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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和苏联的关系，因为边境纠纷而变得愈来愈恶劣。苏联对中共的威胁，在历史上第一次超越了美国。但是一些细微的发展，似乎对中国有利。在美国，尼克松总统刚上任，他公开表示有意访问中国。美国解开了本国人访问中国的限制。此外，在1969年10月，美国撤走了两艘一直巡逻台湾海峡的驱逐舰。

   1969年12月3日，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在华沙文化宫举行的一个南斯拉夫时装展览会上，瞥见了中国驻华沙代办。他走上前去意图转达一个信息：美国已做好和中国进行严肃谈判的准备。可是我们的怯懦的代办不想和敌人交好，也不知怎样应付这个场面，唯有夺路逃跑，走下了楼梯。代办的翻译避进了洗手间，被斯托塞尔追及。于是在这个洗手间里，美方代表向中方代表(一个惊惶失措的翻译)传达了这个影响中美关系的划时代的信息。

   为了证明斯托塞尔这个信息是正式的而非他本人一时的狂想，美国国务部在第二天的中午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了斯托塞尔和中国代表曾有短暂交谈。

   不久后，高级副外交部长罗贵波召我到他的办公室，告诉我中国和美国已经展开秘密接触，只有几个人被选派参与此事，我是其中之一。罗贵波说:「你所有其他的责任都要让路给这项工作。从现在起，你要开始阅读所有提供给你的材料。」

   由这时开始，我的工作 -- 即利用我的特别技能给政策服务 -- 变为集中在研究政策本身。这是一个挑战，因为我仍是总理的一个全职翻译。今天我可能在一个与非洲某国元首的会议中担当翻译，明天要应酬的客人可能是一个欧洲的大使，而后天我可能陪伴总理访问某一亚洲国家。接受了这个任务，意味我要随时候命。我还要保密，不能对任何人透露一点风声，例如我到过哪里或将要到什么地方，包括我的妻子向同在内。

   工作小组包括我的韩战老友过家鼎、王海容、(毛泽东的孙侄女) 唐闻生和其他少数几个人。领导是章文晋。章是清华大学毕业生，曾在德国留学。他也曾担任周恩来的翻译。

   1970年初当美国秘密轰炸柬埔寨以切断北越的援助线之后，中美关系修好的前景变得暗淡，直到下半年才有所改善。该年七月，周总理会见了美国作家斯诺。斯诺是1938年出版的畅销书《红星照耀下的中国》(或译《西行漫记》)的作者，此书把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公开在中国版图上，因此他在中国享有特殊地位，并被允许访问中国。在北京的乒乓球赛事上，他和周总理并肩而坐欣赏比赛。周问了很多关于美国当前的政治问题。周惊奇地发现斯诺认为美国正要从越战泥潭中抽身而出。美国陷于越战中不能自拔，而这情况的造成正是由于我们对河内的援助，以及我们容许苏联利用我们的铁路运送军用物质给北越。

   周总理告诉斯诺，虽然来自南方和东方的威胁有所缓和，但来自北方的威胁却没有减少。斯诺问：「哪个较为省力，和苏联谈判修好，还是和美国？」周总理含笑回答：「我也正在考虑这个问题。」周总理的回答令我十分高兴，因为经过了这么多年，以及失去了和糟塌了这么多的机会之后，我至爱的两个国家再次找到了共同立场。

   隔了一个多月，在庆祝十月一日的国庆典礼上，我被召到天安门城楼上为毛主席、周总理和毛的接班人、国防部长林彪翻译。一如既往，我站在领导人几步之后候命。我瞧见周总理领着斯诺和他的夫人走向毛主席。我立即趋前给他们传话。毛首先对斯诺和他的夫人表示热情的欢迎，并向他们介绍国庆游行的情况。他接着告诉斯诺庆典完了之后，他想和斯诺多谈几句。

   毛泽东在这样一个重要场合和一个美国人表现亲密，这事本身已经非常耐人寻味。但还叫人更加惊奇的是，一直站在毛、斯两人身旁的林彪元帅，当记者开始按动快门拍摄时，突然一言不发地离开现场。第二天所有中国报纸的头版上都刊登一幅大照片，载着一方是态度安详的毛泽东，一方是满头白发的斯诺，而我则站在他们中间。我因此广为世人所知，包括我童时在美国的同学和朋友在内。

   这是历史上头一次，不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的领袖和毛主席并排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这个中国最神圣的地方) 而是一个普通人，一个来自帝国主义国家的普通人。(之一)