看到乞丐，我仍然坚信：我们国家没有乞丐！
1976年9月9日，我为伟大领袖毛主席去世流了泪。1997年9月，我对毛泽东的仇恨驱使不顾一切地倾吐心中的愤懑。
还有邓小平，这个人类历史最大的屠杀学生的刽子手，在经过1989年年6月的血腥镇压之后竟然“真的”活到了1997年。几乎实现了他的愿望：活到香港回归，去香港看一看。他赢得了风光的国葬、上了电视镜头的小百姓的几滴廉价眼泪。并使共产主义的血腥统治继续了又一个十年。
当邓小平的死讯传遍世界，其实并没有什么人真正为他哭泣。只有官方组织的一场场官样表演，来维系他最后的体面。
一个时代终于结束了。十五大不过是共产主义的最后辉煌。它灭亡的丧钟，自1989年6月4日血腥镇压即已敲响，此刻不过是苟延残喘，就像邓小平本人的鸡皮鹤发，风烛残年。
江泽民算什么？共产主义的殉葬品而已。李鹏算什么？一头蠢驴而已。对他的审判已在天地间注定，岂能逃脱得了？
共产主义不能救中国，也从来不曾拯救过中国。它只带给中国人民无穷的苦难、灾祸，它自在这片土地上出现，就给这个民族造成了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空前浩劫。它确实没有带给人民任何救赎。
我不幸，因为我生活在共产主义制度下，被它断送了青春、理想、幸福；我有幸，我毕竟还没有老，还能看到它的灭亡，还有希望开始新的人生。
我有幸，至少我能在心灵中对共产主义充满仇恨，并敢把它诉诸文字。而我的前辈，仅仅因为有独立思考的能力都要被打入监牢，关入牛棚，编入另册，成为被“人民”遗弃的敌人，遭到镇压，“无产阶级铁拳”的专政。
1989年6月天安门前的枪声，改变了我对共产主义的立场。在此之前，我相信，虽然它不好，可确实是一种理想。马克思、列宁、毛泽东都有优秀的个人品德，都是为了历史的进步。
八年时间，洗去了我的幼稚和蒙在眼睛上的灰尘。因此我相信，我此刻说的一切，将被历史证明为真知灼见，亦为千百亿人心中所想而不曾说出的真理。
以上是为序。
中华民国86年（公元1997年）9月24日
第一章
百年革命总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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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也；革命者，去腐败而存良善者也；革命者，由野蛮而进文明者也；革命者，除奴隶而为主人者也。
——邹容：《革命军》
中国历史上，没有革命，只有造反。一部五千年文明史，就是五千年帝王政治更迭史，五千年家天下替换史，五千年造反、称帝，再造反，再称帝的循环史。
这也是一部五千年的停滞史，五千年退化史。因为这部历史的主题就是造反，而造反带来的并不是社会的进步，而是对物质和生命最大程度的破坏。因此，中国社会在经历多次造反之后，已经失去了生机和活力，它的文明气息奄奄，它的资源消耗殆尽，它的人民深陷贫穷。
如果没有鸦片战争带来东西方文明剧烈地撞击，如果没有随着列强的坚船利炮输入的观念变革，而依然沉溺于五千年不变的分合兴衰治乱的历史怪圈里，终有一天，中华民族会因无休止的内耗——造反而走向彻底灭亡。
然而革命的观念生成于中国人的意识，并成为一场挽救民族危亡，推动历史进步的运动，也并非是一日之功。即使鸦片战争爆发十五年出现的太平天国“起义”，被共产党称为“农民革命”，本质上，依然是再一次的造反。
确实，洪秀全用来唤醒民众的思想武器，竟然是一种带着浓厚邪教色彩的拜上帝会。由他自己虚构出来的天父天兄的第二个儿子（天弟），动不动附体上身，居然卷起了历时十四年，震动大半个中国的暴乱狂潮。
这场造反才进行了一半，洪秀全就开始自称天王，分封诸王，定都南京，改其名为天京，去过他的帝王瘾，环拥姬妾美色去了。
农民的愚昧、狂热，浅见，断送了这次疯狂的暴乱。在片疮痍满目的废墟之后，中国依然没有丝毫的进步。相反，民族危机日益深重，而一心维护专制统治的满清皇朝，尽管推行了二十年的洋务运动，可依然屡败于西方列强，并被东洋岛国日本打了个落花流水。
太平天国、洋务运动、甲午中日战争、戊戌变法，所以的失败只证明了一个道理，造反无用，帝制无用。在帝王专制的格局中任何改革都只能注定失败的命运。
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革命始自1894年，孙中山在香港创立的第一个民主革命团体（政党）——兴中会（以往史料多认定檀香山，有新资料证明在香港，吾取新说）。
