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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时代中国没有腐败吗?

 毛时代中国没有腐败吗?
     ——熊飞骏
     腐败在今天的中国已成燎原之势,并且在体制内根本没有办法解决。体制内反腐已被一千次证明要么是扬汤止沸要么是火上浇油。
     “奖恶惩善、劣胜优汰”的过时体制不但无法解决贪腐问题,相反为权力腐败推波助澜。无论“双规”多少贪官,腐败分子一样前赴后继,“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胜旧人”。
     无孔不入的腐败把本应是鱼水关系的官民推向完全对立的敌对关系,民众对官场的不满已经逼近危险的地步:谁要是敢于公开站出来和官玩命,哪怕采用非法的极端手段,就有可能被民众视为“抗暴英雄”?
     在对立的另一端,号称“人民公仆”和“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官员对自己真正扮演的角色也心知肚明。郑州规划局副局长质问记者的一句话最能说明问题:“你是替百姓说话还是替党说话?”
     他老兄并非象公众责难的那样“政策水平太低”,规划局的门卫这样总结他的为人:他一个军人出身,性子直说了实话……
     按门卫的观点,他老兄的最大失职就是说了官场不该说的大实话,“说谎的技术”不够火候。
     而“说谎技术”是今天中国为官的第一修养。
     “官民对立”现状潜藏着极大的社会风险,说明中国和平理性实现社会转型的前景越来越渺茫。除非决策层出现能够大刀阔斧推进政治改革,实现社会和解的“反特权英雄”。
     可中国已经逼近社会转型的门槛?
     中国社会的最大风险种子是毛左的复活和文革幽灵的回归。
     当腐败影响多数人的生活,侵蚀到多数人的正当权益时,人们对腐败分子的痛恨和报复心理是可以理解的。三十年前那场灭绝天良的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巨大灾难景象人民已经淡忘;可多数达官显贵被划为牛鬼蛇神押上审判台,任红卫兵殴打凌辱的镜头在人民心头越来越清晰……
     越来越多的国民开始怀念那个时代,极端情绪开始在人们心头滋长。只要能把贪官污吏押上审判台任他们殴打凌辱,就算玉石俱焚又有何不可?
     因为新闻不自由知情权被剥夺的缘故,多数国民不可能知道通过民主法治的途径能够在社会不承担大风险的前提下一劳永逸地消灭贪污腐败。他们只知道毛贼东发动的那场急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才能有效的惩治贪官污吏。
     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念毛贼东,怀念那个把中华文明砸得稀巴烂的毛时代。
     在这种充满极端思潮的社会土壤上,曾被扫入历史垃圾堆的毛左集团复活了。
      尽管毛主义给中华文明造成了难经弥合的伤痛,在和平时期饿死几千万,迫害致死几千万无辜的中华儿女;毁灭了国民最基本的人性底线;制造了亘古未有的人间 惨剧和政治笑料;把中国变成遍地恐怖人人自危的民族大监狱;所作所为比北韩的金太阳有过之而无不及……可在毛左分子嘴里,毛贼东是光芒万丈完美无缺的 “神”,他的文治武功比改革开放以来的所有执政者要伟大千倍。
     毛左分子不切实际地美化毛时代,使用的手段是毛贼东屡试不爽的“谎言”和“造谣”。
     毛左分子的最大谎言是毛时代的中国没有腐败?
     什么是腐败?
     腐败就是公权私用,是以权谋私。
     毛时代的中国没有公权私用吗?没有以权谋私吗?
     非也!
     毛中国不但一样有公权私用和以权谋私,且在程度和破坏力上比今天的中国有过之而无不及。
     腐败在今天的突出表现是滥用职权贪污受贿,买官卖官;在毛时代的突出表现则是滥用职权多吃多占,草菅人命。
     首先毛贼东本人的腐败就登峰造极。
     毛贼东在多数国民忍饥挨饿的时代,不惜花费巨资在全国各省为自己建立豪华的“行宫”。虽然部分“行宫”并非毛贼东的指令所建,而是地方官的“自发行为”。但毛贼东从未认真制止过这种行为,且建造“行宫”方面有突出造诣的地方官都得到了毛贼东的赏识。
     豪华“行宫”的造价无疑接近天文数字;每座“行宫”维持正常运转的管理费用又得消耗一笔巨大的财政开支。在全国人民饥寒交迫的情况下,毛贼东就是这样“艰苦朴素”的。
     毛以后的国家掌舵人在各省为自己建造过豪华“行宫”吗?
