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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贼-鲜为人知的故事》26 “革命的鸦片战争”

《毛贼-鲜为人知的故事》26 “革命的鸦片战争”
   1937~1945年 43~51岁
   
   
   延安被叫做中国革命的“圣地”,以共产党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著称。真正使延安能够生存发
   
   展,靠的是什么呢?
   
   延安有两项重要外援。一是国民党政府(在头几年)的接济,二是莫斯科的大量秘密援助。一九四。年
   
   二月,斯大林亲自把援助规格定在每月三十万美金上。这相当於今天的四千五百万至五千万美金一年。
   
   来自本地的主要收入是农业税,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叫“救国公粮”。延安所在的陕甘宁边区公粮数字
   
   年年直线上升。有记录在案的头五年的官方数字是这样的(以石计算):
   
   一九三七年 一三,八五九
   一九三八年 一五,九七二
   一九三九年 五二,二五。 ;
   一九四。年 九七,三五四 ;
   一九四一年 二。。”。。。
   
   一九三九年的急剧增长,是因为那年毛贼开始大规模扩展军队和根据地,需要钱粮。徵粮常常靠强
   
   制与暴力,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谢觉战六月二十一日的日记提道,徵粮有“逼死人,的。谢觉哉地位既
   
   高,跟毛又是几十年的老关系,所以胆敢一直记日记。一九四。年天灾歉收闹饥荒,公粮仍增加了近一倍
   
   。一九四一年,收成减少两三成,可是公粮却再次翻一番。
   
   当地人怨声载道,毛也知道这一点。他後来对高级干部讲了个故事,说一天雷雨中某县长被雷电击毙
   
   ,一位农民就说:老天爷不睁眼,咋不打死毛贼。毛声称他了解到农民的反感後,决定减徵公粮。事实
   
   恰恰相反。那个雷雨天和农民的诅咒发生在一九四一年六月三日,而四个月之後的十月十五日,毛的政府
   
   宣布了史无前例的高额公粮。也就是说,毛得知农民的怒气後反而加倍向他们徵收,甚至还添上一项新的
   
   税收:公草税,即马料。
   
   另一次,毛提到一个“装疯的人”冲过来打他,“对我有义愤,原因即那年公粮负担重。”他没有提
   
   到其他悄悄流传的故事,其中之一说一,个农民买了张毛的肖像,把像上的眼睛挖出来。审问他时,他说
   
   :“毛主席不长眼睛。”真实的公粮数字此後不再公开。一九四二、一九四三年,陕甘宁政府宣布的公粮
   
   数字比实际上起码少说了两成。
   
   中共宣传说陕甘宁边区的税收比国民党地区低得多。可是谢觉哉在一九四四年二月二十四日的日记裏
   
   写道:边区的农业税跟国民党地区比并不轻,有的人“交公粮後没得吃,所交公粮之数几乎和全年收入之
   
   粗粮相等.”,“如白玉宾全家四口,收粗粮五大石,须出公粮四十六斗六升。”甚至有人“实际收的粮
   
   不够交公粮”。
   
   能为陕甘宁边区带来收入的还有盐。盐很容易生产。根据一九四一年边区政府工作报告,边区有七个
   
   大盐池,“产盐方法靠天,夏季太阳一晒,水面结晶,稍微下点雨,融去硝质,打下就是。过去只要盐有
   
   销路,产量是无穷的。”共产党占领头四年,没有产新盐,把几十年的存盐都用光了,致使“西北各地都
   
   闹盐荒。”报告说这是因为“我们缺乏远大计划。
   
   一九四一年,边区政府终於看到了这个赚钱的宝贝,开始产盐。盐成了本地收入的第二大来源。对国
   