共产党为了给自己找出是的合法性和必然性，将太平天国的邪教造反拔高为农民革命，将孙中山的民主革命冠以资产阶级四字。意谓：孙中山的革命依靠的是资产阶级，其目的是建立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国家，广大劳动人民仍然是受剥削者和被压迫者。因此，相比于封建主义它是革命的、进步的，但一用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论，共产主义的最高目标衡量就是反动和落后的了，因此推翻它是历史的必然。
我佩服毛贼和共产党发明的这套理论，它至少有以下几个好处：
1．既保持了孙中山革命家的地位（共产党称之为革命先行者），以免因与孙中山为敌而断送自己的合法性，又可以名正言顺地推翻孙中山建立的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及其奠定的民主政治基础。
2．既可以公开抛弃孙中山的民主建国原则——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又可以以孙中山革命的合法继承人自居，大言不惭地宣称自己将中国历史推向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级阶段，其勋业已远远超过了孙中山。由此，而悄悄将孙中山从中华民族的政治生活、感情生活清除出去。五十年的历史，尤其是毛泽东时代近三十年的历史，已经完全证实了这一点。
而拔高太平天国的邪教造反为革命，不过是为了掩盖自己的“革命”本质上是以马列主义邪教煽动成千上万愚昧无知民众以造反手段夺取本可以通过选举手段来获得的政权而已，说穿了，就是为自己的造反寻找历史的合法依据。由是，共产党将历史上一切造反行为——官逼民反也好，打家劫舍也好，甚至当强盗杀人越货也好，一概美誉为人民起义、农民革命。于是，在共产党的教科书里，整个中国历史都被荒唐而离谱地改写了。
在我八九岁的时候，那时我已经开始学会阅读，我从阴暗的阁楼上找到了我哥哥文革前上中学时用过的《历史》课本，从陈胜吴广一直讲到辛亥革命。对农民起义的所有评价都是一个模式：可惜，由于历史的局限性而失败了（意味共产党已经摆脱了这一历史局限，它已完美到无以复加、超越时空了），再不就是被“混进革命队伍中的地主分子”或“阶级异己分子”篡夺了领导权（如项羽、刘邦）或领导人自己“蜕化”为“地主阶级的代表”（如朱元璋），从而使农民革命遭到了失败。当时心里天真地产生惋惜之情。自思：倘非如此，则中国早在1911年（辛亥革命）甚或两千年前（陈胜吴广）就“解放”了，劳动人民早就过上了“幸福生活”。那时为出生在古代的人感到最惋惜的是：他们不能被称为“同志”，这个光荣和神圣的称呼，只有共产党时代才能得到，于是为自己有幸生活在共产党时代油然而生自豪之情。
今天才明白，原来这种历史定位法也是有他的政治目的的，那就是将成千上万人的思想、意志、感情诱入共产党的圈套和骗局中去，以利于它的专制独裁长治久安，世代永远受人拥戴。共产党的政治辞典里，一切都是阴谋，区区教科书，又岂能例外，躲得开去？即使早已化为尘埃的古人，也无一幸免，共产党的爪牙对他们是“一个也不放过”。
巧妙，高明！这是帝王术的极致，这是治人术的顶峰，除了共产党和毛泽东，谁也玩不出来的炉火纯青，神乎其技！
那时我经历了一场有生以来的第一次大恐惧，我恐慌地发现，课本上居然有这么一篇标题：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
那时毛泽东还深居在北京紫禁城的宫廷中，宫廷政治阴谋早已使他心力交瘁，离开弃世不过数年时间。他当然不会知道他治下的帝国这微不足道的一幕，否则定会窃笑而至大笑。当年的中国，除了伟大领袖导师一人之外，还有谁敢无所顾忌地开怀大笑？
我吓得将这个题目用橡皮擦去，将所有的资字全部改成无字。于是标题便变成了：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
兴中会革命迄今正在百年。它的意义至少有这几个方面：
它是真正打破帝王政治格局的革命，将中国历史从五千年的循环怪圈中引出，开中国历史前所未有之新局，使中国从此后能摆脱改朝换代的毁灭性灾难和破坏。
它第一次全面系统地引进了民主政治的概念，将天下为私归还为天下为公的大众观念，这一观念将有助于避免为争权夺利而日益强化的窝里斗现象，使内部的战争、暴乱发生概率降至甚或为零。也就是说，它将带给中国长久的和平；
它使人民懂得了平等观念，它的革命目的即是将少数人对权力、财富、权利的垄断变成人人可以监督并平等追求权力、财富，享受相同权利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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