      毛贼东好大喜功,为了使尽可能多的地球人信奉毛主义,不惜大笔挥霍纳税人的血汗钱,援助收买地球上那些与本国人民为敌的无赖政权。越南、北韩、红色高棉 柬埔寨、阿尔巴尼亚几乎是中国供养着。人口才200万的阿尔马尼亚,中国仅大炮就无偿援助了一万多门,结果多数派不上用场任其暴露在野外生锈蚀烂。阿尔巴 尼亚国民也因此普遍患上了“受援懒惰病”。这种“慷国民之慨”的无偿援助就是在三年大饥荒时期也没有停止过。中国花费宝贵外汇从加拿大进口的用于救命的数 船小麦就在远洋运输途中突然接到毛指令掉转航向驶向阿尔巴尼亚……有人统计了一下,三年大饥荒时期的巨额外援如果用来购买粮食抢救饥民,几千万生灵就有可 能逃脱活活饿死的悲惨命运。令毛贼东意想不到的是:这些受援国无一例外都是忘恩负义过河拆桥的白眼狼。一个与本国人民为敌的政权是不可能知道感恩图报的, 援助这样的政权本身就是对人类文明的犯罪。
     毛中国时期,普通国民绝不能有“生活作风问题”,轻则批斗游街,重则坐牢枪毙。可毛贼东本人在这方面作得怎样?相信多数国民心中有了答案。
      毛左分子津津乐道毛贼东的“不吃肉”和“穿打补丁裤子”的感人事迹。毛贼东在大饥荒时期有段时间确然不吃平时喜爱的“红烧肉”,但不表明那段时间他在 “吃素”;更不表明他会吃普通国民的饥荒主食——糠菜团子;而是吃价格更高昂的高营养食品,甚至于喜好上了“法国大餐”。至于“补丁裤子”,毛左们能想象 那是什么样了“补丁”吗?绝不是平民百姓常打的那种粗布绵线补丁,而是高工艺的“苏绣制品”,一个补丁的造价远远高于裤子本身。世界上的很多独裁统治者都 有类似的嗜好,一是心灵变态;二是另一种形式的“做秀”。
     …………
     除了毛贼东本人外,毛中国的腐败现象一样泛滥成灾。
     腐败分为“经济腐败”和“政治腐败”。
     毛中国的经济腐败一样大面积地存在。
      毛时代的中国是“实物经济”,生活必须品奇缺,有钱无票买不到急需的物品和服务,没有供应票证的货币在国内的用途相当有限。那时的公民包括达官显贵出境 受到严格限制,人民币兑换外汇转移出境的概率很小,所以权力人物没必要象今天的大贪官一样贪污天文数字的货币,也不可能把贪贿的巨额货币和亲属转移到国外 去。所以毛中国的经济腐败主要表现在权力人物对紧缺物资的多吃多占。
     首先物资供给制度就体现出惊人的不平等,社会上存在一个庞大的“特供阶 层”。供给品的数量和质量主要取决于一个人的社会地位,而不是一个人所做的社会贡献。首长们的“供给档次”不是平民百姓能够想象的,他们享受的“中华烟” 和“茅台酒”平民百姓不可能知道是什么样子。民众只能偶尔品偿九分钱一包的“红花烟”和几毛钱一斤的“代粮酒”。
     除了供给制度明文设定的不平 等阶梯外,基层官员也尽可能利用职权多吃多占。毛中国高度集体化,民众的生活必须品全归集体所有,掌管粮油衣料等物资分配权的各级官员就成为民众货真价实 的“衣食父母”。这些父母官多数没有“生养父母”那种“巴掌手背者是肉”和“宁愿苦自己也不能苦孩子”的慈父情怀,而是想方设法侵占本应属于民众的份额。 因为专制体制缺少有效的监督制约措施,这种“侵占性腐败”普遍而深入。上至县委书记,下至小队队长,多数不同程度地“侵占”了平民百姓的生活资料。
     这不是腐败是什么?
