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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诺过去曾在延安山区和毛泽东、周恩来等相处了一段时期。他明白这一刻 -- 即与毛泽东一同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这一刻 -- 的意义。因此他后来写道：「中国领导人在公众场合的一切表现，都是有目的的。」新华社向全世界发放这帧照片，其信息对中国人民来说是再清楚没有了：毛主席对发展中美关系有兴趣。但不幸，正如尼克松的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后来打趣地说：「我们西方迟钝的头脑完全接收不到这个信息。」

   被委派了新的任务之后，我不再是毛泽东的主要英语翻译员了 -- 这角色由唐闻生担负起来。但我仍是周总理的第一英语翻译。斯诺给周做了一个访问，整整用了一个晚上。谈话中涉及许多方面的问题 -- 包括台湾问题。周总理告诉斯诺，中国已准备好和美国讨论美方在保护台湾流亡政府方面的角色。

   稍后，毛泽东亲自告诉斯诺，他欢迎尼克松来中国，「以美国总统的身份也好，以旅行者的身份亦好。」中国信息是否到了白宫，我们不知道，但无论怎样，我们间接得到了白宫的回应。1970年11月10日，我为周总理和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做翻译。正如所有类似的场合一样，除了我之外，还有记录员和其他的外交部人员，以及叶海亚汗一方的人员。会谈涉及双方有兴趣的问题，其中并无任何特别之处。当会谈将近结束的时候，叶海亚汗突然说：「我想和总理私下谈谈，希望只有一个翻译在场。」这是一个不寻常的要求，但总理立即同意了。他指指我：「小冀，跟我来。」

   在一个只有我们三人在场、紧闭着门的僻静的会议室里，叶海亚汗说他最近访问了美国，并在美国椭圆形办公室里见过尼克松总统。总统请他向中国转达一个信息。这时，我感到血脉亢张、呼吸紧迫。美国总统要直接给中国总理一个信息，这是历史上第一次!

   「尼克松先生委托我告诉中国，美国人认为改善中美关系是必需的，」叶海亚汗说。「此外，总统先生还说美国不会参加任何针对中国的联盟组织。他愿意派遣一个高层密使来北京，讨论所有两国尚待解决的问题，以期最后和中国建立友好关系。」

   我不知道周总理是怎样保持冷静的。对于我们两人来说，这好像是梦想成真。就我而言，这是个人问题；而对于周总理来说，我知道他一开始便认为中美应该是盟友。现在总算是有这个可能了。

   事隔一个多月后，周总理才作出回答。他的回答是：「中国一向所愿望的，也是经常努力尝试的，是透过和平方式谈判。为了讨论中国领土台湾的问题，我们欢迎尼克松总统派遣特使来北京商谈。」周总理还提到了，虽然美国还从不同的渠道传达许多不同的信息，但这是第一次「由一个国家元首给另外两国国家元首传语。美国知道巴基斯坦是中国的好朋友，因此我们对这个口信十分重视。」

   最大的公开的突破发生在1971年春天。那时日本正举行国际乒乓球赛事，中国第一次派出队伍往国外比赛。美国队中一个选手在闲谈中，向中国选手表示有兴趣探访北京。周总理获悉此事，他跟毛主席请示此事是否可以进行。毛初时认为不好，但旋即改变他的看法。于是外交部立即发出邀请。中国向美国选手铺了红地毯，「乒乓外交」成为国际媒介的头条新闻。

   周总理亲自在大会堂接见美国运动员，而我是这次会见的翻译。总理告诉这些年轻的美国人，说他们正在为中美关系展开新的一页。「我有信心中美友谊的再次开展，必然得到两国人民的欢迎，」他说。美国选手静静地听着，不知怎样回应。周总理逐一观看他们年轻的面孔，然后问：「你们同意我吗？」运动员们报以如雷掌声。这之后周总理还会见了好些美国新闻记者和专栏作家，他的符合人性的言论赢得了他们的好感。他也没有隐瞒中国的问题，例如人口过多。接着的发展涉及到了尼克松总统和基辛格，故事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了，我在这里简述如下。

   1971年7月1日基辛格自华盛顿安得鲁斯机场乘机起飞，对外宣布的原因是访问西贡、曼谷和新德里，最后以巴基斯坦的伊斯兰马巴德为终站。但他真正的目的是秘密前往中国，进行中美建交前的谈判。在巴基斯坦，基辛格诈作肠胃不适。参与这个秘密任务的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公开表示关注，并对媒介说准备把基辛格送到他的山区别墅，以便他能在一个幽静的环境中康复。事实上，在第二天7月9日天刚破晓，基辛格和他的随从乘坐巴基斯坦军车到了查克拉拉机场。一个英国记者凑巧因其他事务也在现场。他看见基辛格，立即打电报给他的伦敦上司。这位上司认为不可能，没有理会，结果白白溜失了一个独家报导的机会。(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