   民党统治区的出口中,盐占了百分之九十。中共宣传说延安处在蒋介石严密的经济封锁之下。事实上,它
   
   跟国统区之间贸易不断。
   
   240-241
   
   盐产在边区的东北边,出口口岸在南边,运输全靠农民做义工,跋涉在七百公里的崎岖山路上,称之
   
   为“宫督民运”。谢觉哉等人向毛上书,反对这个“人民赔累,荒废农时,强所不愿”的严酷政策。但毛
   
   告诉他们:“官督民运政策,不但是未可厚非的,而且是完全正当的”。要农民,农暇必须去,非去不行
   
   ”。他还在“农暇”二字下加了著重号。
   
   一九四一年德国入侵苏联後,毛担心苏联不能继续资助他,找了个新的收入来源:种鸦片。几个星期
   
   不到,延安就买了大量鸦片种子。次年,大规模的种植鸦片开始。
   
   在小范围内,毛把此举称为“革命的鸦片战争”。在延安,知情的人们含蓄地说著“特货”。中共掌
   
   权後,这件事在历史中消失了。我们问师哲时,他先说:“这个东西传出去,对我们共产党很不利的。”
   
   接著承认说:“是有这个事情。”“鸦片周围种了很多粮食,是高粱,鸦片种在中间。”一九四二年八月
   
   ,在延安的一个苏联人打麻将时直截了当地问毛,共产党人怎么可能“公然种鸦片”?毛不吭声,邓发替
   
   他回答:鸦片能赚钱,“有钱我们就能打国民党!”西安报纸上有一个很详细的调查报告,指出陕甘宁边
   
   区那年种鸦片的地有三万英亩。
   
   鸦片的主要种植地跟国民党将军邓宝珊的管辖地接壤。邓将军是中共的“老朋友”,有个中共党员作
   
   秘书,女儿也是中共党员,住在延安。他不时造访延安,还把黄河上的两个要紧的渡口拱手交给中共,使
   
   延安跟其他根据地的来往畅通无阻。
   
   邓将军本人也种鸦片,号称“鸦片大王”。他跟毛互相开方便之门。蒋介石曾考虑让邓将军换防,毛
   
   一听说就电告在重庆的周恩来,要蒋停止调动,否则他要“用武力”,把调来的部队“消灭之”。蒋只得
   
   打消换防的念头。毛对邓将军的感谢从他在“七大”上的讲话中可见一斑,他两次特地提到邓,一次与马
   
   克思并举,引得苏联驻延安代表孙平发问:“邓宝珊到底是个什么人哪?毛贼居然把他跟马克思相提并
   
   论!,但毛并不信任他的这位恩人。中共掌权後邓留在大陆,也挂上一连串头衔,但当他提出想出国看看
   
   时,他却未能如愿。
   
   一年的工夫,鸦片解决了中共的困难。一九四三年二月九日,毛电告周恩来:“边区财政难关已度过,
   
   现党政军积蓄资产值边币五万万以上一(合法币二万万五千万以上)。”这个数字六倍於陕甘宁边区一九四
   
   二年的政府预算七千九百万元。据苏联人一九四三年估算,中共卖了四万四千七百六十公斤鸦片,价值二
   
   十四亿法币(相当於今天六亿四千万美金)。到一九四四年,用秘书长谢觉哉的话说,中共很“富”了,而
   
   这“无疑是由特货”来的。
   
   延安干部的生活大为好转。王恩茂日记裏描述了一顿不算特别的饭局:“开始吃了一顿络l”糕、糖
   
   、油煎的花生和面块、梨子、枣子、花生等,继续吃了几十碗菜,每个桌都剩了很多的菜吃不完。”从其
   
   他根据地来的干部常常惊呼延安吃得太好了。“延安党校伙食,每天都是四菜一汤。大盆四方块红烧肉,
   
   让你吃个够。我问他们是不是“七大”代表都是吃这么好?答覆的是你来已减少了一半,过去是八个菜。
   
   “毛主席发胖了!”邓宝珊将军一九四三年六月与毛重逢时恭喜他说。
   
   一九四四年,中共停止种鸦片,原因之一是鸦片过剩。有人提议“特货内销”,即卖给边区的老百姓。
   
   毛贼否决了这个提议,农民吸鸦片对他有害无益。
   
   知情的干部对种鸦片感到不安,毛针对他们讲了一次话。谢觉哉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五日记道:“毛说
   