     毛中国的生活必需品极端馈乏,在丰年的“供应”也仅够维持基本生命所需。一旦部分生活必须品被大官小官“侵占”,就有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生命灾难。
     大饥荒时期中国活活饿死了几千万农民,可很少有村官饿死的。
      我的童年时期是在难以忍受的饥饿中度过的,夜晚因饥饿难以入睡是经常的事。有天晚上饿得实在受不了,就在半夜溜出门试图摸黑去偷生产队菜地里的黄瓜。那 时山村饿狼成群,小孩深夜独自出门是要承担生命风险的,只有要命的饥饿才能逼出那种不顾死活的胆量。我在经过村头生产队仓库时意外瞥见窗口亮着灯光,出于 好奇心爬到窗口往里一看,竟然发现生产队长、会计、财经(相当于今天的贮纳)和仓库保管员四人在里面偷分油料。每人面前放着分好的一大桶花生油。
     那时我们村每人每年只能分到一斤油料,一大桶花生油至少有五十来斤,四个队干部偷分的油料就相当于全队所有居民供应油料的总和。
     连食油都大量偷分,就更不用说偷分粮食了。
      基层干部多吃多占,拥有巨大权力的达官显贵则公然巧取豪夺国家资产。毛夫人江青和宠臣康生在这方面表现得最干脆。他俩定期光顾国家博物馆,看上了哪件文 物就直接拿走,馆长再想方设法下帐注销,每件被看上的文物都是价值连城。文革时期红卫兵打砸抢没收来的文物,价值高者多进入了二人的私人收藏室。
      诚然毛中国没有出现动辄贪贿千万上亿的大贪官,主要原因除了“实物经济”限制了巨贪现象外,另一个原因就是毛时代的中国极度贫困,物质资料供不应求,国 民经济象原始社会一样,没有剩余产品供官员疯狂贪贿。如果毛中国象今天一样拥有巨额财政收入和眼花缭乱的剩余商品货币,千万级以上的大贪官一样会大量涌 现。
     所以不是毛贼东消灭了贪污;而是毛中国没条件大贪特贪。
     除了一样存在普遍性的经济腐败外;毛中国的政治腐败则骇人听闻。
     政府的第一职能就是对普通公民生命权的尊重。毛中国则把公民的生命不当回事,权力人物任意践踏公民的生命权,滥用职权草菅人命的现象随处可见。
      童年时期的我经常看到基干民兵押着五花大绑的“政治犯”从村头大道上经过,每隔不长时间就要在公社中学的操场上召开公判大会,主席台上站着一大堆背后插 着“红叉标牌”的现行反革命。这些人多数不是什么杀人、强奸、抢窃、偷盗的刑事犯,而是说错话或被权力人物栽赃莫须有罪名的无辜平民。公判大会开完后,罪 犯就被押往县城飞机场枪毙示众,一个专门枪毙“现行反革命”的刑场。那时枪毙人很容易,一个大队长(相当于现在的村长)就能决定辖区内一个人的生死。
      那时的大队长在辖区内是货真价实的“土皇帝”,不但掌控着全大队一千多号人的经济权,还掌控着全大队公民的居住迁徙权和部分生命权。那时任何人出远门投 亲做工,没有大队长首肯就不能成行。没有大队长出具的介绍信,你不但没有粮票吃饭,也没有哪个旅店敢接待你投宿,在城市你会被当成无业游民强制收容遣返。 城镇招工和上大学也是大队长说了算,他说让谁去就让谁去。大队长要是看上了某个女人,这个女人通常难逃其手掌心。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给大队长带来了“黄金时 代”,很多漂亮女知青被土包子大队长利用职权强暴诱奸甚至长期霸占,在周总理一怒之下杀了一批之后仍有大量村官顶风作案。女知青的血和泪不是今天的毛左愤 青能够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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