   我党犯过两次错误,一是长征时乱拿人民东西(不拿不得活),二是种某物(不种度不过难关)”。这样看来
   
   ,中共只犯过两个错误,两个都犯得有理。
   
   对当地老百姓来说,鸦片的主要好处是不再受驻军骚扰。在此以前,他们的房子被占据,日用品和农具
   
   也被徵用。鸦片带来财富以後,毛
   
   242-243
   
   泽东采取措施要改善与当地人民的关系。部队退还拿用的老百姓的东西,他们得填“赔偿群众损失统计表
   
   ”等,还帮助农民种田。据毛说,迄今老百姓对共产党都抱著“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外来共产党人跟
   
   当地人之间的关系局限在工作需要,或是新年到村子裏去扭扭秧歌,象徵性地拜拜年。通婚,甚至一般来
   
   往,都是稀罕事。
   
   鸦片带来的财富并没有用来提高老百姓的生活水准-据谢觉哉记载,共产党吃大灶的,每年也吃肉二十
   
   四斤,而老百姓平均每人吃肉仅五斤。毛一面储备巨额财富,一面不放过机会搜括人民。一九四三年六月
   
   ,他称蒋介石军队要打延安(其实蒋并没有要打),要陕甘宁边区人民“自愿捐献”柴火、菜蔬、猪羊、存
   
   款,还有他们终生的积蓄:一点点金子。
   
   贫困给陕甘宁边区带来高死亡率。这使中共高官也感到不安。谢觉哉一九四四年十月十二日的日记写
   
   道,延安市厂一年生一百八十三,死二百二十四”;志丹县“今年上半年出生率百分之三,死亡率百分之
   
   十四”,死亡率是出生率的五倍。至於原因,谢说是:“衣食住均薄”r,咱豹吃牲口,人畜同居”。生
   
   了病又“没医生”。财政部长李富春一九四四年十一月说边区是“财旺,人不旺(疫病流行、人畜死亡率
   
   仍高)”。
   
   有一个故事广为人知:毛在延安搞厂精兵简政”,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实际上,毛贼要征服中国,需
   
   要更多的干部,更多的兵,精兵简政是不可能办到的。但这是个有利於宣传的口号,他便接了过来,利用
   
   它把老弱病残和政治上不可靠的“落後分子创,清理出干部队伍,送去“参加生产”。为了防止他们寻机
   
   逃跑,有特别规定说,对这些人“须安置在较中心地区,一则能使他们安心生产,再则免遭边境顽固分子
   
   之破坏挑拨与勾引。”
   
   即使算上这些被精简的人,从一九四三年三月的机密文件《各级政府及参议会整编办法》可以看出,
   
   边区政府工作人员总数是“较前增加”。增加的大多在基层,目的是加强控制。毛也以精兵简政为名,合
   
   并最高层的部门,便於自己一手掌控。
   
   人们熟知国民党统治区的通货膨胀,有所不知的是陕甘宁边区毫不逊色。据谢觉哉日记,一九四四年
   
   跟中共初来的一九三七年比,盐涨了二千一百三十一倍,清油二千二百五十倍,棉花六干七百五十倍,火
   
   柴二万五千倍。一九四二年六月二日《解放日报》一篇文章,标题是“娶不起老婆”。裏面说:过去娶老
   
   婆费钱是几十元至一,二百元,现在花数万元边币才能娶到个寡妇。
   
   中共在抗战中的政策是“减租减息”,但陕甘宁边区高利贷盛行。原因是政府发放的贷款太少,要靠
   
   私人贷款来弥补,利率“听任民间自行处理”。谢觉哉一九四四年十月十六日记载:“一般放帐利率,去
   
   年月息为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五十。”更可十白的还有“每集(五天)每万元出利一千五百至二千元”,即
   
   五天之後就涨百分之十五至二十。为了筹款而被迫卖青的农民,有时要价只相当於收获时粮价的百分之五
   
   。毛统治中国多年後,延安像其他老根据地一样,依旧穷困不堪。一个对红色中国热情澎湃的瑞典人米尔
   
   达(”.Myrdal)一九六二年跟毛有这么一段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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